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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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领土的获得,使契丹人控制了防御中原的所有战略关隘,并在河北获得了
相当大的立足点 (见地图3)。
地图3契丹和中国北部,943年
太宗实现了他父亲的领土野心,此外,他还成为中原皇帝名义上的宗主。
中原政权首次公开承认外族王朝的宗主权。虽然太宗同他的傀儡之间的约定
仅仅维持了几年,942年石敬瑭死后,即被废除,但其影响是深远的。契丹
人到他们的王朝结束都一直控制着十六州的大部分地区。幽州成为契丹的新
南京(以前的南京、东丹国的中心,现在成为东京,而且发展成一个甚至比
上京还大的城市)。强大的契丹统治强加于以前的中原王朝领土,而且契丹
国并入了大量的汉人人口。中原北部与东北部边界地区现在成为边疆民族领
土的组成部分,一直到14世纪后期,都在中原王朝的控制之外。对契丹人来
说,现在也无法摆脱地卷入了汉人世界诸事务中。
令人怀疑的是,主要的参与者们是否理解这些事件的重大含义。石敬瑭
是一个突厥人,而不是出身于汉人,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对中原臣服于
一个非汉族政权这一问题并不感到敏感。与地位的细微差别相比,他更为关
心的是维持与契丹人的和平以便能够集中精力处理国内的迫切问题。在他统
治时期(936—942年),他小心谨慎地履行属国的义务,当契丹与中国南部
的各个国家,尤其是他的邻国与对手南唐开始建立亲密关系时,他也没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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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过反对。他甚至允许到中国南部的契丹使臣从陆路通过他的领土,而不是
像以前那样走海路。
契丹人不仅了解其邻近的北方诸政权,而且熟知江南的情况。早在 915
年,地处今天浙江的沿海国家吴越的统治者钱镠就曾派使臣由海路到达契丹
宫廷。吴越正式承认中国北部各连续王朝的最高权力。他们与契丹建立关系
主要是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他们希望保护他们在渤海和高丽的贸易利益。
对契丹人而言,则是寻求与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海上贸易通道,以获得舶
来品、香料和奢侈品。南唐也与契丹建立了关系,但就他们而言,诱因是政
治方面的。他们希望与契丹结成反对后唐的联盟 (译者注:后唐'923—936
年'与南唐'937—975年'并没有同时存在过,此处的后唐应当为后晋)。南
唐国王与契丹皇帝互相以兄弟相称,这样,在契丹人眼里,与其北邻的后唐
相比,他们给予了南唐较高的地位。在937年的同一次朝觐中,太宗分别接
见了后唐、太原半独立的统治者刘知远以及新即位的南唐皇帝派来的使臣。
这样,契丹深深地卷入了中原各个独立政权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之中。
与南唐的关系并不纯粹是正式的。南唐于940、941和943年接连向契丹
提供有关后晋形势的重要情报。后晋灭亡而且契丹于947年在开封建立政权
的企图失败并撤走后,南唐又提议结成军事联盟,以对抗继承后晋的短命的
后汉政权(948—951年)。最晚在957年,他们还向辽提供过有关北方后周
政权的军事情报,后者当时正对南唐构成威胁。
契丹与南方国家吴越和南唐之间的关系在1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达到
高峰,吴越甚至一度使用过契丹年号。但太宗的入侵也向南方显示出契丹所
造成的潜在威胁。951年辽皇帝穆宗即位后,这位政治上迟钝的契丹统治者
对插手中原各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显得没有兴趣。此后,与南方各宫
廷的外交关系与贸易都急剧衰退。954年穆宗的叔叔奉命出使南唐遭到暗杀
后,他们彼此的关系就更加恶化了。这样,尽管南唐使臣曾于955年和957
年到达辽朝,仍然寻求援助以对付后周,但他却拒绝再派出任何使臣。
942年石敬瑭死后,契丹与后晋的关系开始迅速恶化。虽然石敬瑭也许
是契丹人的傀儡,但他却完全恢复了王朝对分裂的各镇的权威,加强了政府
组织,建立起一支强大的中央军队。他的继承人石重贵(庙号出帝,942—946
年在位)受到了帝国军队统帅景延广为首的强烈反对契丹的宫廷派别的影
响,公开否认太宗及其“北朝”以往的最高权力。943年,石重贵废除了契
丹商人在后晋都城开封的特权,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将代表契丹在后晋从事
贸易的人遣返契丹,并带去一封给太宗的侮辱性信件。
太宗决定入侵。944年末,契丹军队数路越过河北边界,随后而来的是
太宗的主力部队。战争拖拖拉拉地打了三年,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战役契丹人
都占上风。945年暮春时节,侵略军遭到惨重失败,太宗不得不骑上一头骆
驼狼狈地逃离战场。但契丹人继续进攻,后晋军逐渐被削弱。大部分战役所
在的河北地区遭到了严重摧残。946年末,后晋军统帅、皇帝的舅舅杜重威
投降,从而决定了战争的最后结局。太宗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进入了都城开
封。
947年年初,太宗乘坐龙辇,举行盛大的入城仪式,进入开封。他占据
了后晋皇帝的宫殿,在正式的朝堂升朝,命令残余的后晋大臣都到场。后晋
皇帝与他的家人被流放到东北的辽上京。后晋帝国的军队在杜重威投降后,
被缴械解散,他们的战马被没收。太宗正式宣布大赦,为契丹国采用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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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王朝名称——当时被称为大辽,并采用了一个新年号和一部新历法 (实
际上是939年后晋朝制定的)。他选择的新年号为“大同”,这公开表明太
宗决心成为整个中国北部的皇帝。据辽宫廷的起居官记载,后晋人口中的100
多万户被并入了他们的帝国。
可是,汉人想的却是其他问题。契丹军队军需不足,此刻正为寻找粮草
而大肆劫掠都城与乡村。沉重的赋税强加在开封市民身上,到处都充满了对
入侵者暴行的怨恨和恐惧。百姓们开始袭击契丹人,整个河北到处都是反抗
和起义。契丹人完全没有准备好去统治这样一大块领土,而上面居住的充满
敌对情绪的定居人口远远超过了他们。太宗对他的扈从抱怨道:“我不知道
汉人难制如此!”
契丹人于是开始彻底劫掠都城。他们决定将后晋朝全部官员带回东北。
虽然这证明是不可能的,可在947年三月,他们开始将主要部门的官员、宫
女、宦官、占卜者和百工计数千人;还有书籍、地图、历象、仪器、乐谱、
宫中乐器、皇帝出行的卤簿、法物以及铠仗;甚至包括刻在石版上的经书都
运往上京。当太宗洗劫宫殿与各政府机构时,他的军队也在继续掠夺城市及
其周围的农村。
已经受到普遍抵抗与游击进攻困扰的契丹人此刻面临着更严重的威胁。
刘知远,作为绝对独立的沙陀据点太原的统治者,当契丹人入侵河北时,他
袖手旁观,此刻却拒绝承认太宗为皇帝,也不到太宗在开封的“宫廷”朝觐。
947年二月,刘知远宣布自己为皇帝,建立起敌对的新王朝——后汉。临近
地区的不满力量聚集在他的旗帜下,对开封和洛阳构成了直接威胁。太宗此
时处于危险境地,他不仅面临整个河北地区普遍的抵抗、地方起义与叛乱,
还面临着这位北方重要统帅与其进行全面军事对抗的威胁,太宗解散后晋帝
国军队时,刘知远的军队丝毫未损。
太宗明智地决定北撤,宣称是为了“避免夏天的炎热”,但实际上是为
了避免他的军队在敌境陷入无法抵抗的窘境。他占有都城开封仅仅三个月的
时间。在第四个月,辽军及其庞大的辎重行李开始撤退,他们在途中经常受
困于汉人的进攻。这次入侵显然是一次极大的失策。太宗本人承认他犯有重
大过失,即纵容劫掠乡村,对城市强加酷税,对仍为中国北部权力结构中关
键因素的地方统治者处置失当。另外,他发动的战争也从未赢得契丹贵族的
普遍支持。以后,辽朝皇帝再也没有能认真地策划一次征服中国的战争。
在抵达河北北部的辽朝境内前不久,还只有45岁的太宗突然病倒并死于
栾城(今河北石家庄南)。辽朝刚刚在入侵中国时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此刻
又面临着另一次内部的继承危机。
与此同时,刘知远于六月份进入开封,建立起五代中最短命的后汉朝(947
—950年)。他把其首府太原留给了他的堂弟刘崇掌管。这一地方权力基地
非常强大,以致短命的后汉朝灭亡时它却幸存下来。当950年后汉灭亡时,
刘崇自己宣布为皇帝,建立起独立的地方政权北汉,这一政权延续到979年,
直到灭亡,它的命运一直与契丹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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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继位
太宗死后不久,耶律阮(918—951年,契丹名兀欲)在河北镇州“即皇
帝位于柩前”,他是阿保机原先的继承人倍的长子。他的叔父太宗像喜欢自
己的儿子一样喜欢他;他跟随皇帝对后晋作战并参与占领开封,在契丹贵族
中间以勇敢善战的统帅而赢得了声誉。耶律阮不仅慷慨大方、待人宽厚又不
失尊严,而且骑射精湛,故而受到了普遍的尊敬。他于六月份抵达辽南京(现
在的北京)并率领军队继续北进。
耶律阮靠阿保机长孙的地位取得皇位,招致了势力依然强大的应天皇太
后的反对。她支持已故皇帝的弟弟、自己喜爱的三儿子李胡继承皇位的要求。
她的要求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因为930年大宗已经指定他为继承人,或根据
一些史料所称为皇太弟。这又是一次中国世袭继承模式与契丹部族兄弟继承
习惯的冲突。皇太后派李胡率领一支军队去阻截阮返回都城。当李胡战败时,
这位难以对付的老妪又率领自己的部队去对抗新皇帝。在上京南面的西拉木
伦河畔,两支军队对峙了数天。
这场危机在一位名叫耶律屋质 (916—972年)的皇族调停下得以解决。
这次皇太后没有能够如愿。屋质与契丹贵族们以李胡因残暴而招致普遍怨恨
为由反对他即位。皇太后屈服了,并对李胡说这是他咎由自取。①
正统世袭继承人与先皇帝弟弟之间的对抗就这样以有利于前者而得到了
解决。但这并不等于耶律阮的世袭主张已成功了,相反,他的对手是因为他
本人不适合做统治者而遭到了贵族们的反对。虽然皇太后失败了,但影响这
一决定的是“选举”合适候选人的契丹原则。再者,身后庙号为世宗的新皇
帝(947—951年在位)的反对派力量依然强大。他短暂统治时期的大部分时
间都花费在应付皇族与贵族们的分歧方面。
皇太后与李胡从宫廷被流放到祖州去过退隐生活,那里是契丹人祭祀祖
先的中心(太后活得比世宗还长,死于953年,终年74岁)。如果新皇帝希
望这样会稳固他的地位的话,那他很快就会大失所望的,辽朝国内形势依然
动荡不安。
948年,太宗的次子天德密谋杀害皇帝(译者注:天德是太宗的第三子)。
阴谋败露后,天德被处死。虽然其他谋反者遭到了处罚,但都保住了性命。
他们中有皇太后的一位侄子萧翰,他娶了新皇帝的妹妹阿不里。次年,他又
与一些反对派贵族卷入了另一次阴谋当中。尽管他又被证实有罪,但皇帝又
一次息事宁人并赦免了他。最后在949年,朝廷截获了一封信,里面说萧翰
正在策划另一次叛乱,此次是与阿保机的一位健在的弟弟安端。这一次世宗
再也无法忍耐了,萧翰被处死,公主也死于狱中。
① '645' 《辽史》,卷77,第1255—1256 页。有关这些事件的有趣材料是由撤离开封时被作为萧翰的随员
而带走的一名后晋官员胡峤记载下来的。949 年萧翰由于参与一次阴谋而被处死后,胡向东逃跑并最终于
953 年重返中原。他的记载被引述于'572'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3,第904—908 页;'589'马端临:
《文献通考》,卷345, 2704C—2705C 。译文见'61'沙畹:《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第390—
4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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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制度的发展
世宗并没有完全穷于应付一系列经常性的阴谋活动。在他短暂的统治时
期内,有过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这些变革并不完全是新生事物,而是许多
年来逐渐发展变化的结果。《辽史》提供了一份详细的,也是经常混乱不堪
①
的、存在于11世纪早期的成熟的政府体制画面,但很少有各种官制与机构
产生阶段的线索,且几乎没有关于它们是怎样相结合而组成有效的管理体制
的记载。世宗的统治时代显然是一个重要时期。从938年占有中原十六个州
以来,建立越来越复杂的统治制度来治理数百万的中原新臣民已属必要。对
中原短暂的占领使数量众多的前中原官员被纳入辽朝体制,随之而来的是采
用许多中原统治技巧的趋势。
辽朝行政制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多年来逐渐形成的双重政府体制。自
10世纪早期以来,已经有把官府分为“南面”与“北面”的习惯。皇族自身
也被分为由阿保机的六支近亲组成的南面与由更多的远亲组成的北面两部
分。阿保机任命了北面与南面的首相 (北府宰相、南府宰相)。这一制度的
特点以太宗晚年发布的一道敕令为标志,他下令北面官与皇太后 (部族旧制
②
的主要代表)穿契丹服,而南面官与皇帝本人则着汉式服装。政府机构的南
面与北面并不是严格按地理划分的,“北面官”负责契丹与诸部,不管他们
生活在哪里;而“南面官”负责汉人居民,正如阿保机在其统治时代早期所
设立的中原机构 (汉儿司)那样。
世宗统治时代初期,当他返回上京后不久,就正式将帝国分为南北两套
系统(北面、南面)。这是对辽朝领土的真正地域划分。南面包括统治汉人
与渤海人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北面为主要居住着契丹及其属部的地区。由于
北面也包括定居的汉人、渤海人甚至回鹘人,故而它也是一个双重管理体制。
它分为契丹北枢密院、契丹南枢密院。北枢密使通常为耶律皇族的成员,而
南枢密使则大部分是萧氏后族的成员。北面的行政系统虽然不排外,但主要
由契丹人出任并冠以传统的契丹称号。最有权势的官职是契丹枢密使、北府
宰相与南府宰相、由萧氏后族成员担任的北大王与南大王,以及军事统帅于
越。这些人掌管了所有的军事和部族事务,像军队将领的选拔、各部牧群的
分配和草场的划分等。在他们之下是一大批令人眼花缭乱的部族官员,有管
理前渤海王族的官职,有一系列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