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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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清晰的有关人口控制和人口普查制度的材料。即使像宋朝，尽管如我们所
知，也有很丰富的统计数字，但却没有按年龄段统计的精确数据，也没有类
似的人口登记政策。但是从 《金史》的有关章节中，我们却可以得到毫不含
糊的材料，不仅有按年龄的统计，而且还有三年一籍的方法。人口登记从最
基层的统计做起，也就是说，由村里的头目，在猛安谋克中则是由寨使负责。
寨使人数根据户数不同而异，50户以下的村寨一般只有一个寨使，300户及
300户以上的，寨使有时多达四个。在村镇和城市中有里正、主首。在籍户
开始的时候，这些人必须到各家去登记家庭成员的姓名、年龄和性别，所得
实数汇总后层层上报，在籍户开始后的三个月之内必须送达户部。与其他有
些朝代对人口年龄的统计准确度很差的情况形成对照的是，金朝的统计有对
不同年龄段的明确记录。17到60岁之间的人都被称为“丁”；不过，身体
有残疾和智力不足者，则不能算在丁之内。
《金史》中保存有三次（1187、1195和1207年）全国籍户的数字。它
们不仅对于金史的研究很有意义，而且将其用来与宋的人数进行参照，对于
估算12到13世纪全中国的人口总数，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参见表7）。
表7 金朝的人口总数
年份 户数 人数 每户平均人口
1187 6789499 44705086 6。59
1190 6939000 45447900 6。55
1195 7223400 48490400 6。71
1207 8413164 53532151 6。33
由于我们看不到金朝早期的数字，因此人口的增长只能以20年为一个周
期来估算，即平均每年的人口增长率是0。9％。如果将其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
期的数字相对照（例如，在1779年到1794年间人口平均增长率是0。87％），
这个数字肯定是合理的。在金朝，每户的平均人口数多少要高于其他朝代通
常的五到六人。金朝的户规模较大，原因是奴仆使用的普遍。例如，在1183
年的籍户中，猛安谋克户的户平均人口为7。8人，而每户平均占有的奴仆数
则不少于2。18人。皇族每户拥有的奴仆人数更为可观，每户超过163人。如
果将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的话，可以推定，作为一个社区内的生活和消
费单位中的核心家庭，它的规模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的家庭是大抵相同
的。
金朝的人口相当多。在12和13世纪，仅仅金朝，不包括宋，就有不止
5300万人，远远超过同时期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人口。1207年时，金朝的国
土供养着几乎与742年的唐朝所全部拥有的那么多人口。至于这样的几千万
人在地理上是如何分布的，我们并不十分明了。《金史》的《地理志》记载
① 何炳棣也强调过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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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时每路的户数，可惜的是，它并没有说明这些数字所据的年代。不过可
以推断，这是在蒙古人入侵之前，是1215年金朝将东北丢给蒲鲜万奴前不久
的数字，因为这个总户数甚至比1207年籍户时还多。金朝人口在整个国土上
的地理分布可参见地图23。
从这一分布情况可见，几乎金朝全部人口的1/4都生活在开封附近 （今
河南）的黄河平原。另一个人口稠密区是山东东部。第三个负载人口最多的
是北京及其京畿地区。很明显，女真人的故乡东北，人口是非常稀疏的，虽
然人口如此之少可能与籍户的缺漏有关，因为当地通讯困难，在人迹罕至之
处进行籍户又多有不便。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地区是与西夏交界处的那些战略
要地亦即今天的甘肃，几乎是渺无人迹。显然，在整个金朝，最大的城市是
南京（今开封），这个国都的人口共计1746210户。第二大城市是中都（今
北京），有225592户，而位于东北的上京（会宁）仅仅有31270户。东京（今
辽阳）不过略多一点，有40604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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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族
虽然对于金朝人口的分布的轮廓，我们能够了解得比较清楚，至少对于
其中一年是这样，但对于金朝内部各种族有关人数的了解，就要少得多了。
没有任何统计数字能够提供各个种族即使在某个地区的准确比例。有关猛安
谋克人口的数字也无法用于这个目的，因为这些军事单位不仅包括女真人也
包括其他各族
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能做一个非常粗略的评估。如果说在1183年自由的南
迁军户有480余万的话，我们大体可以推定，其中的大多数也就是80％是真
正的女真人，其他的则是契丹人、渤海人或者汉人，由此可推论，女真人口
应该估计在400万左右，远低于总人口的10％。
不是所有的女真人都认为自己优越于其他种族。生活在新占领区的女真
军户是与周围的汉族人口相隔绝的，最能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享有特权的是官
僚集团中的女真人，他们不仅可以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升迁也比其他人迅速
得多。与汉人和其他种族人的通婚至晚到1191年已被视为合法，当然这种现
象的出现肯定要早于此时。金朝官方的民族政策，在其统治年间，也经历过
相当多的变化。在征服中原之初，女真人曾试图强迫汉人采用他们的服饰和
发型。就像满族人在17世纪命令汉人剃发易服一样，他们的先人在1126年
也曾强迫汉人改变自己服装和头发的式样，1129年又下诏再次加以强调，但
是看来这条诏令并没有被很严格地遵守，在倡导汉化的海陵王统治时期，河
南的汉人就曾被允许穿戴他们自己的服饰。
世宗废除了这一政策，他并无意把汉人变为女真人，而只是想保持女真
人的民族一致性。与早期的政策相反，到他统治的时候 （1161—1189年），
许多女真人似乎已经采用了汉人的行为方式并且忘记了自己的民族传统，包
括他们自己的语言。为此世宗禁止女真人穿戴汉人的服饰，禁止他们采用汉
人的姓名。皇室的亲王，凡是已经取了汉名的，必须恢复他们童年时的女真
原名。宫廷中只准讲女真语，宫廷侍卫凡忘记了女真语的，必须重新学习。
女真的歌者遵命在皇帝面前演出复活旧俗的节目。而章宗时所下的另一诏
令，则旨在维护民族自尊：1191年他下诏禁止汉人在提到女真人时使用“番”
这类字眼。但是，尽管有这一切将女真人与汉人隔离以及保持民族特性的良
好愿望，越来越多的女真人还是融合到了这个国家占大多数的汉人之中。只
有东北地区边境山林的那些女真人集中居住地带，他们的语言和习俗还仍然
保持着。1200年以后国家的危机和不断的天灾导致了女真人更进一步的汉
化。1201年朝廷下诏，对于累经签军立功的契丹人户，待遇与女真人相同，
1215年又废止了对非女真人军户的差别待遇。女真人种族特点的逐渐消失，
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所生活的驻防地分散遍及全国各地。相反，即使是在金朝
的统治下，契丹人也仍然是一个内部关系远远要紧密得多的民族实体，这一
事实应该归因于他们所生活地区的偏僻，在那里他们能够维持传统的部落生
活方式。
对于女真这个少数民族来说，他们对待汉人也并非一视同仁，而是清楚
地将其划分为“北人”与“南人”。北人是原先归附于辽朝的汉人，南人则
是居住于河南和山东的前宋遗民。这从世宗，这位具有敏锐观察力的皇帝的
一些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认为北人不可靠，其俗诡随，善于随风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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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南人在他看来则率直正派，“南人劲挺，敢言直谏者多”。这个看法明显
地不同于有关地域特点的老生常谈。13世纪，北方汉人还是像他们12世纪
时的河南祖先一样普遍地具有重信义的特点，而“真正的”南人，特别是广
东人，则颇与12世纪的燕京人相像。
尽管女真人在迅速汉化，但在管理帝国时肯定存在语言问题。上朝时汉
文的奏本必须被译成女真文时，常常造成拖延和误解。特别是在早期，那时
即使是受过教育的女真人，也很少能够掌握汉语。更复杂的问题出在文字上，
1119年女真人正式颁行了一种特殊的文字，即所谓的女真大字，它明显是在
契丹大字的基础上创制的。1138年又颁布了一种女真字，称为“小字”，现
在仅存于很少的一些石刻中。金亡之后这种文字还被满洲人继续使用到 17
世纪。这样，女真字、契丹字和汉字一起，成为金代并存的三种完全不同的
文字，以至于在各民族间和在官僚机构中，就不仅简单地存在着语言障碍，
而且还存在着文字障碍。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一种官方通用的女真文字的创制并不意味着
其他两种文字的废止。对于汉语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它毕竟是人口中占绝大
多数的人和他们中的文化精英所使用的语言。金朝与高丽、西夏和宋的外交
通信似乎一直是完全使用汉字的。但是在金朝的官僚机构内，契丹文字也继
续通行，所通行的如果不是那种极为复杂的契丹大字的话，那么至少也是半
拼音化的契丹小字。1138年规定，对于汉人和渤海人的委任要用汉字书写，
对于女真人用女真小字，对于契丹人则用契丹字。此后几十年间，甚至在国
史馆这类敏感的机构中，契丹字也始终被使用着。在所有的金朝皇帝中，世
宗要算是最有民族感情的一位，但他本人也赞许契丹文字，说它比女真字能
够更好地表达深奥和复杂的诗句，这反映了契丹小字在字母和语音能够很容
易地表示女真语发音的特点。而更重要的还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契丹文在相
当长时期内一直充当了汉族文学向女真人传播的媒介。汉文的著作被翻译（或
者转写？）成契丹文，然后又从契丹文译成女真文。直到世宗之后，契丹字
才被停止使用了。1191至1192年间朝廷开始排斥契丹字，在国史馆一类机
构中，仅仅认识契丹字的人都被解雇了。
汉人建立的宋朝对于他们的女真对手的文字，从未付出过任何努力来了
解研究，这是很令人奇怪的。当他们掳获到女真字的文件或其他材料时，竟
没有一个人能够看懂。中国后来的朝代，特别是明清两朝，都曾建立过负责
翻译的机构和学习翻译的学校，形成一套复杂的制度。但是在宋朝，也许是
出于民族自尊心，却决不肯去付出这种努力。而在高丽，事情就完全两样了，
女真语一直被教授和学习，直到金朝灭亡后的几个世纪。①
社会阶层
从金朝复杂的民族问题转到它的阶级结构，我们面临着一个明显的难
题。像所有的朝代史一样，我们所依据的主要文献 《金史》，都是从都市的
和官僚机构的角度出发来记录人物、事件和结构的，至于金朝统治下中国人
① ＇646＇ 《金史》，卷8，第184 页。
① ＇541＇魏特夫、冯家昇在 《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 年）》第253 页有关于金代三种文字并用造成的
复杂局面的叙述。关于朝鲜使用女真文的研究，见＇286＇列修：《女真文在高丽》，第7—10 、15—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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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社会状况及其变化，我们却知之不多。但是我们有理由设想，这些文献
之所以相对较少，其原因是与北宋相比，金朝统治期间的社会并没有发生值
得注意的变革。在中国农村地区，生活与在宋朝统治时期肯定没有太多的不
同，而像开封那样的城市生活，我们也不难想象，当攻城的激战过去以后，
生活很可能就一切如故，惟一不同的就是宋朝宫廷和它那帮高官显宦已不存
在。所以不能说女真人对中国北方的征服导致了社会的大变动。虽然许多中
国人，特别是上层人士，从外族入侵中深深感到个人的痛苦，但中国人口的
阶级结构并没发生根本的改变。富人、受过教育的人和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继
续依靠剥削劳动大众、佃农和贫穷的小地主为生。我们也不能说在金朝农民
受到的剥削比在辽朝或宋朝时更为苛酷。女真人征服中原后出现的惟一新因
素，就是对奴隶的广泛使用。
关于女真人口和它的阶层之内的变动，我们掌握较多的是这个社会阶梯
最上层的有关材料。金朝最高的社会阶层毫无疑问是皇室完颜氏。也有其他
完颜氏，他们是那个部落中非贵族家庭的后代，但后来统治金朝的酋长们的
家庭比一般完颜氏享有大得多的威望和权力。他们是女真这个少数民族之中
的少数，一个小的精英集团，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所提到的，他们中许
多人身居高位，尤其在建国之初的那些年，他们实际上掌握着国家的军事和
政治大权。根据1183年的籍户数字，这部分人共有170户，包括了982名氏
族成员。在这个数字之上，还必须加上27808个奴隶，也就是说每个皇族家
庭都拥有163名以上的奴隶。由于占有奴隶的多少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和经济
指标，并影响到财产税的征收，所以将其与每个普通的猛安谋克户平均占有
两个奴隶相比，我们就能对这些家族的财富之巨有个大体的概念。皇族与普
通军户间的不平等还表现在拥有土地的数量上。皇族每户平均占有土地数为
2166亩，而普遍军户每户仅仅占有274亩。皇族成员豪富而傲慢，他们中的
大多数虽然占有土地，却不居住在那片土地上，而生活在京城中。他们的懒
惰和挥霍不仅在普通百姓中，而且也在世宗那样严厉的统治者那里激起了怨
恨。世宗对他们一再训斥，其中一段话的内容就是说，这些皇室的亲戚都居
住在城市中，仿效汉族的生活方式，丢掉了他们的民族特点，也丧失了他们
原有的作战能力。
皇帝和皇族成员肯定很早就开始受到汉族文明的影响了。再没有比将阿
骨打和他那一群人当成是野蛮人更荒谬的了。金朝及其他少数民族王朝统治
之下被汉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个人的姓名。凡是女真家庭，当孩子
出生时都要为他取一个女真名字，至少当他们旧有的语言和文化习俗尚未消
失时一直是如此。不过取汉族名字的现象也很早就出现了。孩子除了取女真
名之外还要再取一个汉名，早在阿骨打那一代就已经如此。更过分的是，取
名时女真人还往往遵从汉族的所谓“排行”制度，就是凡属同一代的所有男
性成员，名字中都要有同一个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