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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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645＇ 《辽史》，卷71，第1202 页。她的姐姐胡辇，嫁给了圣宗的叔祖罨撒葛，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军事
统帅。罨撒葛死后，她掌管他的斡鲁朵，并进行了平定远在西北的阻卜部落的战争，在那里，她于鄂尔浑
地区建立了要塞可敦城。见 《辽史》，卷13，第145、149 页。1006 年，她由于参与谋反而遭到监禁，但
此事的细节并不清楚。她在1007 年死于监禁。见《辽史》，卷14，第162—163 页；＇595＇叶隆礼：《契丹
国志》，卷13，第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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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政的变化
考试制度
早在太宗时期，就有一些选拔政府后备官员的考试，但是在景宗统治时
①
期的977年于南京建立一个考试机构之前，并没有正式的和有组织的考试。
②
首次进士考试于988年举行，考试延续到辽朝末年，起初像唐朝那样定期举
行，以后则变得不定期。开始，每次考试只产生一名或两名候选人，但在大
约公元1000年以后，则有20名或40名，有时是更多的候选人通过每次考试。
③并不是所有的这些进士都能够当官；后来，金朝政府宣称他们的先朝辽只给
①
每十个合格者中的两个或三个人安排职务。也许使汉人官员中产生出大量精
英人物的考试在实践上的成功，起初还不及其作为正式中国王朝规范行为和
尊奉中国社会准则而从公众中选拔人才所具有的象征意义。②
辽朝汉人高级官员的儿子和孙子们也像唐朝那样享有入仕 （荫）的世袭
权利，而且这样的新人选通常比考试合格者更有前途。这一做法同契丹人世
袭继承 （世选）的普遍传统做法相符。许多职务是为耶律氏和萧氏这些特殊
氏族的成员所设置的。契丹人被禁止参加汉式科举考试。圣宗死后不久，皇
族的一个杰出的学者式成员耶律庶箴，由于允许他已成年的儿子非法参加进
③
士考试，而被责罚了200皮鞭。他的儿子不再被任用，后来还是因为能够通
过连续用三支箭射杀三只野兔来证明其精通真正的契丹武功——射箭，才被
④
提升。汉式考试所设置的科目有时也有独具特色的契丹式特点：在 1036年，
⑤
进士考生必须以 《日射三十六熊赋》为题撰写他们的韵文（赋）！
历史记录的系统保存
在圣宗朝以前，似乎有宫廷日记人员，而且一些历史的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传说的作品被受命编纂。在941年一件有关王朝创始人奇首可汗的事迹被
⑥ ①
官方编纂；而在太宗时期，《七贤传》（七位名流的传记）写成。
在圣宗时代，已有历史编纂机构国史院和国史负责官员监修国史。在991
年他们呈献了第一部辽朝的实录，这些景宗统治时期的记录被分为20卷，监
②
修国史室昉按传统方式获得奖赏。 我们还知道在圣宗时代一种每天的记录
① ＇645＇ 《辽史》，卷8，第64 页。
② ＇645＇ 《辽史》，卷12，第133 页。
③ 见＇541＇ 《中国社会史：辽》里的表格，第491—492 页。
① ＇646＇脱脱等撰：《金史》，卷51，第1129 页。
② 有关这一问题的极好概括，见＇541＇ 《中国社会史：辽》，第454—464 页。
③ ＇645＇ 《辽史》，卷89，第1351 页。
④ 他和他的父亲均是精通汉语的作家，而且据说儿子耶律蒲鲁在六岁时就能够读懂契丹大字。他的父亲还
是提倡扩大契丹姓氏、不局限于耶律和萧氏的官员之一。
⑤ ＇645＇ 《辽史》，卷18，第217 页。
⑥ ＇645＇ 《辽史》，卷4，第49 页。
① ＇645＇ 《辽史》，卷77，第1259 页。
② ＇645＇ 《辽史》，卷13，第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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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历）——以后实录据以完成的原始材料——已经被编纂，而在1003年官
③
员们被告诫“修日历毋书细事”。1011年规定：“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历”。
④到兴宗朝的 1044年，我们发现这一时期最杰出的学者之一担任翰林都林
⑤ ⑥
牙、兼修国史的萧韩家奴把大量中国历史著作翻译为契丹文， 而且还同两
⑦
位杰出的契丹学者耶律谷欲和耶律庶成开始 早期实录的编撰。
大约在994年辽朝第一次产生了他们自己的历法。⑧
法律编纂
10世纪80年代辽帝国逐步汉化的发展趋势，还可以通过按照汉人方式
编纂早期混乱与不规范的一系列法律措施来印证。当时口头的契丹习惯法适
用于契丹人和其他部落民，而唐朝编纂的法律适用于汉人。重视以汉式法律
作为适用于所有臣民的标准法律似乎归功于皇太后的影响，她以汉式法律为
基础，非正式地解决了在她之前出现的所有争端。①
在983年，由南京地方当局呈献的唐朝法典被下令翻译成为契丹文以供
②
北府行政官员们使用。通常，唐律载明的刑罚比契丹习惯法量刑要轻，而且
唐律更系统更合理。汉式法律至高无上的另一表现是994年的一项规定，即
任何契丹人违反了十恶罪——一个纯粹的汉式观念，建立于儒教伦理价值之
③ ④
上——之一，与汉人同罪。1027年，一部汉式法典被下令编纂修订。该项
工作完成于圣宗死后。
对辽朝所有臣民都适用的汉式法律的实施，导致了契丹人内部的敌对反
应，圣宗死后的1031年，新皇帝的弟弟、北面官的首领耶律重元要求五京各
自设立一个契丹警巡使，以监督法律的执行。这或许是作为对契丹人情绪的
一种让步。⑤
作为辽朝统治者中一位公正的，也许是最优秀的皇帝，圣宗留下了美名。
但即使是他，也要对武断的个人裁决负有责任，特别是当他喝醉酒时。鉴于
此前穆宗曾有过类似的事情，因此在1014年，他下令在他喝醉酒的情况下，
他的大臣们不要根据他的各种决定行事，而是要等到翌日由他复查他的决
定。
③ ＇645＇ 《辽史》，卷14，第158 页。
④ ＇645＇ 《辽史》，卷15，第169 页。
⑤ 他的传记，见＇645＇ 《辽史》，卷103，第1445—1450 页。
⑥ ＇645＇ 《辽史》，卷103，第1450 页。
⑦ ＇645＇ 《辽史》，卷103，第1450 页；卷104，第1456—1457 页。
⑧ ＇645＇ 《辽史》，卷42，第518 页。
① 见＇581＇王偁：《东都事略》，重印本载赵铁寒编：《宋史资料萃编》第1 编，第11—14 卷，卷123，第
1899 页。皇太后之死，见＇584＇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2，第1645—1646 页。
② ＇645＇ 《辽史》，卷10，第110 页。
③ ＇645＇ 《辽史》，卷13，第145 页；卷61，第939 页。
④ ＇645＇ 《辽史》，卷17，第201 页。
⑤ 关于重元的请求，见＇645＇ 《辽史》，卷112，第1502 页。关于1044 年推迟已久的建议的执行，见《辽
史》，卷19，第2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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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农业
10世纪末，辽朝的经济还是支离破碎的：北方诸部落保持着他们的草原
生活方式，依靠他们的牲畜和最低限度的农业生活；但南方的奚人则一直从
事农业，渤海人也是如此，而且在占领十六州以后，其原有的汉族农业人口
越来越成为生产的中心和契丹帝国人口最稠密的部分。圣宗时政府开始采取
一些措施来发展交通，鼓励发展农业和保证合理的税收。
在整个圣宗统治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允许并鼓励开发和清理荒地，
而荒地的耕作者将要作为纳税人。有时候，土地连同耕牛一起分配。1014年
的禁止诉讼妨碍农业的法令或许与这些措施有关。996年禁止军队无故行猎
和破坏庄稼。监察官被派出查看庄稼和鼓励农业与果树种植。有时皇帝还亲
自检验收成。
类似的措施一直延续到约1070年。引起持续争端的是在南京道地区灌溉
士地以种植稻谷的汉式举措。在景宗统治时期（969—982年）这样的建议被
拒绝，1064年一项禁令被重新强行实施。在1068年，最终下令允许种植稻
谷，但军事要道除外。由于水渠与稻田的布局将会构成契丹骑兵作战的不利
地形，所以政府的拒绝理由显然是基于军事考虑。
道 路
在圣宗朝初期（984—989年），为方便马车通行和发展邮传制度而注重
①
修筑道路与桥梁，这对于上传下达的便捷是极其重要的。在1027年，出于
安全考虑，官道两旁各宽30步的狭长地区被下令清理出来。
赋 税
契丹的税收历史几乎不可能完全阐明。部落民有传统义务提供皇帝需要
时所设定的劳役或赋税。然而，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正常收入的绝大部
分是由南京道定居人口缴纳的。这里的赋税比所有契丹地区的还要重。至少
宋朝史家认为，辽朝税收比宋帝国要沉重得多。汉人百姓的劳役似乎没有规
律可循，人力的专门调用有时很少考虑农业生产的正常需要。
甚至在辽朝末年，其全部税收也没有达到正常的汉式水平。912年，在
阿保机的汉人谋士韩延徽（882—959年）的建议下，契丹首次在定居臣民中
设立赋税制度。他们继续施行唐朝制定的两税法，加上各种附加税诸如农业
履行税，而且他们经常征发人力强迫劳作。海盐和湖盐被征调以实行盐的专
卖。还有酒、粬和其他各种商业税在榷场交易和货物运输中加以征收。
圣宗时代没有新的发展，但很明显，多次战争的消耗导致财政拮据。991
①
年首次进行了一次土地测量和人口调查登记，997年进行了各斡鲁朵部民人
②
口的调查登记。在10世纪90年代政府多次通过各种方法来重新调整赋税：
① ＇541＇ 《中国社会史：辽》，第164—165 页。
① ＇645＇ 《辽史》，卷13，第139 页。
② ＇645＇ 《辽史》，卷13，第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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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991年北府宣徽使被派赴北京周围地区调查逃税和劳役的情况；994年政府
④
下令建立“均税法”，这样做的意义还不清楚，当然到圣宗时代晚期，仍存
⑤
在着极其的不公，所以他的继承人下令重新实行新的赋税制度。995年，一
些地区的赋税增加很多，997年因南京道新定税法太重，百姓无法承受而减
⑥ ⑦
税。 998年实行了进一步的让步措施， 1002年南京及平州地区又一次免租
税，而且减少了关市税。①
1005年与宋的和议立即减轻了辽朝的财政拮据状况。宋朝政府提供的岁
币占辽朝全部国库收入的很大比重。可是以后几年中新的贸易税又被征收，
沉重的赋税继续实行。
货 币
甚至在阿保机时代之前，契丹就曾铸造铜钱，而且太宗统治时期 （927
—947年）曾任命过一位官员掌管钱币和铁器的铸造。傀儡后晋政府的建立
者与契丹的忠实奴仆石敬瑭提供了大量铜钱支援辽朝的经济。但据宋朝俘虏
胡峤的记载，在景宗统治时期，即使在京城也是以丝而不是以钱作为流通的
②
重要手段。起初契丹严重倚赖从中原进口的钱币，所以在辽朝统治地区发现
了大量宋朝钱币。只是在景宗晚期，随着982年乾亨通宝的发行，才开始钱
③
币的流通和正式铸造。983年圣宗即位时开始了另一种新铸币统和通宝。当
几乎一个世纪前由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在今北京附近埋藏的一大批铜钱被发现
后，又带来了一大批储备钱币，而到圣宗统治时代晚期，似乎已供应充足。④
大量宋朝钱币在辽朝领土流通。但我们掌握的材料中所提到的钱币的数量，
同唐或宋相比仍非常少。圣宗统治时期以后，货币的使用大大增加，但钱币
的铸造仍供不应求。
1055年钱币供应的危机似乎加剧了。铜和铁的私造与交易被严格管制，
①
对回鹘人和蒙古人的金属出口被禁止。从1056年开始，通行东京铸造的钱
②
币。11世纪剩下的时间，虽然新币于1055、1065、1074、1084、1102和1112
年被铸造，甚至高丽史书也提到了铜钱在辽朝的广泛应用，但辽朝似乎对流
通中的钱币的质量不大控制。保存下来的辽朝钱币的粗制滥造证实了这一
点。到11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对钱币短缺的传统官方反应：铜器铸造禁
③ ＇645＇ 《辽史》，卷82，第1290 页。
④ ＇645＇ 《辽史》，卷13，第145 页。
⑤ ＇645＇ 《辽史》，卷59，第925 页。
⑥ ＇645＇ 《辽史》，卷13，第148 页。
⑦ ＇645＇ 《辽史》，卷13，第149—150 页。
① ＇645＇ 《辽史》，卷14，第157 页。
② ＇572＇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3，第906 页；＇645＇ 《辽史》，卷37，第441 页。
③ 钱币学著作主张鉴定为更早的铸币，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