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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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经济在最初时是以畜牧为基础的经济，他们的财富就是许许多多的马、
羊和骆驼。但是，中国没有一个“游牧民”邻居是纯粹依靠畜牧的。他们始
终从事着某种边地农业并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活动，从中得到一些畜牧业本身
生产不出来的货物以作为生活的补充。在对中原进行征服以前，契丹人就从
事一定的农业活动并已长期定居，他们同时还有一批汉人的工匠和汉人及回
鹘商人。
严格说来，女真人完全不是游牧民。甚至那些生活在东北地区深山老林
里的“生女真”，也是定居一处的，他们依靠渔猎和某种农业为生。他们不
住帐篷，而是住在由一个个木屋组成的村庄中。东北平原上的女真人，在被
契丹人吞并以前一直是渤海国的一部分，他们也不是游牧民，尽管他们有成
群的马。女真人中这些生活方式上和经济上的差异，可以从“生”女真和“熟”
女真这些称呼上反映出来，这些称呼在辽代就已经流行了。党项人在他们独
立以前很久也已采用了一种混合经济。因此，把所有这些政权的建立者都一
概而论，皆以“游牧入侵者”作为他们的特征，无疑是一种天真的、过于简
单化的认识。
历史学家必须注意的另一个简单化倾向是术语的使用。当我们使用契
丹、女真、党项 （译者注：元代蒙古人称为唐兀）或蒙古这些术语时，应该
记住每一个术语所指的不是一个纯粹同种的民族，而是一个综合的实体。契
丹、女真或党项这些称呼，实际上是指在契丹人、女真人或党项人领导下的
那些联盟。这些名称从语言学上说就是这些联盟内部居于支配地位的集团的
名称。这些联盟本身都是多种族和多语言的，就像本卷各章所充分阐明的那
样。例如，契丹联盟就包括了奚人和回鹘人这样的与突厥有亲缘关系的部落
和种族集团，此外当然还有类似室韦人的蒙古人，类似熟女真的通古斯人，
但是在这个联盟内使用的共同语则必须是契丹语。后来这个联盟还扩大到了
渤海人和汉族人。女真人同样是这种情况，在他们的联盟中我们发现除了蒙
古人以外，还有其他通古斯部落。蒙古人本身也吸收了与汪古人类似的说突
厥语的部落，更不必说在蒙古人大规模远征中亚和西亚后处于蒙古人势力范
围内的那些中亚人了。中国北部和西部边疆的这些民族，其种族和语言的构
① 见＇133＇傅海波：《多种族社会中国家作为一种结构成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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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总是变动不定的：所有这些部落要么是自愿加入占支配地位的部落，要么
是通过武力和信仰而被置于他们的首领之下。
所有这些民族有一个共同的方针，就是把被征服的或与之结盟的部落中
的士兵编入他们自己的军队，通常由他们原先的军事首领指挥。在征服汉人
定居人口占数量优势的地区并在这些人口归附之后，所有征服者都遵循同样
的一体化方针。在武器的制作和针对筑墙城镇使用攻坚器具方面，汉人的专
门技能受到欢迎。其他一些新征召的汉人士兵则作为步兵使用，而骑兵主要
是非汉人分队的特权。“契丹”、“女真”和“蒙古”军队一贯由多民族组
成，并且包括了大量的汉人士兵。
因此，我们若把宋对抗其敌人的战争视为纯粹的抵抗外族人的民族战争
或种族战争，这是颇有疑问的。我们或许可以把以宋为一方，以辽、西夏、
金或蒙古为另一方的战争看作中国内战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的一方是在外
族统帅的指挥下作战，它配置了人数上略占多数的非汉人分队。
当然，上述这些推断并不是肯定的结论，更明确的解释还有待于对10—
13世纪的战争做更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要从民族方面对辽、金和蒙古军队做
出数量上的分析。不过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当金朝的统治者海陵王（1150
—1161年在位）动员全国在1159年和1160年与宋交战时，作为主力的女真
猛安谋克军队为12万人，而被征来参加这场战争的汉人却不少于15万人，
此外还有在华中进行水战的3万人的水军。因此在他们的军队中占多数的不
是“女真人”而是汉人。
最后，我们还须记住，汉人与非汉人之间的对抗，不能以传统的中国方
式构想为高等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对抗。无论如何，不能设想从10世纪起在中
原的土地上建立了国家的那些征服者是突然间冒出来的，也不能设想他们是
在政治组织结构和文化成就都微不足道的水平上骤然起家的。
党项人的西夏国是一个特例：他们既不是征服者也不是入侵者，几个世
纪以来他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区，那里成了他们国家的中心。党项人从人种
起源上说很少是征服的结果，更多地是不断地吸收其他部落的成员而结成联
盟的结果，联盟中也包括汉人、吐蕃人以及位于鄂尔多斯地区和今甘肃省的
较小的种族集团。同样，当他们在11世纪中叶正式独立时，人们不能根据不
着边际的假定把他们形容为未开化的野蛮人。
尽管把各式各样的联盟国家都视为完全的中国化国家是一种夸张，但汉
人的帝国和他们所谓的番人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影响一直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这却是历史事实。汉人影响其相邻民族制度结构的一个标志是，在职官方面
有大量词汇从中国借了过去。早在初唐时期，突厥人就采用了一些汉语的官
称。契丹人自己的很多职官称呼，也是从汉语借来的，如hsin…kun（相温），
在汉语就是“将军”；再如hsiang…wen（详稳），它产生于几次音译，是由
汉语的“相公”派生而来，本是对大臣和阁员的一种称呼。蒙古人甚至在1206
年宣布成吉思汗为其最高统治者之前，就在他们的语言中采用了汉语的词汇
“王”，他们叫ong；还有“太子”，经由突厥语的taysi，到蒙古语中成了
taisi（台吉）。这两个词在《蒙古秘史》中都曾使用。这类借词显示了汉地
的制度与术语的声誉和影响，尽管这时是在不同于其中国原型的社会与政治
环境中使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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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臣与太上皇
在这些征服王朝建立以前很久就已经开始的汉人与外族人相互影响的另
一个方面，是朝贡臣属关系以及在边界的组织结构中非汉人的国家所充当的
角色。在中国的政治术语里，他们被视为外臣，这些外臣只是被羁縻在中国
的势力范围内，他们必须带着当地的特产作为贡品献给中国的朝廷。自公元
7世纪以来，这种做法多少已成了契丹人的惯例，许多契丹的高官显贵被唐
帝国赏赐过爵位和封号。其中一些人被赐姓“李”，这意味着已赐予他们享
有唐室家姓的恩荣。这种方式经常采用，借以笼络外族首领更靠近朝廷。封
官也在把非汉人首领羁縻在中国的等级制度中起了作用。例如，我们知道649
年在东北的松漠地区为契丹人设置了都督府。常常难以确定的是，这种中国
外部等级所包含的纯粹名义上的成分大到何种程度。受羁縻的部落或民族当
然在管理其内部事务方面保留了充分的自治权；但是，授予这些首领们的响
亮的中国头衔也为他们带来了声望。
女真人在辽朝的情况与唐朝世界时契丹人的情况相似。金王朝的建立者
阿骨打，其祖先几代人都曾担任辽朝边疆等级制度下的节度使，因此当他于
1115年称帝时，就已经不是一个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无名之辈了。在辽朝时
期，除了全国性的宋代中国外，一个政治上举足轻重的新的中心在北方逐渐
形成，它在对待边界居民的方式上沿用了唐宋的先例。
至今仍有人认为蒙古人的情况不同，说他们完全是在中国的边疆组织结
构之外强盛起来的。其言外之意就是，在铁木真统治下的蒙古各部落，在他
于 1206年称汗之前并没有在同任何一个帝国朝廷的相互交往中处于从属地
位；他们在巩固为草原地区支配性势力的过程中，并没有受到朝贡关系及其
伴随而来的被一个中央大国封官加爵之类的俗套的影响。然而，这种说法必
须予以摒弃。它的根据是《蒙古秘史》所描绘的1209年以前有关蒙古人早期
历史的图画。这一资料来源指出，铁木真和蒙古人——包括他的盟友和对手
两方面——作为草原上的游牧民，完全没有接触过中国文明或任何其他高等
文明，不具有国家形态，也未曾同汉人的哪个帝国有密切的关系。对于蒙古
人来说，12世纪下半叶时有这么一个帝国，它就是金朝，而《金史》则对蒙
古人曾作为臣属而处于受支配地位完全保持沉默。
但是，宋的资料来源则描绘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它显示出成吉思汗
①
的祖先不但是金的对手，而且是有自己的“国”的金的臣属。为什么《秘史》
和《金史》都略去了这一情节很容易得到解释。《秘史》是一部浪漫化的史
诗，它把铁木真的生平展示为从早年的最低贱者直到最高权力的拥有者这样
一个上升的过程，所以在这部民族史诗中没有提到铁木真的先人曾为另一国
臣属的任何事实。《金史》则是在蒙古人统治时期编成的，它的作者有意删
去了所有有关成吉思汗或他的先人臣属地位的资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据以推断早期蒙古人有一个自己的“国”的资料，全都来自宋人的
有关材料。据记载，在一场战事爆发后的1147年，金人对蒙古人采取了抚慰
②
政策，蒙古的统治者称汗，建年号天兴。这位当事的蒙古首领被某些学者确
认为合不勒汗，他是铁木真的曾祖，据《秘史》载，他甚至已经“统领了全
① 见＇378＇查尔斯·A。彼得森：《1211—1217 年宋对蒙古入侵北方的最初反应》，第248 页。
② ＇59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第99—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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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蒙古人”。宋人的资料还提到铁木真本人曾以一个外臣的身份朝拜金廷。 ③
因此显而易见，铁木真并非《秘史》希望人们相信的那样，是一个部落背景
不明的冒险家，而是一位曾经接受过金廷的褒奖、封赠和礼物的王者家庭的
世袭者。
以上事例表明，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新兴力量的领导者同一个中
央帝国的关系已经是多么深，保持的时间是多么长；还表明他们在建立一个
帝国的前后，其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成熟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他们熟悉“中
国的”制度。他们都是在支配内外关系的制度框架内登上帝位的，因此不难
想象这些外族统治者们是多么渴望成为“天子”，多么渴望进行封赏或接受
贡物；而不是被他们的“太上皇”封赏，或是派使臣给“太上皇”送去贡物。
唐代初期那些较之宋代有大得多的疆域的世界皇帝的形象，当然也影响了相
邻的部落联盟的领袖们，渐渐地，他们也凭借手中的权力开始要求并最终成
功地当上了皇帝和天子。
③ ＇585＇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第5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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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制
中国从地理上被割裂成若干个国家，每一个都在自己的天子统治之下，
这在中国当然不是第一次。这种分裂在从汉末到隋的三个多世纪内存在过，
而在10世纪初的五代时期再度出现。就多国并存这一点而论，这个征服王朝
时期与先前的那些政治分裂的时代并无不同。但是在征服王朝的形势下出现
了某些新因素。
其中之一是政治中心的大转移。北京 （燕）地区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一个
不太重要的远北边疆地区，主要是作为一个边疆要塞城镇，在全中国范围内
还不能起到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重大作用。当辽将燕京 （它的南京）作为
其五京之一并使之成为辽帝国在整个定居区的首要行政中心时，情况发生了
急剧变化。金步辽的后尘，也立足燕京实施统治，这时他们称燕京为中都。
蒙古的皇帝也带着他们的大部分朝廷办事机构驻留此城，并改称其为大都。
金朝和蒙古人的元朝在现在的北京修筑了一座雄伟壮丽的帝国都城，其中包
括豪华奢侈的宫殿和园林。它给人印象之深，就是今日的来访者多少也要回
想起使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都的金元时期。
五代时作为最高政治权力的角逐场而始终记录着历史的两座城市——长
安和洛阳，最终都失去了它们的显赫地位。9世纪80年代以后长安遭到毁坏，
它的地位就再也没有比地方性的首府更高过，而整个西北也逐渐沦为落后地
区。后梁在东部平原的交通中心河南开封建都后，洛阳同样也开始衰退。开
封被重新统一了中国的宋再次作为首都。1127年当宋人丢掉了整个中国北方
和他们的都城开封后，开始了中国政治重心向东北部转移的第一步。南宋政
权随即在杭州建立了“行都”，这里发展成了第二都城，其富丽豪华比开封
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北方主宰者的金，在北京建立了中都，
随着1276年以后几年间南宋的溃亡，杭州也永远丧失了其作为国家政治中心
的地位，此后近一个世纪内全中国都要服从北京的号令，直至1368年蒙古朝
廷被驱逐回蒙古人的草原故乡。明最初建都于南京，但在1420年以后朝廷迁
到北京，它的地位一直保持到本世纪中华帝国的寿终正寝。这种政治中心向
东北的转移改变了北京，使它从一个没有文化特性的偏远落后之地，一变而
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国的首都，一个拥有大规模制造业的人口稠密的都市，一
个上演着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的舞台。然而，从经济上说，即便是在遭到蒙
古人首次沉重打击之前，东北部地区始终都是一个贫穷少产的地区，北京一
直依赖从长江的产稻区调进粮食，这就需要从水陆两方面对国内的运输系统
迸行彻底的改造。
如我们所知，中国多次被兴起于北方边疆的政权重新统一。这种情况发
生在隋、宋时期，元代时再次重演。中国的统一只能肇始于北方的观念到13
世纪时几乎成为一种成规，在忽必烈掌权后，当他同意了一项宋人与蒙古人
的和约时，仍然将这一观念用作政治论据。北京和杭州两方的皇帝当然都认
为自己是君临中国世界的正统的统治者。不过蒙古人的胃口远远大于中国的
历代皇帝，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合理的版图不仅仅是中国，还包括整个世
界。这一想法在他们送给西亚、中亚甚至欧洲统治者的信中明白无误地表达
出来，信中要求他们投降大汗，并使用了由汉人发明的“天下”这一术语，
而它在蒙古人那里有了更为广泛和全面的意义，实际上是把所有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