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1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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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才干。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直到辽朝后期还没有按中国模式确立
一个固定的都城及宫廷和官府。契丹宫廷总是不断迁徙，皇帝从未放弃在帝
国内的定期游徙和定期前往他们的四季行宫（捺钵）。这种形式的政府不利
于正常保存国家的档案。各级政府的个人专断方式，加上辽朝管理体制被分
割为北面官（管理部落民）和南面官（管理汉人），前者用契丹文记录部分
公务，后者则专门使用汉文，更使资料不易保存。
辽朝和其他中原王朝一样有专司起居注的官员记录皇帝的日常活动。①
这些起居注应该是保密的，但是皇帝有时强加干涉，坚持要看起居注中如何
①
记录他们的活动，并处罚那些拒绝给他们看起居注的官员。 10世纪末叶，
辽朝已有按唐朝制度建立的国史院，它的主管官员和三个僚属，既有契丹人，
②
也有汉人。他们正常地将逐日的记录汇集成起居注。在圣宗（982—1031年）
③
时，他们还开始修撰前朝的实录，第一部奏上的实录是在991年。在道宗
（1055—1101年）时，委任了编撰“国史”的监修官。1085年，国史院奏上
④
了道宗朝以前的各朝实录。这些实录提供了一个从王朝建立到1055年的编
年史，可能保存了早期各皇帝在位时的第一批经过整理的资料。道宗去世后，
他的继承者天祚（1101—1125年）在1101年下令续修至他以前的各朝实录。
⑤
由耶律俨主持修撰的实录在1103年完成，共计70卷。这个实录保存到了明
朝初年。天祚帝时没有起居注。
辽朝皇帝至少下令编撰过两部契丹建国前的史书。第一部是941年编撰
⑥
的《始祖奇首可汗事迹》，可能是用契丹文写的。第二部是监修国史萧韩家
⑦
奴主持编撰的汉文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20卷，1044年完成。萧韩家奴
为了使契丹天子乃至庶人都能了解中国制度和古今成败，特别把一批汉文史
① ＇645＇ 《辽史》（北京，1974 年版），卷47，第776 页。
① ＇645＇ 《辽史》，卷23，第278 页。
② 契丹人耶律鲁不古在太宗朝已有“监修国史”的名号，但是史馆是否设立得如此早，颇值得怀疑。见＇645＇
《辽史》，卷47，第781 页。
③ ＇645＇ 《辽史》，卷13，第141 页；卷79，第1272 页。
④ ＇645＇ 《辽史》，卷24，第290 页。
⑤ ＇645＇ 《辽史》，卷27，第320 页；卷98，第1416 页。
⑥ ＇645＇ 《辽史》，卷4，第49 页。
⑦ ＇645＇ 《辽史》，卷103，第14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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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翻译成契丹文。被翻译的有9世纪时马总撰写的通史著作《通历》，薛居
正撰写的《（旧）五代史》（后来被列为五代的正史），吴兢编辑的唐太宗
⑧
和他的大臣讨论政务得失的《贞观政要》。《贞观政要》似乎很受来自北方
的非汉人统治者喜爱，因为其中的治国言论较易于被接受。这部书后来又被
翻译成西夏文、女真文、蒙古文和满文。
尽管宋人严格禁止图书出口，辽的宫廷史官和文士还是知道中国的宋朝
①
的历史著述。1096年，辽廷的一个汉人官员在给道宗的上书中指出，宋廷
虽然承认辽廷与之相同的地位，但是在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中，却将
契丹附于四夷之中。他建议在辽人修的国史中给宋以同样的待遇。②
女真人的金朝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远超过辽，在灭辽之后，金朝理应修撰
前朝辽的正史。但是，关于辽是不是一个正统王朝的争论成为修史的一大问
题。虽然辽具有中国式王朝的所有外在形式和地位，并得到了宋廷的认同，
它的统治却从未超出中国北部的一个小边缘地带。甚至在与中国的宋朝持续
不断地接触了两个世纪和吸收了大量的汉族臣民之后，辽统治者的汉化程度
仍很低。修史者遇到的难题是把辽视为边疆地区的王国并将其历史附在五代
史和宋史中，还是把辽作为完整的正统北方王朝，与宋分开，就像处理北魏
及其6世纪的继承者那样，单独写它自己的历史。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直到14世纪，一个蒙古丞相终止了汉人正统史家的激烈争论，才对这一问题
做出了专断地裁决。
第一次修辽史的尝试是在金熙宗（1135—1150年）时，熙宗命契丹皇室
后裔耶律固修撰辽史，这一任务后来由耶律固的弟子契丹人萧永祺承担，并
①
在1148年完成，共计70卷（译者注：应为75卷）。但是，从1189年直到
1206年，金的史馆显然没有全力从事完整的官修辽史计划，修史工作常被政
治争斗所打断，所以一直没有完成，直至 1207年才由陈大任完成并上奏朝
廷。②
元朝时激烈的正统之争亦延缓了辽史的修撰，最终在1343年由担任辽、
金、宋三史总撰官的脱脱丞相终止了无休止的争论。辽朝历史即现存《辽史》
③
的修撰，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1344年成书，1345年刊行。 因为
该书为我们提供了辽代的主要资料，有几点需要特别加以说明。
与其他正史不同，《辽史》是在辽灭亡后两个多世纪才修撰的，经过两
次剧烈的朝代变迁，在修史时辽代的官方档案早以荡然无存。最不幸的是修
史者没有应用任何契丹文资料，尽管当时在蒙古宫廷中还有学者能够读契丹
文；似乎修史者亦没有应用任何辽廷的汉文档案资料。
⑧ ＇645＇ 《辽史》，卷103，第1450 页。
① 1006 年后，宋朝政府禁止在边境互市中出卖儒家经典著作及各种注本之外的各种图书，违犯禁令的人要
受到处罚，贩卖的书籍没收入官，见＇644＇ 《宋史》（北京，1977 年版），卷186，第4562 页；＇584＇ 《续
资治通鉴长编》（北京，1979 年版），卷64，第1425 页。辽亦有禁止图书出口于宋的同样禁令，违犯禁
令者要被处死。见＇577＇沈括： 《梦溪笔谈》（北京，1956 年版），卷15，第160 页。＇541＇亦见魏特大、
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 年）》 （费城，1949 年版），第502 页，注释41。
② ＇645＇ 《辽史》，卷104，第1455—1456 页。
① ＇646＇ 《金史》（北京，1975 年版），卷4，第84 页；卷89，第1988 页；卷125，第2720 页。
② ＇646＇ 《金史》，卷12，第282 页；卷125，第2727 页。
③ ＇46＇陈学霖：《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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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主要以三部现成的著作为底本：耶律俨于1103年编撰的《皇朝
④
实录》、陈大任编撰并于1206年上奏给金廷的《辽史》和《契丹国志》。
27卷的《契丹国志》，南宋进士叶隆礼奉敕修撰，■大约成书于1247年。①
该书依据的全部是宋人的文字资料，并带着鲜明的宋人的观点。作为修撰《辽
史》的底本的这三部著作，只有一部保留下来，另两部已在明朝时散佚。《契
丹国志》现有V。S。塔斯钦翻译的俄文译本。②
清代考据学成果
《辽史》修撰得实在太差了，不仅内部矛盾和史实出入充斥其中，而且
在使用资料方面与《金史》和《宋史》（这是与《辽史》同时修撰的两部正
史，出自同一群史官）及五代时期的两部正史、宋人的史书如《续资治通鉴
长编》和其他当时的文献全然不同。考证《辽史》的史实错误，成为清初的
考据学家的一个专门领域，他们所做的大量资料考证工作，为现代史学家提
供了便利条件。
第一个对《辽史》进行全面考证的是厉鹗（1692—1752年），他在《辽
③
史拾遗》中，汇集了近400种宋、元著述中的相关资料。杨复吉（1747—1820
④
年）后又增补史料，著出《辽史拾遗补》一书。钱大昕 （1782—1804年）
和赵翼（1727—1814年）二人都对辽代的资料做了大量的考释。19世纪末期，
李有棠（1843—1902年）在《辽史纪事本末》中大量引用了厉鹗和杨复吉辑
录的资料。①
在本世纪，《辽史》的史料研究由冯家昇、罗继祖等学者继续进行。他
们的成果被收入赵铁寒编辑《辽史校勘记》中，包括冯家昇的《辽史初校》，
罗继祖的《辽史校勘记》、冯家昇的《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和
②
《辽史源流考》。其他学者对存世的辽代契丹文和汉文碑刻进行了研究。这
些学者的研究清除了许多难点，但还是留下大量空白。辽史依然是中国历史
中资料较缺乏的。
给当代辽史专家最大资料便利的是在杨家骆主持下编辑的10卷本《辽史
③
汇编》。该书将所有重要资料、前面提到的考据成果及很多其他成果汇集在
一起，并且大量选录了1960年前的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 （10卷本重印了魏
特夫和冯家昇的 《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增补该书的《辽
④ 在 《辽史·礼志》的总述中，明确提到了这些著作。见＇645＇ 《辽史》，卷49，第834 页。
① 该书前序记成书时间为1180 年，但是这个年份肯定是错误的。因为作者是1247 年的进士。前序中的年
号，可能被抄错 （译者注：即将淳祐七年误写为淳熙七年）。详见＇706＇ 《契丹国志通检》（北京，1949 年
版；台北，1968 年再版）前言及＇59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出版的《契丹国志》集注本，第259 页。
② 叶隆礼的《契丹国志》的影印本，加上俄文翻译、介绍、评价和索引，构成了＇493＇V。S。塔斯钦的俄译本
（莫斯科，1979 年版）。
③ 厉鹗的《辽史拾遗》，收入＇756＇杨家骆编 《辽史汇编》（台北，1973 年版），卷3，第9 种。
④ 杨复吉的 《辽史拾遗补》，收入＇756＇杨家骆编 《辽史汇编》，卷3，第10 种。
① 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3 卷 （北京，1980 年版）。
② 赵铁寒编 《辽史校勘记》，收入《宋辽金元四史资料丛刊》（台北，1971 年版）。
③ ＇756＇杨家骆： 《辽史汇编》，10 卷 （台北，197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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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史汇编补》 于1974年出版。
近10年出版的两部辽代文献集也是重要的资料。陈述的《全辽文》辑录
⑤
了包括碑文在内的辽代汉文文献。与之相同的契丹语文献的辑录，见清格尔
⑥
泰等人合编的《契丹小字研究》，该书亦包括对契丹文字、语言资料的翻译
和评述。
当代研究成果
早期研究中国的西方历史学家对辽极不重视。第一次提到辽的是V。P。瓦
西里耶夫，在1859年出版的俄文东方史中亚部分中写了几句。第一部有关辽
①
的专著是贾柏连的《辽史》，译文《满洲边缘的辽史》于1877年出版。基
本接近于现在研究的是 H。H。霍渥斯的《中国的北疆·第五章：契丹人》；②
③
在E。H。帕克的《鞑靼千年史》中，对契丹则有了很长的描述。
真正意义的现代研究成果是沙畹发表在《亚洲杂志》上的《出使契丹和
④
女真的中国旅行者》，该文翻译了出使契丹的宋人胡峤、王曾、路振和宋绶
的行程纪。
但是，这并没有激发对辽史的更深入研究。除了闵宣化的考古研究外，
⑤
接下去对辽史研究有成就的是史泰安，他研究并翻译了《辽史》和《说郛》
中的《契丹国志》。这一研究涉及了有关契丹的亲族制度、社会结构以及风
俗习惯等一系列问题。
魏特夫和冯家昇有关辽代的巨著 《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
⑥1949年出版，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用各种文字出版的辽史研究著作中最重
要的一本。它不仅对辽代社会组织、经济生活、管理制度和机构设置等各方
面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详细论述，还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的译文，并列出了
至该书出版时用各种文字发表的研究成果的全部目录。但是，固定的结构难
以绘出不断发展的全景，使本书未能成为一个能够反映各种事件的完整的编
年史。主要是因为该书的结构难以把握并难以阅读，使它一直没有得到应有
的承认。这部著作，是任何对辽史有兴趣的学者都应该读的基本书。
可能是因为魏特夫和冯家昇的著作涉及了如此广泛的问题并打开了一个
全新的领域，在该书问世后数年中，出现了一些研究辽史的西方文字论著。
一个例外是在对外关系领域。关于宋辽外交关系研究的主要汉文成果是聂崇
①
歧的长篇论文《宋辽交聘考》，第一次发表是在1940年，重版载于聂崇歧
的《宋史丛考》。傅乐焕（1913—1966年）亦就这一问题写了不少文章，见
④ ＇757＇杨家骆： 《辽史汇编补》（台北，1974 年版）。
⑤ ＇784＇陈述：《全辽文》（北京，1982 年版）。
⑥ ＇863＇清格尔泰等： 《契丹小字研究》（北京，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