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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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下，他们最终于1275年到达中国。忽必烈肯定对他寻求的100位有学问
的人没有伴随他们而来感到沮丧，但是他显然对马可·波罗的才智有了深刻
的印象。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这位大汗派他到中国和东南亚的不同地方
①
去充当这位皇帝的“耳目”，并带回他所到之处的见闻。
同样，马可·波罗被忽必烈的才能打动。马可·波罗看到的是高居权位
的大汗，并以谄媚的词语描写他。马可·波罗把忽必烈评价为“毫无疑问是
②
全世界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君主”。他较详细地描述宫廷宴会、新年庆典、
忽必烈率领的狩猎和带鹰出猎，并且报告诸如纸币、煤及驿站系统等奇特事
物，所有这些都会给欧洲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位年轻的欧洲人和蒙古人打
成一片并且明显地钦佩蒙古人，这肯定让忽必烈十分满意。他认为善待这位
年轻人对自己是最有利的，尤其如果他希望诱使更多的欧洲人到他的宫廷的
① ＇135＇傅海波：《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第54 页。关于马可·波罗及其著作的文献很多。慕阿德、
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游记》是最好的译本；亨利·玉尔的《马可·波罗游记》也是有用的译本，亨利·考
狄对这一译本作了补充，出版了《玉尔编译〈马可·波罗游记〉的注释和补遗》。对马可·波罗书的最好
的研究是＇361＇里奥剌多·奥勒斯基的《马可·波罗的亚洲》。
② 有些学者认为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他叙述的一些事件来自于他与波斯、阿拉伯的商人或旅行者的
交谈。见＇162＇约翰·W。海格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的问题》。马可·波罗自己的叙
述引来了这样的疑问。例如，他说曾参加蒙古人对宋重镇襄阳的围攻，但是围攻在他到达中国前两年的1273
年已经结束。在他的叙述中，还有其他明显的夸张和漏洞。正如傅海波在《蒙古帝国时期的中西接触》第
54 页所说，这些疑问还远未解决。亦见＇67＇柯立夫： 《关于马可·波罗离开中国的中文史料和到达波斯的
波斯文史料》。近来杨志玖在＇752＇ 《元史三论》中驳斥了这些疑问，论证了马可·波罗确在忽必烈时代到
了中国，见第97—132 页。
③ ＇328＇慕阿德、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第1 卷，第77 页。
① 这可能是马可·波罗的又一夸张说法。见＇162＇海格尔：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第26—27 页。
② ＇328＇ 《马可·波罗游记》，第1 卷，第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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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忽必烈通过对基督教实行宽容政策进一步吸引欧洲人。他的母亲通过笼
络聂思脱里派设定了这条道路。忽必烈没有变为基督徒，但是他在宫廷里任
用聂思脱里教徒。他不限制聂思脱里教的习俗，而且马可·波罗也曾提及他
在甘州、肃州和西北的其他小城市中偶然遇见的教堂。忽必烈还豁免教士的
赋税和兵役。最后，他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政府机构崇福司监督他国土内的聂
①
思脱里教牧师。他把两名聂思脱里教高级教士派往中东，这是他吸引基督徒
的另一迹象。
在1275—1276年，列班骚马和麻古思离开大都去访问耶路撒冷的圣地，
如果没有忽必烈的同意和支持，他们也许难以通过中国北部和中亚。列班骚
马和波斯的蒙古伊利汗会见并且受一位伊利汗的派遣和欧洲人商谈结盟。他
受到罗马教皇的接见，并且获准在巴黎与腓力四世、在波尔多与英格兰国王
爱德华一世见面。这些会面并没有导致有学问的基督徒进入忽必烈的王朝，
也没有造就和欧洲人的同盟。然而这显示了元朝朝廷对基督教的容忍，在政
府中任用基督徒官员并且欢迎同更大的基督世界接触。②
① ＇325＇慕阿德：《1550 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第131—132、225—228 页；＇653＇ 《元史》，卷89，第2273
页。
② E。A。沃利斯·布治在＇41＇ 《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侣》中全文翻译了两位教士的叙利亚文行记。亦见＇428＇
罗沙比：《来自上都的旅行者：列班·骚马与从中国到西方的首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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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与中国文化
作为中国皇帝，忽必烈希望把自己扮演成中国文化的保护人。如果他想
被视为汉人的天子，他就不能看起来像一个粗暴简单的“蛮人”。从最初的
年代开始，蒙古的统治者都爱好珍藏著名工匠的作品，忽必烈可以利用这种
传统对艺术尤其是对手工业进行支持。然而他又不能放弃蒙古式的服饰，以
免被蒙古传统的维护者指责为偏爱汉人。此外，作为大汗，他负有在他的领
土范围之内促进各民族文化的责任。他不能仅仅和中原文化联系。为了使所
有的不同文化保持平衡，既需要在政治上保持经常的警惕又要有间或的变
通。
忽必烈对他领土中的文字的政策揭示出他对文化问题所持的态度。需要
有适当的文字来记录他的新政府的国库、军事和福利事务。然而蒙古人在收
集和保留这些记录上经验不足。有实用性的文字是必不可少的，在成吉思汗
统治期间蒙古人创造了一种用畏兀儿字母拼写自己语言的文字。忽必烈最初
依靠汉人书记官，他们通常用文言文书写。但是，忽必烈强迫他们用白话书
①
写，因为“采纳文言文意味着文化上对汉人的屈从”，而且还因为对于学习
汉语的蒙古人来说白话更容易理解。大部分宫廷文件最初是用蒙古文书写
的，其中有许多被费力地翻译成白话汉语。但是畏兀儿体蒙古文不能准确地
记录蒙古语言的语音。另外，它难以准确地记录汉语，因而不能实现忽必烈
推广官方文字的计划。
忽必烈希望使用他选定的文字帮助统一他的疆域并且确保全面的统治。
他希望超过那个时代他能得到的书面语言汉字和畏兀儿体蒙古文。作为一个
居住着不同民族并且使用着多种语言的帝国的统治者，忽必烈希望有一种能
记录所有这些不同语言的文字。总之，他渴望在短期内研制出一种通用的文
字。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实施一种不为人知的文字是不会马上被接受
的。一种无论多么精确或者多么有效的人工设计的文字，将会遇到过分依恋
传统文字的人们的坚决的排斥。
然而忽必烈仍决定创制一种更好更通用的文字。他把创制一种新文字的
任务交派给吐蕃人八思巴。1269年八思巴创制了用藏文41个字母拼写的蒙
古新字。由于文字的方形形状，八思巴文字有时称为“方形文字”，在对蒙
古语语音的表达上它比畏兀儿语更准确。它还更准确地反映忽必烈的帝国中
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言的语音。八思巴文字看来理想地适用于记录忽必烈
帝国中的所有语言，适用于作为通用文字，并且有助于统一蒙古统治下经常
对抗的各民族。忽必烈自豪地把它叫做蒙古文字 （蒙古字），最终称它为国
家文字（国字）。他命令用国字书写宫廷文件并且建立加速传播新文字的学
校。①
然而忽必烈的期待未能实现，因为这种文字不很容易被接纳。甚至他自
己的官员都违反必须在宫廷文件中采用这种文字的规定。1269年建立的各个
学校同样也不是像所希望那样有效。1272年一位官员的报告表明汉人官僚的
孩子和亲戚都不学习这种文字。尽管他不断努力和反复劝告，八思巴字从未
① ＇396＇罗依果：《论元代的语言问题》，第68 页。
① 关于这种新文字，见＇384＇尼古拉·鲍培翻译的《蒙古八思巴字文献》和＇340＇中野美代子：《八思巴字与
〈蒙古字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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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畏兀儿体蒙古文或汉字。保存下来的八思巴文字实物是很少的，只在一
②
些印章、铜钱、纸币、瓷器上和一些敕令及佛经中发现这种文字，而汉字和
畏兀儿体蒙古文还保持着优势。元朝灭亡后这种文字也随之消失了。
八思巴字的失败不应该归咎于它在技术上功能不全。语言学家认为它在
发音的准确性和灵活性上是一个奇迹。它显示朝廷对一种通用文字以及对一
种反映那个时代的白话文的书面文字的关心，但它是官方设计的而且是从上
而下强制推行的。忽必烈希望使用八思巴字鼓励白话文在写作中的普及。通
过强调白话文，他表示他无需遵守士大夫管理政府的原则和方法，这些原则
和方法需要使用文言文，并且注重历史知识对当代政治决策的作用。因此不
应对在宫廷文件之外还使用白话文感到奇怪。白话文渗透到元朝文学中，而
且白话文和通俗艺术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繁荣。
在忽必烈时代和以后几位继承者统治时期，中国戏剧尤其繁荣昌盛。宋
末元初城市的发展为戏剧的兴起提供了适当环境，因为它既提供了观众又提
供了演出所需的资金。如果没有城市文化以及政府和平民的资助，戏剧就不
会繁荣。元代城市的确有不少成为伟大戏剧的温床。尽管精彩的表演和不少
于500部的创作剧目已不复存在，但从那个时代至少保留下来160部戏剧。
在许多城市中很快发展出具有几十座剧场的地区。在以前总是被视为社会贱
民的男女演员发现自己处于更值得羡慕的地位，至少在蒙古人统治的早期是
如此。因为小品——穿插着唱歌、舞蹈和杂技——是元代戏剧的流派特性，
所以被称为“杂剧”，并使它更易理解，更吸引普通观众。大部分戏剧是由
专业剧作家以及由于废除科举制度而排除在官职之外的汉人文士写的。
忽必烈和蒙古朝廷都促进了戏剧。他们很少进行干预，剧作者可以设计
各种主题不用担心政府的审查。一种更积极的趋势是忽必烈和其他官员曾命
令在宫廷进行一些剧目的演出。他们看来还充当了一些剧作家的庇护人，他
们对白话文的支持方便了剧作家的写作，因此对元剧的发展作出贡献。汉人
剧作家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是负责的。然而，这种鼓励 （至少不扼杀）元代戏
剧的环境，都应归功于忽必烈和他的蒙古下属。忽必烈知道在汉人眼中一位
好皇帝应该是国家文化的支持者，而戏剧作为一种正在中国发展的艺术形式
应该得到支持。①
在小说的发展以及使大批读物在中国流传方面，忽必烈没起什么作用，
但他的文化和文学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忽必烈强调白话文对于经常
描写低层人物的小说家很有益处。采用白话允许小说家再造普通百姓的语言
模式并表现更大范围的人物。
朝廷还促进书籍的更广泛传播，因此元朝的印刷术保持了宋朝所达到的
①
高水准。1269年忽必烈建立专门机构，印刷得到了官方资助，又在1286年
向学校分配土地，以让学校利用土地的收入印刷书本。印刷业的发展使得书
籍更容易得到并且开始形成明清的文学特点。
② ＇653＇ 《元史》，卷7，第142 页：＇109＇戴维·法夸尔：《元代的官印和花押》；＇472＇斯坦因：《内亚大
陆》，第1 卷，第441—455 页；＇254＇小山富士夫：《带有八思巴字的中国陶瓷》；＇22＇约翰·艾尔斯：《元
代的典型瓷器》。
① 关于这一时期戏剧的较深入的研究，是＇80＇詹姆斯·I。克伦普的《忽必烈汗时期的中国戏剧》。
① 吴广庆：《四个外来王朝下的中国印刷术》，《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3 期第459 页；亦见＇194＇夏志清：
《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第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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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是另一种受到宫廷影响的文化形式。忽必烈和他的蒙古同伴发现绘
画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欣赏绘画时他们不必去克服难以应付的语言障碍。这
位大汗个人的虚荣也使得他的蒙古同伴要对视觉表现有所反应。忽必烈有一
张自己的正式肖像，他又委托画家刘贯道画出他在狩猎中的形象。他下令把
南宋的皇家绘画收藏运送到大都，在大都几位汉人鉴定家对这些画进行分
类。宋朝的绘画是他自己的收藏的基础，随着他庇护一些画家并且得到这些
画家的一些作品，他的收藏不断增加。一些艺术史学家强调忽必烈和蒙古统
治者在中国绘画上的负面影响或者缺少影响，但是最近的研究已对元朝作出
某些肯定。②
确实有一些伟大的汉人画家拒绝受聘或者拒绝与蒙古人合作，但是同样
多的画家在元朝初期得到支持和保护。有些拒绝为外族征服者供职的人变成
隐士，而其他对被征服的宋朝保持忠诚的人则专注于个人事业以掩饰他们对
蒙古人的厌恶。绘画是这样一种值得注意的职业，从而形成一个和宋朝皇家
画院的官方画家相区别的称为业余画家的群体。
他们逐渐形成的文人画派颇具画家的感情色彩，这自然能使画家谨慎地
表达他们对蒙古人的敌意。例如，郑思肖（1241—1318年）是以他的中国兰
花画著称的，当“问他为什么在花根周围不画泥土时，他的回答是泥土被北
①
人偷去了”。龚开（1222—1307年）、钱选（约1235—1301年）以及其他
的画家也把他们的艺术当作反抗社会的微妙手段。另一方面，宫廷任用一些
伟大的汉人画家作官。它任命名画竹家李■ （1245—1320年）为吏部尚书；
高克恭（1248—1310年）1312年在刑部得到一个位置；而书法家鲜于枢
（1257？—1302年）任职于御史台和太常寺。通过在政府中担任挂名职务，
忽必烈还资助了许多其他画家。
忽必烈在画家中最有名的支持者是赵孟睿�1254—1322年）。因为赵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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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对于那些批评他背弃宋朝而为“北人”服务的人，赵孟罨卮鹚担骸�
②
每个人根据他所处的时代在世上生活。尽管许多蒙古人怀疑赵孟畹闹页希�
忽必烈任命这位画家为兵部郎中，赵孟钜猿闲某弦獾赝瓿晒ぷ鞫源俗龀龌亍�
报。他建议改革驿站服务并且减少汉人的赋税。在艺术上，他发现在蒙古人
的统治下比以前的宋朝有更大的自由。他论证说，宋朝宫廷画院的建立使画
家变得毫无价值，而元朝统治者不干扰画家的艺术创造并且让他们接触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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