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着名将帅(三)-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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缫锊痪�2月7日，9名遇难者的9副灵柩安葬于西安南乡韦曲少陵原杜甫祠西侧，祭者云集，声势浩大，长街当哭，人人掩面而泣，不忍仰视。同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发表公告，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举行公祭，由林伯渠主持公祭，朱德总司令参加了公祭大会。
1956年，在北京召开了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大会，会上周恩来同志发表讲话，他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杨虎城将军的牺牲是光荣的，他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
是的，中国抗日军事史上将永远铭记杨虎城将军的英名，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这位千古功臣！
杨虎城将军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十分令人注目的人物，他和张学良将军发动的西安兵谏，是中国革命史上轰动世界的军事行动。西安事变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周旋，把中国革命带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后，他们二人历经沧桑，一死一囚，但最终双双名垂青史。
杨虎城的一生，是一个贫苦农民为了求生存而走向对压迫者的抗争、而又逐渐迈入革命道路的生命过程。他的贫苦出身和与压迫者的斗争经历，决定了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能够作
出果断的选择，并必将付诸坚决的行动。他早年对革命的困惑，在和共产党人士多次接触以后一时冰释。因此在他的部队里，共产党员才能受其保护；在西安事变中，他才能同意共产党的建议，和平解决这一事件。他对蒋介石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比张学良要深透，他凭着一种阶级的本能和从与蒋氏多年的交往中，认识到要达到逼蒋抗日的目的，武装行动是最有效的手段。
杨虎城不是占地为王的草寇，也不是旧式的军阀，更不是科班出生的军事家，他是一个由自发的农民起义者走入革命道路的军事人物。在艰苦的环境中和异常复杂的军阀混战情况下，他以自己的战功获得了日后的重要军事领导地位。他文化不深，所以受中国旧文化的影响不大，他出生贫寒，所以最能体会人民的疾苦，他未入军事院校，所以不会有极强的帮派观念和墨守陈规的军事教条主义思想。可以这样说，他的军事生涯中的一些行动，是建立在一种纯朴的阶级感情上的。这种感情，有时表现为一种义愤，有时表现为一种同情，有时又表现为一种仇恨。纵观他的一生，他决不会与人民为敌，或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所以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的民族感和军人的天职自然凝聚成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这种仇恨如同一团熊熊烈火，不可熄灭，因此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就在他的烈火中焚毁。
蒋介石在西安被囚后，蒋氏为了求释而口口声声地说什么以人格担保，张学良相信了，但杨虎城不相信。他清醒地知道，蒋介石是不讲人格的。张学良因为相信了，亲自陪送蒋介石去了南京，于是终生被囚，于是明白了杨虎城的正确；杨虎城因为不相信，最后为独夫民贼蒋介石所不容，被小人杀害了，令日月生悲。蒋氏的行为，早已表明他没有人格可作任何保证，反而证明了杨虎城是一个真正胸怀坦荡有人格的正人君子。
一代伟人毛泽东曾说：“直至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是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毛主席说的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以西安事变为契机的，而西安事变中杨虎城又是起到十分重要作用的一位关键历史人物，因此从某个方面来说，没有杨虎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一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两党不合作，不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的前途、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及中华民族的前途是可想而知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杨虎城就是千古功臣，有功于中国人民，有功于中国共产党，有功于整个中华民族，其英名将永垂史册！
以一人之死而拯救整个民族、国家和人民，其英雄气概当可吞山河、贯日月，当可振奋我华夏炎黄子孙千秋万代！是故，伟人毛泽东称杨虎城将军“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此言可谓精当之极，非虚言也。
冯玉祥（1882—1948年），字焕章，原名冯基善，1882年11月6日出生于河北青县兴集镇。冯玉祥少时家境贫寒，11岁丧母，其父所在营的管带为他补了一名恩饷，1896年正式参加练军。六年后，他看到袁世凯的新军在教练方面比练军强，于是抛弃通过苦练得来的教习职位投奔新军。在新军中，冯玉祥由于体格魁梧强壮，加上勤学苦练，颇受赏识，仅三年便由正目升至排长。不久他与协统陆建章的内侄女结婚，得到陆建章的重用，不过几年便升为管带。1911年前后，他目睹列强入侵、清朝腐败，产生排满反清思想，遂成立武学研究会，任会
长。他与武学研究会会员们经常聚会抨击清廷的腐朽无能，决心“利用现成的武力以为推翻的工具”。1911年10月，武昌首义爆发，冯玉祥闻讯深受鼓舞，参加滦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被递解回原籍，路过北京时受到陆建章的庇护，暂时赋闲在家。1912年2月29日，陆军第三镇在北京发动兵变。袁世凯以此为借口扩充武力，命令陆建章编练左路备补军五营。陆建章乘机重新启用冯玉祥，任命他为第2营营长，命他当即赴景县招收新兵。随后，新兵营开赴南苑着手编练，不久移驻京西三家店。在此期间，李鸣钟、张维玺、陈毓耀、韩复榘、谷良民、谷良友、许祥云等旧属纷纷投靠他门下。冯玉祥对新兵的训练除陆军正式操典外，还加设铁杠、木马等体育训练器具，以增强士兵体魄。他还特别注重新兵的质量，曾多次亲自下去招募士兵，曹福林、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冯治安、孙连仲、吉鸿昌这些日后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都是冯玉祥亲自招募来的。他招兵有一套标准：农工良民，身无暗疾，年龄18至25岁，身高四尺八至五尺；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者，体高不足者都不要。另外，决不要“二流子”、“营混子”。为了保证兵员质量，冯玉祥还有一个高招：他派下级军官回家乡招募亲戚、乡亲、朋友及其子弟入伍。一旦招来，即编入这些军官所辖部队。由于招收兵员质量直接影响部队的训练成绩和战斗力，还影响到这些军官的升迁，所以他们在征募时不敢马马虎虎，应付差事。在此期间，冯玉祥除了注重军事技术，精神教育外，为爱护士兵，限制体罚，还制定了“八不打”的规定：“一、长官生气时，不许打士兵；二、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三、对新兵不许打；四、初次犯过者不许打；五、有病者不许打；六、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七、吃饱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八、哀愁落泪时不许打。与此同时，他还特别注重军纪，教育士兵要遵守纪律，告诉他们“老百姓是我辈主人翁，应加敬重，不当蛮横”，因此，冯玉祥部驻防禄米仓期间，附近老百姓“莫不欢颂”。
适值冯玉祥编练新兵之际，地处中原的河南爆发了白朗起义。白朗军沿用捻军战术，飘忽不定，于1914年3月攻克紫荆关向陕西出击。陕西陆军第1师团长王生歧率全团参加起义军，起义队伍猛增至两万余人。不久，起义军又打出了“中原扶汉军”和“公民讨贼军”的旗号，直逼西安，北京为之震动。袁世凯命其亲信陆建章率部前去镇压，他乘机将冯玉祥团扩充为左翼第1旅，冯玉祥任旅长，随陆建章追剿白朗军。不久，白朗军避开追剿军的主力进入甘肃。冯玉祥率部追至泾川，白朗军复由陇南折回宝鸡，欲入西安。此时陆建章已到达西安，急令冯玉祥回师，冯部昼夜兼程，三日两夜即抵西安。白朗军得知西安已有防备，转而直扑子午谷，冯玉祥派第2团团长何乃中率部与之激战，给白朗军以重创。不久，白朗军被各个击破，陆建章从此升任陕西督军。冯玉祥也因“剿匪”有功，其部得以扩充为第16混成旅。1915年2月，四川督军胡景伊因所部兵变，多次向北京求援，适逢袁世凯正欲染指四川，遂命其亲信陈宦为四川督军，令其率第4混成旅入川，同时，袁世凯命冯玉祥率16混成旅移驻川北。当时四川的土匪到处流窜，陈宦到任后即下令全省清剿。冯玉祥部担任第五区——嘉陵道的清剿任务。他率军进剿，恩威并施，其剿匪成绩名列全省第一。在此期间，冯玉祥读了《贞观政要》，对国君与百姓的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在治军方面，特别重视精神教育，希望士兵能为国牺牲，他每天召集部队发表讲话，外人因而称他为“中国的克伦威尔”和“中国的杰克逊”。1915年，正当冯玉祥率部在四川剿匪时，袁世凯却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复辟帝制活动。这年春天，他轮流召集各省师旅以上的将领，试探他们对帝制问题的意见。12月，全国将领准备联名通电，要求变更国体，支持袁世凯复辟称帝。冯玉祥拒绝在电稿上签名，除他以外，整个北洋系少将以上的军人都签了名。冯玉祥拒绝在拥戴电上签名后，即召集全体官兵，申明反对帝制的道理：“我兄弟武装，以几许头颅，几许热血，争来民国。今为袁氏篡窃，殊为可恨。果共和不适用于中国，何必颠覆满清，以暴易暴究又胡取？且死难诸烈士骨血未寒而竞背之，又将何面目以见于地下耶。”讲时他声泪俱下，闻者莫不动容。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被其御用的参议院“选举”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改元洪宪。袁世凯刚刚登基，他的复辟便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不久，蔡锷、唐继尧等将领联名发出讨袁通电，并组成护国军讨袁。袁世凯对冯玉祥多方笼络，许以头衔，但冯玉祥拒不领情。在双方大战中，冯玉祥多次派人与护国军联系，讲明自己的反袁立场，愿与护国军合作，并积极协助护国军争取袁世凯心腹陈宦倒戈。在冯玉祥等人努力下，陈宦终于在1916年5月22日通电宣布四川独立。袁世凯得悉此电后即昏迷不醒，病至不治，于6月6日死去，结束了这出“洪宪帝制”的复辟丑剧。
北洋军与护国军停战后，川军扬言要赶走袁世凯派来的四川督军陈宦，企图自领川督。陈宦令冯玉祥率部应战，遭到冯玉祥拒绝，冯玉祥率部脱离陈宦，由剑阁广元向陕南进发。冯玉祥的种种抗拒行动惹怒了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遂对其进行刁难，克扣其军饷，阴谋使其自生自灭。但冯玉祥的这支部队生存能力特别，不但没有垮掉，反而提升了战斗力。他们抓紧进行军事训练，“改组模范连，以刘郁芬为连长，负指挥训练之责”，“添编手枪队、编手枪操典”。同时，他们还“实行骑炮联合之实弹演习”，“组织士兵俱乐部，扩充
军医院，设军官子弟学校”，不断采取练兵和健全军事体制的措施。另外还建立了“大刀队”，每人配以手枪、马枪、大刀各一，在往后的战斗中大显威风。不久，冯玉祥因不满克扣军饷，曾当面揭露陆军次长傅良佐、徐树铮受贿实情，被段祺瑞解除兵权。当冯玉祥被免职的消息传到驻地，“全体官兵匍匐在地，哭声震天”，电请中央收回成命，并于1917年4月5日拆毁京津铁路一段以示抗议。陆军部疑其兵变，马上调第8师第3团进驻韩家庄防范。后来经陆建章的调解，保证冯玉祥“他日必有机回任”的条件下，全旅官兵才表示同意。临行时，众人牵着冯玉祥的衣服挽留，甚至把他的马褂撕成碎条，人持一块作为纪念，最后与冯玉祥挥泪而别。冯玉祥在天津赋闲一段时间后，北京又出现了一幕张勋复辟的短暂丑剧。1917年春，日本陆军参谋次官田中义一曾先后窜到徐州、南京、沈阳与张勋、冯国璋、张作霖等密谈。据张作霖透露，田中对中国政局表示“共和政体与中国的国情不合，最好还是恢复帝制，请宣统重新出来执政”。5月7日，段祺瑞对德宣战案被否决，他便唆使“督军团”通电要求解散国会。黎元洪即以免掉段祺瑞的国务总理作为报复，于是皖系大将倪嗣冲通电脱离中央，并扬言率兵北上。黎元洪被迫召张勋入京调解。黎元洪万万没想到，张勋进京不是为了确保他的总统席位，而是为了铲除共和，宣布复辟帝制。6月30日，张勋便在北京上演了一出复辟闹剧。事件发生后，第16混成旅第3营营长李鸣钟等人商议对策，决定请冯玉祥回来指挥部队讨伐张勋。冯玉祥迅速赶回军营，发出讨伐张勋的通电，随即率队由丰台直趋右安门，派敢死队搭梯入城，打开城门，大队人马遂冲入城内，向天坛进击。张勋见败局无法挽回，便逃入荷兰使馆躲藏。黎元洪即通电辞职，仅仅只做了十二天复辟美梦的溥仪也只好撰诏退位，结束了这场复辟闹剧。冯玉祥还通电，反对起用复辟罪魁张勋督皖，并主张将溥仪赶出紫禁城。电文提出了处理清室的四项建议：“一、取消民国优待清室条件，四百万两优待金立即停付；二、取消宣统名义，永不准再以帝号名称号召满蒙，应即贬溥仪为平民；三、所有宫殿朝房及京内外清室各公地府园尽归国家公共之用；四、惩办此次叛逆之诸元凶，以遏奸邪之复萌”。段祺瑞却在电文中批下“胡闹多事”四个字。
张勋复辟失败后，直系首领冯国璋与皖系首领段祺瑞共同瓜分了北京中央政权。段祺瑞虽以“再造共和”的英雄姿态重返京师，但拒不召开国会恢复约法，背地里却主张先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审定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企图造出一个段氏御用国会。另外，他还积极扩充军队，妄想以武力铲除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此时，孙中山也看清了段祺瑞的险恶用心，决心用“武力护法”，扫除北洋军阀。1917年7月，孙中山率军直趋湘、赣、闽三省进行北伐，揭开了护法战争的序幕。冯玉祥奉命率部援闽，但他对孙中山非常敬仰，不满军阀政府的武力统一政策，便采取消极策略，拖延时间，避免“参加那祸国殃民的内战”。1918年10月，段祺瑞又命冯玉祥率部援湘。冯玉祥刚开始不予理睬，后迫不得已率部离开浦口。此时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外国侵略者又乘机企图“共管”中国。冯玉祥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尽自己力量反对内战，制止内战”。于是，他放弃攻打湖南的命令，率部溯江而上，驻兵武穴不进。并于武穴连续发出两份电报，呼吁“迅速罢兵，以全和局”。段祺瑞得悉后，再次将冯玉祥免职，交曹锟查办。为了保存实力，冯玉祥假装接受曹锟调停，出任湘西镇守使，暂时成为曹锟部属，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冯玉祥的主和行动虽不能改变全局，但却牵制了北洋军的行动，使其不敢对南方护法军发动全面进攻。1918年6月22日，冯玉祥率部进驻常德，出任湘西镇守使。在常德的两年时间里，他对其部队进行了严格的整训。在此期间，冯玉祥在外交政策的处理上主张“国与国之间相处，平时当以礼相待，有事当据理力争，万不可迫于淫威，忍让苛安，置国家尊严于不顾，使耻辱日益加深”，曾多次为中国人出面主持正义，灭了外国人的威风。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面对这场军阀混战，冯玉祥深感战争“使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