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着名将帅(三)-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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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蒲城东南乡有个恶霸秀才李桢，和官府勾结，鱼肉乡里，无恶不作。1914年的一天，李桢替当地一家地主讨债，率一帮流氓打手来到杨虎城姑母所在的村子里，强行索债，村民十分害怕，又无可奈何。正巧杨虎城来到姑母家，就有人来和他商量对策。杨虎城一听，剑眉倒竖，虎眼圆睁，冷峻地说：“早就想教训这小子了，今天来得正好，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个字，打！”当李桢一伙人狐假虎威地来到村子里时，杨虎城早已带着一群农民等候多时。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大家在杨虎城的率领下，一阵混战，打跑了逼债队伍，气愤已极的农民们，一时竟将李桢毙于乱棍之下。这下惊动了县里，命差役来捉人，美其名曰“缉凶”。杨虎城于是和中秋会的部分农民逃离了蒲城，四处流浪，成为当时的“刀客”。一路上，他打抱不平，扶弱济困，大有古代游侠之风；杀富济贫，劫财抗官，好比秦汉剑客之举。有一天，他打听到澄城县有一批税款经蒲城解往西安，杨虎城效《水浒》中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带人在蒲城东乡劫夺了这批税款，成为官府力捕的对象。风声日紧，杨虎城只得远遁他乡，官府也只得徒唤奈何。
后来杨虎城用劫款买了一支步枪，如虎添翼，带着追随他的农民在当时的同州（今大荔县）、朝邑、合阳一带神出鬼没地与官府作对，组成了一支数百人的武装抗暴的独立队伍。
1915年，袁世凯称帝，全国讨袁之声四起，陕西将军陆建章是袁世凯的爪牙，也是义军驱逐的对象。杨虎城在当地同盟会会员的影响和策动下，率部击袁军而迭获大胜，武装了自己的队伍。讨袁之战结束后，1916年，他的部队被编为陕西陆军第3混成团第1营，杨虎城任营长，进驻大荔县城。次年，陕西建立了靖国军，与当时的北洋军阀在陕西的督军陈树藩的军队对抗，杨虎城因与陈树藩有矛盾，率部加入了靖国军，其部被改编为第3路第1支队，移驻临潼栎阳镇。其后，他率部与陈树藩部多次作战，曾在关山东北的界方与陈部鏖战六天六夜，部队虽伤亡过半，但遏止了陈军的进攻，为抗击北洋军阀的围攻，立下战功。
直皖战争爆发之后，皖系军阀段祺瑞垮台，直系军阀吴佩孚取而代之，统治了华北和长江流域的一部分，吴佩孚派第20师师长阎相文为陕西督军，随军来陕的有冯玉祥的第11师等部。靖国军大部接受了直系军阀的改编，而杨虎城不愿改编，以“人各有志，各行其是”、“保全革命人格”为由而婉言谢绝。这时，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被迫将总部迁移，杨虎城迎之于自己军队的武功驻地，建立了新的靖国军总司令部，重新改编原属部队，杨虎城任第3路司令，辖四个团。直系军阀于是在1922年聚3万之众进攻武功，企图消灭杨虎城部。激战二十余日，杨虎城部终因众寡悬殊，伤亡过重而撤退至凤翔。之后，于右任南潜，找孙中山请示办法，而杨虎城则继续向陕北北部转进。沿途行走1千余里，遭军阀围追堵截，苦战多次，杨军孤军深入，迂回前进，惨烈之状可想而知。最后杨虎城部到达延安，与陕北镇守使井岳秀部会合，井岳秀将杨虎城的部队改编为自己属下的暂编步兵团，另委他人任团长，杨虎城暂时脱离部队，被安排在榆林居住。
这时的杨虎城十分苦恼，不明白为什么孙中山的革命总是失败，感到前途茫然。加之部队不在身边，井岳秀又是一个土皇帝，十分保守，自己又患了伤寒症，所以百感交集，身心两摧，经常闭门不出，精神郁闷至极。不久杨虎城认识了榆林中学的校长杜斌丞，并通过他认识了共产党人魏野畴，渐渐地接受了一些革命思想，对孙中山失败的原因和中国革命前途有了初步认识。杨虎城与杜、魏二人的相识，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后来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榆林期间，杨虎城又与孙中山取得了联系，并于1924年在
国民党一大期间加入了国民党。
1924年冬，冯玉祥等人率军队在北京联合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的政府，驱逐溥仪出宫，成立了国民军，井岳秀任陕北国民军总司令，杨虎城则因身体恢复健康而出任前敌总指挥，率部由陕北南下，回师关中。次年，国民军赶走了陕西督军吴新田，杨虎城部被改编为国民军第3军第3师，杨虎城任师长。同年7月，杨虎城在耀县设立了“三民军官学校”，对青年进行培训，吸收了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共党员为下级军官和政治教官，以加强政治教育。从此，杨虎城部队内始终有中国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这些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陆续得到杨虎城的信任和重用。
1926年，吴佩孚委任刘镇华为陕西剿匪总司令，率军进攻陕西，刘镇华部在途中打败国民军第2军岳维峻部于河南，再败陕西军务督办李云龙部，率10万之众进攻西安。从潼关至西安三百里间，刘部虽是乌合之众，但因国民军第2军已成溃军，使刘部沿途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很快就兵临西安城下。此时李云龙率部退守西安，兵力不足5千，遇此军情，正惶惶不可终日。正在此时，杨虎城从三原出兵，迅速进入西安城内，被刘镇华发现后，刘镇华率部立即攻城，杨虎城部先头部队刚入城还未吃饭，就即刻出东门应战，击退敌军，稳定了战局。几天后，刘部采取合围的战略，围攻西安，著名的西安坚守战开始了。5月15日，敌军占领了三桥镇，西安陷于四面包围之中。当时围城的敌军达7万人，补给充足，装备优良，而守军不足1万人，粮食紧张，并与外界断了一切联系，两军对比十分悬殊。杨虎城坚持守城，决不放弃，采取一系列政治性措施，团结了城内各军队。杨虎城发动群众，鼓舞斗志，严惩投降分子，激励部下发扬英勇无畏精神，对战争的胜利产生了重大作用。守城期间，国内北伐军节节胜利，冯玉祥率国民军援陕，于右任也组织部队向咸阳地区的敌军发动总攻，西安城内守军不断出击，至11月27日，刘镇华率部仓皇撤退，次日，西安解围，保卫西安之战取得了最后胜利。这场守城之战成为中国现代军事史上著名的守城战例。
战后，杨虎城因西安之战军民伤亡惨重而引咎离去，避居三原。于右任时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和冯玉祥多次派人带信邀杨回来，杨虎城才于1927年春返回西安，就任国民军联军第10军总司令。5月，杨虎城率部出潼关参加北伐失利，转至皖北太和县休整。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杨虎城在太和县休整部队，却仍然重用共产党员，以魏野畴为军总政治处长，南汉宸为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校长等等。当叛徒告密出卖了军中的共产党员后，杨虎城指示不可伤害一人，送给他们路费，护送共产党员出境而罢。他对部下说：“这些朋友是我们请来的，纵一时不能合作，也要对得起朋友，要有道义，要留有他日见面的余地。”此语表现出杨虎城的高尚人格。1928年4月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安徽刘集发动了暴动，不幸失败，共产党人魏野畴突围后遇难。杨虎城闻讯，痛失挚友，悲痛难抑，身体健康突转直下，于是在4月下旬启程赴日本疗养，化名呼尘。在日本期间，他观察了日本的政治和军事，接受了一些民主思想，更认识到当时中国的贫弱和权势者们的残暴。不久他的身体恢复了健康。这时国内的冯玉祥和蒋介石都想争取杨虎城为自己的部属，分别以电报催其归国。半年后杨虎城回到了南京，立即去见冯玉祥。冯玉祥委任杨虎城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暂编第21师师长，令他赴泰安就任，协助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剿匪。该师是杨虎城的原部队所改编，归孙良诚指挥。杨虎城到任后，对部队略一整饬训练，即加入战斗，大获全胜，使胶东地区得以安宁。
1929年4月，冯玉祥和蒋介石关系破裂，蒋、冯战争一触即发。鉴此形势，冯玉祥命杨虎城率部随孙良诚部向河南撤退，而杨虎城分析形势觉得不妥，未听从军令。此时南京何应钦来电邀杨虎城赴南京一晤，杨虎城应约前往，并与蒋介石见面。9月，杨虎城部受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4师，开往河南南阳，杨虎城兼任南阳守备司令。从此，杨虎城部脱离冯玉祥而附属于蒋氏系统。1930年3月，杨虎城部又改编为陆军第17师。5月，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杨虎城率部向洛阳进军，一路追击冯军，7月，杨虎城部先后扩编为第7军及讨逆军第17路军，杨虎城任军长及总指挥。11月，杨虎城部进占西安。途中，蒋介石电告杨虎城，要他准备组织陕西省政府。此时南汉宸正在杨虎城的军中，杨虎城遂命南汉宸筹划此事，自此，南汉宸一直成为杨虎城之臂膀。西安之战后，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南汉宸为政府秘书长，代杨主持政府日常工作。
杨虎城深知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委任他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是一时的利用和迫不得已。所以自上任开始，杨虎城就对蒋介石有所提防。果然，杨虎城在任陕西主席期间，蒋介石为了控制杨虎城，在军队中不断安插自己的亲信，以削弱杨虎城的力量；在陕西地方培植自己的势力，来限制杨虎城在陕西的权力；在政府组阁时也多次要杨虎城安排蒋指定的人选，甚至安插特务分子担任陕西省教育厅长，并对杨施加压力，要他撤换南汉宸，杨虎城只得让南汉宸离开。南汉宸离开后，南京政府就立刻发出了通缉南汉宸的通令。许多事件表
明蒋对杨的不信任和担忧，杨与蒋的矛盾日益明显化。
在当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几年间，杨虎城在对付蒋的诡计同时，为当地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如发展教育事业，提倡学术自由，为培养进步青年，资送他们到黄埔军校、北京大学以及日本、德国、英国学习，着手抓水利建设，建成泾惠渠和洛惠渠等工程，共可灌溉田地百万余亩。
1931年9月18日，日本故意将沈阳附近的铁路炸毁，造成“九一八”事件，并派遣武装入侵我国东北，蒋介石命令东北军绝对不得抵抗，东北军被迫撤至关内，致使日军长驱直入，迅速占领东北三省。民族危机感激发了杨虎城的爱国主义思想，当1933年3月日寇占领热河时，杨虎城赶到石家庄面见蒋介石，要求出兵抗战，蒋氏却不予支持，说什么中央自有整个计划，言外之意嫌杨虎城多事，杨虎城只得怏怏而归，心中对蒋介石更加不满。5月，当冯玉祥和吉鸿昌等爱国将领在张家口组织起察绥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只能在言论和物资上予以援助，而不能出兵，精神一度抑郁不振。从此他意识到蒋氏的不可靠，国家民族不抗日是没有出路的，要不了多久，他的第17路军也会彻底完蛋。
1935年初，他奉蒋介石的命令阻截、围剿由鄂豫皖向陕南转移的红25军，遭到红军沉重打击，其后又先后与红军作战而一败再败。这使他清醒地看到，剿共是一种毫无前途的军事行为。不久，蒋介石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免去了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职务。
夏天，张学良的东北军移驻西北，使西北的局面更加复杂化了。杨虎城的第17路军和东北军开始出现了矛盾，这是旧军队中常有的地方军和客军之间的摩擦，蒋介石利用这一矛盾，使张、杨二部互相牵制，以便自己从中操纵。他不断对张、杨二人进行挑拨，一面说杨虎城是地头蛇，野心勃勃，不好合作，一面说张学良堕落腐化，不抵抗日军而失掉东北，一面指示特务贴出“陕人治陕”、“驱逐不抵抗的东北军”的标语来激化两部之间的矛盾，一时造成杨、张二部不同程度上的冲突和纠纷。西北军下属军官不了解，对东北军有极大意见，而杨虎城对张学良部却能从宽容的态度出发，教导下属要有同情心，不能以正常情况对待这样的问题。因为东北失陷对于东北军和当地人民来说几近于亡国，而张学良又为蒋介石背了这口黑锅，杨虎城心中是十分明白的。之后，随着人们对东北失陷后的情况有所了解，陕西军民对东北军民有了深深的同情，常常关照他们，两个部队的关系有了好转，为后来联合发动西安事变打下了群众基础。杨虎城对张学良在东北时的处境和遭遇也表示了同情和理解。这年9月，张学良的110师和109师被红军消灭，张学良十分沮丧。此时的一天，杨虎城对张学良作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安慰张学良，张学良非常感动，二人关系有了进一步加深。杨虎城还对部属说：“我们对人（指张学良）要看他的长处，要看他有杀父之仇与亡国之痛。我们要搞好和张的关系，否则就会中蒋介石的奸计而同归于尽。”此语表现出他深厚的仁爱之心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以及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成立国防政府问题。”杨虎城闻此讯如同绝处逢生，完全同意中共这一英明决策，并派人研究了具体办法。11月份，杨虎城去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花钱当选了一个中央监察委员，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自己从辛亥革命起就闹革命，到今天还得花钱买官，太丢人了。国民党五大使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了。会后他返回西安。
12月，毛泽东派红26军政委汪锋来西安面见杨虎城，并带来了一封亲笔信。信中，毛泽东语词恳切地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毛泽东的来信，使杨虎城深受感动。因此故，汪锋与杨虎城作了三次恳谈，与此同时，南汉宸又派王世英秘密赴西安游说杨虎城，最后杨虎城同意与中共达成协议。大致内容为：一、17路军与红军建立友好互不侵犯协定；二、双方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秘密联系；三、在17路军的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四、双方同时做好抗日准备工作，对部队先进行抗日教育。这些协议内容后来很快在杨虎城的指示下在杨部落实了。从此，双方在前线再未发生过冲突。在后来的军事行动中，杨虎城为红军提供了许多方便，同共产党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此时，杨虎城的第17路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处在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蒋介石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为消除这种威胁，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大量的特务机构，成立了西北“剿匪”总部，妄图控制西北的整个局面。从1936年的10月开始，蒋介石就又采取了他一贯的政治伎俩，收买和分化不同地方的军事力量，企图一举消灭红军于陕西，完成他的“安内”大业，而对日寇的入侵仍然采取不抵抗政策。他从各地调来高级军政人员齐聚西安，其派驻陕西的嫡系部队与精锐部队达260个团共计30余万人，他命令
在西安扩建飞机场，集中了100多架从意大利买回的新式飞机，准备对红军发动全面的进攻，以为最多一个多月时间就可以消灭红军而凯旋而归了。于是在1937年12月4日，蒋介石杀气腾腾地来到西安，对张、杨二人以及部下作了多次讲话，威胁利诱，要张、杨对他提出的两个方案作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