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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中药学第1讲-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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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临床运用方剂需要注意的问题

前人的方剂,皆为医学理论精华和临床宝贵经验密切结合融汇集积而成;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很好地继承与发扬。前人的许多方剂,组织严谨,配伍巧妙,直到今天,依法使用,仍有良效,成为临床上经常应用的方剂。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些方剂时,也应注意到古今生活不同,社会环境不同,人的禀赋、饮食、居住、病因等也均有不同:所以,我们在临床上运用前人的方剂时,既要学习与掌握前人关于方剂的法度规矩、严谨的组方理论和宝贵的临床经验,又要注意运用中医理论按照辨证论治的方法,结合具体情况,对前人的方剂进行加减化裁而灵活运用,才能使方证合宜,提高疗效。虽然我们强调对方剂一定要灵活运用,但是也不能灵活得无法无度,随便拼凑,有药无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故提出以下应注意的一些问题,与大家共勉。

1、密切结合辩证论治
用中医理论指导方剂的临床运用中国医药学几千年来逐步形成了“辨证论治”的独特医疗体系,使这门既能发挥保健长寿作用又具临床治疗效果的医学科学,达到了医疗艺术的境地,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起了重要的作用。辩证论治的具体内容,包括理、法、方、药等几个方面。理、法、方、药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理”贯穿在法、方、药之中,不能截然分开。 “理”就是中医理论,也就是说中医治病要用中医理论指导,其中的 “方”,就是指方剂的运用而言。方剂俗称“药方”,药方是用“药”组成的,可见方、药是辩证论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组成药方要符合“法”(治疗法则)的要求,“法”的确立,是在运用中医“理”论对疾病进行辩证,辨认出疾病的证候并找出主证后而确定的。所以说理、法、方、药是密切联系的。
“方”、“药”既然是辨证论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临证时,要密切结合辩证,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灵活运用方剂,例如对病人经过辩证,确认患者证属外感病风寒束表证,治疗法则确定用辛温解表(发汗)法,这时要根据“法”去选“方”,选方也要根据具体情况,因人、因地、因时灵活掌握。上证病人,如果是在我国北方,病人又是北方人,那就可以据法选用麻黄汤(麻黄、杏仁、炙甘草、生姜、桂枝、大枣)或入参败毒散(羌活、独活、前胡、柴胡、人参、茯苓、桔梗、枳壳、川芎、生姜、薄荷、甘草)之类的方剂;如病人是在我国南方,病人又是南方人,那就要选用香苏饮(苏叶、香附、陈皮、甘草、生姜、葱须)或连须葱白汤(连须葱白、生姜或加葛很)之类的方剂;如病人是我国中原地带者,则可选用神术散(苍术、防风、甘草、生姜、葱白、羌活)之类的药方。可见,虽然治法都是辛温解表,但选方却有了种种不同,再进一步言之,如南方人在北方患了外感病风寒束表证,虽然也可采用辛温解表法,但不宜用麻黄汤之类的大力辛温发汗方,只可用香苏饮加荆芥、防风、豆鼓之类药方,并且不可重用防风等辛温药。这是因为南方人体质柔健,皮肤细嫩,肌腠容易疏解,不同于北方人的体质矫壮,皮肤致密,肌腠不易疏解,非大力辛温发散药不能解表之故。反之,北方人在南方患风寒束表证,也要适当照顾当地气候温和,也可选用香苏饮加荆芥、防风、羌活之类随证出入。另外,对虽是北方人但已久居南方,或南方人已久居北方,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生活习惯和饮食居住特点不同,以及春夏秋冬季节气候不同等等,都要在选方时加以考虑,灵活掌握,不可千篇一律,另外,对病情轻重、转化传变等诸方面,在选方时亦应加以注意,总之,临床运用方剂时,要注意符合辩证论治的要求,并且要用中医药理论指导之,适当加减方剂中的药物或用量。

2、以“法”统“方”,“方”中有“法”
《黄帝内经》中论述了许多关于治病的大法(亦称治则),使医家对疾病的治疗,有法可依,有规律可循。它指出气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有正治、反治,有“反佐以取之”,以及上取、下取、内取、外取、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等多种治病大法。例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耎(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各安其气,必清必静,则病气衰去,归其所宗,此治之大体也”。(《素问•;至真要大论》)又如:“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损者温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适事为故。”(《素问•;至真要大论》)再如:“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等。张仲景先师在《伤寒杂病论》中,论病、辨证、立法、选方,随证加减,依法变化,有法有方,选药精当,具体体现了《内经》治病大法的精神,开用“方药”治病的先河,垂法于万世。后世医家把治疗法则又归纳为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八大法则。经过历代医家的临床运用和研究发挥,又在这八大法则基础上,结合《内经》治病大法的精神,创制出许多更具体的治法,例如汗法中有辛温发汗法、辛凉发汗法、滋阴发汗法等;下法中有急下存阴法、增液承气法、养血润下法等;温法中有温中健脾法、温肾助阳法、温阳化气法等;补法中又分出峻补、缓补、温补、凉补、补心、补肾、补脾、补肺法等等,此不详举。还可把八法中的各法互相交叉配合,则可以说治病方法变化无穷。所以前人曾说“病有千端,法有万变,圆机活法,存乎其人。”“八法之中百法备焉。”我们要时时把这些治法精神运用在辨证论治过程中。一般说,在临诊时运用中医理论,确定主证完成“辨证”以后,就要进行“论治”。论治首先是“立法”(确定用何种治法),把治“法”确定以后,就要根据“法”去选方、用药。前人把这种方法称做“以法统方”,意思是说要根据治“法”的要求去选用方剂及加减药物。例如立“法”是辛凉解表,那么可选桑菊饮或银翘散方去随证加减。如果疾病处在初起阶段,头痛、发热、口渴、脉数、温热之邪居于卫分尚浅,则可用桑菊饮加减;如果病邪虽然仍在卫分,但病人出现咳嗽、口渴、咽喉微痛等邪盛的症状,则可用银翘散加减。如果立“法”是急下存阴,则可选用大承气汤加减。如果立“法”是清泻心胃火热,佐以解毒,则可选用凉膈散加减。总之,要根据立法去选方。当然,方剂中的药物加减变化,也要体现出“法”中的要求,更好地反应出治法的内容,以提高疗效。前人称此为“方中有法”。例如:当选用大承气汤急下存阴时,若看到病人年岁已老,平时体弱,就可以把方中的芒硝去掉,改为元明粉,这样既能达到泻下的目的,又比较平稳不伤正气。再如用凉膈散加减时,考虑到立法中还有“佐以解毒”(因凉膈散证多有口舌生疮等),所以就可以再加银花、蒲公英等,以加强解毒,更好地满足法的要求,提高疗效。至于补有峻补、缓补、凉补、温补,泻有急下、缓下以没攻补兼施等等治法,均有相应的方剂可供选用。

以上仅举了几个简单例子,以说明“以法统方、方中有法”的精神。我们在临床辨证论治时,一定要理、法、方、药一致,选用方剂要根据治法的要求。

3。运用前人成方要随证加减,灵活变化
在临床上运用前人的方剂时,还应根据具体证情随证加减,灵活变化。有人主张方不在多,贵乎加减得法。我们在选用前人方剂时,决不可生搬硬套,原方照抄。当然,病情证候非常符合原方主治时,也可以使用原方剂,但药物的剂量也常常因人、因时、因地等情况的不同而与原方不同。所以绝对地、一字不变地搬用原方的情况,是很少的,绝大多数情况下要灵活加减,随证变化。例如:有一位女病人在两乳房下方,沿第六、七肋走行方向生有两个象倒放的牛犄角样条状硬块,已有十多年。经辨证认为是由于肝气郁滞,气痰凝结,久病入血,气、痰、血互相积结而成。我根据疏肝行气、消痰散结的治则,选用了柴胡疏肝散的柴胡、香附、枳壳行气疏肝,又加入生石决明滋肝阴、潜肝阳以助调肝行气之力。为了加强行气作用而比原方加重了香附和枳壳的用量(考虑到病人素有高血压病,恐柴胡的升阳作用对高血压不利,故第二诊(3剂后)改用郁金而不用柴胡)。为了增强化痰作用,改原方的陈皮为化橘红(原方为七味药,选用了四味)。为了深入一步消散痰结,又加入白芥子辛通走散,行气豁痰,消皮里膜外之痰结。为消除肿块,除用了行气消痰之品外,又把具有解郁柔肝、软坚散结、消痰核作用的消瘰丸方(牡蛎、元参、贝母)结合进来,以加强消除肿块的作用。因久病入血,气、痰、血互相积结,非用活血散瘀之品不能促其消散,故于第二诊时,加入丹参、炙山甲活血散瘀、化癥消积。又考虑病已十余年,不但需要药力集中,而且需要药力持久,故另外加服了白金丸(白矾祛湿消痰,郁金解郁舒肝,兼能散瘀消恶血)每日2次每次1。5克。这样,本例的处方实际上是柴胡疏肝散、消瘰丸、白金丸三方的随证加减。在药量上也因人、因证而异,进行了调整。共进18剂,硬块完全消失,经10年追访,一直未再复发。

4。方剂加减变化要有方法
前人在方剂加减变化方面,积有丰富经验,可供我们学习应用。今把前人关于方剂加减变化的经验和方法加以归纳,结合个人体会,介绍以下7种方法,以供参考。
(1)加:即在原方中加一二味药,或是加重原方中一二味药的用量。
(2)减:即在原方中减去一二味药物,或是减轻原方中一二味药物的用量。
加、减二法中,有药味的加减,有药量的加减。有时药味虽没有加减,但药量有了轻重的不同,则方意、功用均完全不同,需要注意。
(3)裁:“裁”如裁衣即在原方上裁去目前不需要的部分药物。
(4)采:“采”亦称“摘”,即是在保留原方主要药物的基础上,再把其他方剂中功效最突出或配伍最巧妙的部分采摘过来。
(5)穿:就是把所需要的二三个或四五个药方的主要部分,有主次、轻重地穿插起来成为一方。例如我自拟的麻杏二三汤就是把麻黄汤中的麻黄、杏仁二味采过来,再和二陈汤、三子养亲汤穿起来(一般常减去白芥子、甘草,老年人仍用白芥子)而成一张治疗咳嗽常用而且有效的方剂。
(6)合:“合”就是根据治则要求把两个或三个、四个药方合并成一方,有轻重主次的结合起来应用。例如我常用来治疗顽固难愈的胃脘痛而自拟的三合汤、四合汤。
(7)化:“化”既是方法也是要求。上述的加、减、裁、采、穿、合,有时可以单独使用,有时要配合应用。这就需要灵活运用,切忌死板。对所选用的方剂,经过加减或采裁穿合的变化后,还要注意力争达到“化”。也就是把经过变化的药方,除再次与证候、治法、人、地、时等多种情况进行分析、核对无误外,还要仔细分析药方中各药的组织配伍和药力比重、用量轻重、先煎后下及炙、包、研、炒等是否合适,各药之间以及与证候、治法之间是否有着有机的联系,能否达到发挥其最大的治疗特长并纠正原方药的所短等等,使药方比原方更符合治疗的要求。前人曾用“出神入化”来赞誉这些经过变化而取得良效的方剂。有些著名的方剂,就往往是在这“化”中所出的,例如我们最常用的补中益气汤、阳和汤、生化汤等名方。如果我们借用化学名词的概念来帮助理解的话,“化”也就是要求把方剂的药物组成、配伍、变化与证候、治法等达到“化合”的水平,而不是把一些药物彼此孤立地“混合”在一起。

另外,中医用药除了汤剂以外,还有许多剂型,如丸、散、膏、丹、酒等等。由于证情的变化,需要改变剂型时,处方时应适当增减药物用量。例如生石决明、生赭石、生石膏一类质重的药物,在汤剂中往往用量较重,如将原方由汤剂改为丸散剂时,则可适当减轻其用量。

5。吸收经方、时方、土单验方等的长处
“经方”一般指《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著作中所记载的药方。这些方剂有很多优点,如药味较少,组织严谨,义理精深,主、辅、佐、使和大、小、缓、急、奇、偶、复,区分明确,对药物的炮炙煎服、分量轻重、加减出入等都考虑得比较周到,“方”与“法”统一,治证明确,有是证必用是方,用其方必守其法,易一病即易一方,甚至方中药味相同而用量不同,则立方之理已不相同,治证也随之不同,方名也随之改变等等。所以至今经方在临床上仍被广泛应用。
“时方”是在经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时方中,主、辅、佐、使的组织,组方立意的宗旨,药量轻重的权衡,配伍变化的须、使、畏、反,炮炙煎服的宜忌等,都体现着中医理论的深邃变化,所以必须十分熟悉中医理论,包括历代名医的高论,才能善用时方。时方中有许多方剂不但发展了经方的组方、治证、变化等原则和精神,而且还弥补了经方的不足。例如:刘河间的防风通圣散,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凉膈散、紫雪散、至宝丹、苏合香丸,《韩氏医通》的三子养亲汤,《温病条辨》的安宫牛黄丸、银翘散、增液承气汤,《医林改错》的补阳还五汤、膈下逐瘀汤等等,都是疗效可靠、大家常用的著名方剂。

我认为,经方是时方的基础和楷模,时方是经方的发展与补充,把经方与时方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土单验方,则是指流传在民间和收载于“方书”中的或一些医家的秘方、经验方以及草药、单味药方而言,也有的是师徒、父子之间口传亲授的特效方。这些方子中,相当一些具有简、便、验、廉等优点,并且有的配伍精当,能启发人的思路,增长学识。

在运用上述几种方剂时,要避免偏执。有的人,喜用补方则凡病皆补,喜用攻方则动辄即攻,喜用凉药者动笔即寒凉,喜用热药者动笔即温热,爱用经方者则讥讽用时方为叛道离经,喜用时方者则褒贬用经方者为因循守旧、固执不前,等等。这些偏执的做法和思想,不利于我们学习与发展中医药学。我认为临床用药必须根据病情需要,应补则补,应泻则泻,应热则热,应凉则凉,用经方比较合适则用经方,适用时方者则采用时方,能用土单验方者,则用土单验方。需要把三者(经方、时方、土单验方)有机地结合起来,灵活运用。总之,不可刻板偏执,而是要取众家之长,灵活化裁,以提高疗效。正如明代医家李挻在《医学入门》中引李东垣之语说:“善用方者不执方,而未尝不本于方也。”

6。 注意方药的煎服方法
我们在学习前人的方剂时,不但要学习方剂的药物配伍、组织法度,还要注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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