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着名将帅(三)-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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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西安，对张、杨二人以及部下作了多次讲话，威胁利诱，要张、杨对他提出的两个方案作出选择和决定，一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两部全部开往陕北前线，向陕北红军进剿，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二是杨、张如不愿出兵，则将东北军调到福建，17路军调到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这两个方案都是杨、张不能接受的，于是，二人仍向蒋介石陈说利害，要求蒋氏联共抗日，蒋介石却严厉呵斥张学良，甚至拍案谩骂，扬长而去。张、杨二人见苦谏、哭谏皆无效，经协商，决定采取兵谏的方式来逼迫蒋介石同意抗日。
11月4日至11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对兵谏作了具体布署：张部负责包围华清池和西安至临潼间的警戒，杨部负责西安市内和陇海路西安车站、西郊飞机场的军事行动，包括解除中央宪兵、特务、警察、中央军驻上述地区部队武装，扣留飞机、扣留住在西安招待所及散居各处的南京军政大员。12月11日晚上9点，杨虎城召集亲信部下，宣布了兵谏计划，他慷慨激昂地说：“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我们和东北军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决定大举‘剿共’，实际上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我和张先生决定硬干，要干就彻底干下去，把蒋介石抓起来！”接着他宣布了具体部署，并指挥部队迅速到达指定地点待命。晚12点后，张学良和他的高级干部来到新城杨虎城的住处，坐镇进行指挥。12日凌晨5时左右，东北军的白凤翔和孙铭九部执行捉蒋任务，在潜入华清池蒋的住所时被卫兵发现，发生枪战，蒋介石的卫士队士兵一时还未反应过来，就被东北军士兵用轻机枪扫射而死，蒋介石听到枪声，仓皇出逃，向住所外的山间狼狈逃窜，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捉蒋部队迅速进入蒋的寝室，发现人不见了，而被子内尚有余温，桌上假牙还放在水杯中。参加此次行动的一位东北军官立即打电话将此情况报告张学良，张学良命令部下查汽车，汽车一辆不少，张学良遂命令部队扩大搜索范围。捉蒋部队在蒋介石藏身的虎畔石附近发现有人探头，一枪将其击毙。蒋介石这才惊慌失措地举起双手大叫：“我在这里！”部队走近一看，蒋介石的秘书肖乃华倒卧一边，蒋介石只穿一件睡衣，赤着一只脚，面色苍白，浑身发抖。蒋介石见有人来捉他，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军队？”“我们是东北军！”蒋介石起初以为是红军，一听说是东北军，就骤然神气起来，又以为是一部分军队哗变，就说：“我是领袖，张副司令在哪里？”并表示不肯下山，部队战士强行把他拉下了山，押到新城大楼住下。同时杨虎城部也分别解除了西安城中各中央军部队的武装，并拘捕了尚在西安城中的高级军官陈诚、卫立煌等10余人。
兵谏的初步行动获得成功，张、杨立即通电全国，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宣言》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骤变，日寇汉奸，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同时张、杨致电中共中央，请中共中央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事。
12月13日，杨虎城向自己的部队作了报告，他说道：“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次举动，对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地考虑，假如无利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作，对于国家终归是有好处的！”12月14日至15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在西安电台作了广播讲话，12月16日，两人又在西安革命公园召开的西安市民大会上作了讲话，重申了八大主张，强调了抗日的决心，对兵谏的目的作了充分的解释。12月20日，他们发表了告东北军和17路军将士书，以无比悲愤的心情号召全体将士：“我们亲爱的将士们！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国家，已到了生死关头，真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必须巩固我们抗日救国的战线，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拼，方能实现我们的主张，才能收复我们的失地，才能湔雪我们的一切国耻。这是我们由理论而实行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奋斗，我们必须不辞一切光荣胜利的牺牲。……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具有坚强民族意识的亲爱的将士们，这是我们起来的时候了！白山峨峨，黑水汤汤，我们光荣的胜利，就在目前，我们一定要到黄龙痛饮的。我们亲爱的将士们！我们热血沸腾的亲爱的将士们，我们一定要不辞一切艰险牺牲，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去达到我们最后的胜利！”
12月14日，宋美龄委托英国人端纳来西安斡旋，端纳曾先后担任过张学良和蒋介石的顾问，这是宋美龄所以派他来与张学良面谈，并了解蒋介石被押情况的动因。端纳听了张学良的主张，表示赞同，当晚二人与蒋氏见面，端纳劝说蒋氏，要其接受张的主张。之后端纳往返于西安与洛阳之间，向蒋介石转达了宋美龄的意见，由蒋介石先向南京下达停战的命令。17日蒋介石写了一封给何应钦的手令，由蒋鼎文送往南京。战争暂时停止下来。
12月17日，由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参入与蒋介石的谈判。周恩来经与张杨二人多次谈话，争取到他们的同意：逼蒋抗日，释放蒋介石，这样对全国的抗日形势更为有利。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来到西安，参加谈判。这时蒋介石提出两个原则，一、由宋氏兄妹代他谈判；二、商定的条件，由他回到南京后分条逐步执行，不在西安签字，也不公布或对外有什么表示。张学良和杨虎城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同意了蒋氏的原则。谈判经过23、24日两天，谈妥六点，即所谓六项“诺言”：一、改组国民政府，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改变外交政策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各项，如将国军入陕部队调出潼关，西北各省军政由张、杨负责等。这六项诺言，最终却只有所谓的“人格担保”，而没有一个手续。张学良却认为蒋介石既已答应六项条件，自然不会说了不算，就贸然同意释放蒋介石，并决定自己亲自陪蒋去南京，以表示自己对蒋不含个人恩怨。杨虎城极力劝阻无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经洛阳回到南京。
12月27日，蒋介石抛出了他伪造的《对张杨的训词》一文，以此来挽回他在西安的面子。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针锋相对地对蒋氏的文章作了批驳和讽刺。毛泽东说：“蒋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又说：“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为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坚决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何应钦等的阴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文中，毛泽东以犀利之笔充分揭露了蒋介石的不讲信义的本质，把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向全国人民作了宣传。
张学良一到南京，就被蒋介石软禁起来，后被南京高等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0年。此时，蒋介石假意恳请政府予以赦免，南京政府于1937年1月4日决定赦免张学良，裁决“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杨虎城闻此消息，次日即致电蒋介石，要求放回张学良。同日，杨虎城向全国发出通电，控诉蒋介石的背信弃义，两面三刀，发动内战的罪行，赞扬张学良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光明磊落的胸怀；重申自己反对内战坚持抗日的决心：“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箕豆相煎之争，固尽人皆知，苟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倒无不乐于听命。若不闻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惟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战在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煎迫不已，便不免兵争，则谁举内战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有公评，青史自有直笔也。”2月5日，南京行政院召开会议，决议对杨虎城撤职留任。至3月初，蒋介石在溪口约见杨虎城，要杨虎城离国去欧美作军事考察。
东北军从1937年3月7日起被逐渐调离陕西，分解成几个部队隶属于几个系统，7月初抗战爆发，蒋介石为了泄私愤把东北军分割使用而逐渐消灭掉了。
杨虎城同年被迫辞职。6月16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指令：“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就这样，杨虎城于6月29日偕夫人谢葆真及次子拯中和随员一行乘美国胡佛总统轮离沪。途中，杨虎城闻国内卢沟桥事变，日军已进迫关内，心中如焚，便急于回国，但被宋子文来电阻止。7月14日，杨虎城一行到达旧金山，向美国公众发表了书面谈话，他说：“保卫国土是军人的职责，我一直要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这次卢沟桥事变，是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怎能置身度外、流连忘返？即拟兼程回国，请求任务，执行战斗，为国效死！”但是回国已成为不可能，杨虎城只得绕道欧洲，欲在欧洲进行宣传之后经苏联过蒙古回国参加抗战。8月，杨虎城偕夫人一行到达伦敦，又去巴黎、柏林、布拉格、维也纳、日内瓦等地，沿途受到华侨及进步团体的欢迎和邀请，发表了许多抗日演讲。国民党对他在欧洲的言论极为不满，便以欺骗的手段骗杨虎城回国。这时，杨虎城身边有人持不同的看法，从安全角度考虑，认为回国不妥。杨虎城却说：“宁使蒋负我，不能使我负国家民族，个人利害，在所不计。”表明了他光明磊落的襟怀和为国赴死的决心。于是在1937年10月29日，杨虎城一家及随行人员乘法轮“哲利波”号离开马赛，于11月26日到达香港。一回到国内，杨虎城就失去了自由。11月30日，他在特务的监视下离港飞往武汉，在汉口拜访于右任时，与于佑任交谈了三个小时，正吃饭时，特务来报告，蒋介石要在南昌接见他。两天后，杨虎城到了南昌，立即被囚禁起来，从此成为蒋介石的重要囚犯。
1938年春，蒋介石命令戴笠将杨虎城解往长沙，后多次迁移囚禁地点，在贵州息烽的玄天洞将杨虎城关了8年。1946年，国民党又派人将他押至重庆渣滓洞的中美合作所之杨家山。1949年2月，旋将其移至贵阳黔灵山麒麟阁。这时蒋介石的末日已经快到了，蒋介石先逃往台湾，尔后又折回重庆，主持西南地区对我军的作战，亲手布置了杀害杨虎城的计划。于是，毛人凤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在中美合作所中的戴公祠暗杀杨虎城。
9月，特务头子周养浩到贵阳，对杨虎城说蒋介石要在重庆见他，把他送往台湾，杨虎城信以为真，17日乘车又重返重庆中美合作所。车一出发，周养浩就给毛人凤打了电报，让重庆特务安排好行刺。当晚11时许，杨虎城和儿子拯中（夫人已于1947年逝世于狱中）及秘书宋绮云等人到达戴公祠。特务张鹄引他们进入房内，杨虎城走在最前面，儿子拯中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跟在后面。当拯中正要进入卧室时，特务杨进兴从杨丞中身后下手了，匕首刺进了杨拯中的腰间，杨拯中一声惨叫：“爸！……”杨虎城猛一回头，还未来得及看清自己儿子的被刺惨状，就被刽子手的利刃杀害了。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也一同被害，杨虎城年仅9岁的幼女也未能逃过这一劫难。一时血流满阶，惨不忍睹。凶手们在杨虎城父子二人的面部淋上硝镪水，然后把杨虎城的遗体掩埋在花园的一座花坛里，这一举动，充分暴露出他们卑劣的灵魂和恐慌的心理。
这一天，1949年9月17日，是中国人民感到最心痛的一天！是中国人民最悲愤的一天！一位伟大的爱国军人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这个极为可耻的戴公祠里；没有死在日本侵略军的手里，而是死在几个卑劣的小人手里；他一腔热血没有洒在抗日的战场上，而流遍了这所阴暗的鬼域般的地狱。这个悲剧令山河失色，日月无光！
1949年11月30日，重庆宣告解放，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领导当天调查杨虎城的下落，第二天发现杨虎城的遗体，立即组织尸殓。12月16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分别发来唁电。1950年1月15日，解放后的重庆市政府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刘伯承、邓小平等党政负责人及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教界、新闻界代表共10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次日，重庆市政府派人将杨虎城及儿女的灵柩用船运往汉口，转运陕西。24日，杨虎城的灵柩到达汉口，次日，武汉军民3000余人举行公祭，26日，则有万人送灵，将英灵送上火车，让杨虎城魂归故里。30日，杨虎城的灵柩被运到西安，彭德怀率众在西安车站举行迎灵公祭，旋置灵柩于杨虎城当年驻节的新城大礼堂。此后每日前往吊唁者络绎不绝，2月7日，9名遇难者的9副灵柩安葬于西安南乡韦曲少陵原杜甫祠西侧，祭者云集，声势浩大，长街当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