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着名将帅(三)-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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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雒嬷鞒终澹鹆送夤说耐纭�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面对这场军阀混战，冯玉祥深感战争“使国家吃无穷之亏，人民受难忍之苦”，而个人又如“陷在夹板缝中，痛心疾首，而又无法摆脱”。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写道：“中国已濒于危境，真正救中国者只有先生一人，百折不回，再接再励，无论如何失败，而我行我素，始终如一。此种精神，凡谋国者当为之感奋。现下虽厄于环境，未能追随，但精神上之结合固已有日矣。”并表示“今欲追随，迄多指示”。孙中山接信后，即派人与其联络。不久又派孔祥熙携其手书“建国大纲”送给他，并说“北方革命事业，非冯莫属”。当孙中山听说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有移防陕西的说法时，立即向他指出：“陕西在中国北部，形势重要，将来建立革命基础，扩而充之，则革命事业，可告成功。”
直皖战争后，攫取了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为了将势力伸入陕西，于1921年5月4日下令撤换皖系走狗陕西督军陈树藩，改由直系的阎相文继任。陈树藩拒不卸任，致使阎相文决定以武力接管。冯玉祥的部队为入陕接管的前锋部队。到潼关以后，冯玉祥兵分三路，分兵出击。第1纵队于杨镇击败姜宏漠部，第2纵队于坝桥击败陈军一部，第3纵队于蒲阳镇击败姚振乾部。然后冯军集中兵力与陈军激战于韩信冢以东，迫使陈军退入西安城。冯军向城内开炮，陈树藩见大势已去，只得弃城逃跑。于是，阎相文顺利入城接任。由于冯部有功，其部扩编
为第11师，冯玉祥任师长。不久，阎相文服毒自杀，冯玉祥又继任陕西总督。实际上在此之前，因阎相文整天抽鸦片，不理政事，日常公务都由冯玉祥代理，所以陕西人讲：“冯焕章包办了阎焕章。”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吴佩孚在长辛店失利后，冯玉祥奉命救援，被任命为总司令。冯玉祥军兵分三路向奉军发起攻击，大破奉军，对扭转整个战局起了重要作用。5月5日，与奉系勾结的河南督军赵倜发兵偷袭郑州，与冯军展开血战。5月9日，冯军发起反攻，大败赵倜部，并追击赵倜残兵至开封。战斗结束后，冯玉祥被任命为河南督军。到任后，冯玉祥马上进行整训和扩充军队，改编了两个补充团和一个学兵团，不久又将这三个团扩大为三个混成旅，自此实力大增，冯玉祥已今非昔比。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以后，受到吴佩孚的排挤打压，不久便在曹锟的庇护下，移师北京南苑，任陆军检阅使。陆军检阅使是个有职无事的闲差，这又使冯玉祥有了两年训练部队的时间。人称这是他练兵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冯玉祥部队士兵的军事素养大有提高。1922年12月下旬，黎元洪到南苑阅兵，曾向冯部一士兵问道：“假定此时我军为攻军，已受敌人甚大伤害，应如何处置？”兵答：“前进。”黎又问：“前进困难时怎么办？”答：“我困难敌亦困难。”黎说：“此意甚是，但愈前进，则困难愈加，又怎么办？”兵答：“最后五分钟。”黎氏大为赞叹：“最后五分钟，实胜败之所系。”冯玉祥还经常对士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每逢“五七”（即1916年5月7日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国耻纪念日，冯玉祥总要召集部队，吃印着“勿忘国耻”四个红字的玉米馒头，吃前还要让部队高唱雪耻歌。在此期间，冯玉祥还目睹了官场的黑暗与丑陋，并给予了猛烈抨击。当吴佩孚在洛阳大办五十大寿时，送礼的人络绎不绝，冯玉祥则仅只赠清水一坛，惹得吴佩孚很不高兴。1923年10月，直系军阀在美国支持下，通过贿选把曹锟捧上了总统宝座，遭到各派反直势力的唾骂。冯玉祥决定发动政变，推翻以曹、吴为首的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政变前夕，孙中山派人来与他联系，希望他在北方能“有所举动”。冯玉祥当即表态，声言目前“政府的兵力，数倍吾人，冒险盲动，终必失败，稍待则济，不必急急，我终要革命的，请转告中山先生及季龙”。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冯玉祥在这次行动中囚禁了曹锟，驱逐了清室人员，脱离了直系军阀系统，将部队改为国民军。他一面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一面又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合作，推出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使政权又落到段、张手中。正像他后来总结北京政变教训时说的：“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1926年直奉达成谅解，在外国势力的干预下，各派军阀在“讨赤”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企图消灭南方的国民党政府和北方的国民军。冯玉祥为了保存实力，于1926年1月1日发出辞职通电，并竭力辩白自己没有被“赤化”。但这些举动并没有使军阀放弃消灭冯军的企图，各路军阀仍兵分五路向驻北京地区的国民军压来。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军于4月迅速撤出北京，主力各部退到预设阵地——南口。5月，双方在长达2000里战线上展开激战，互有胜负，战况空前激烈。在主战场南口，冯军阵地非常坚固，沟深壕阔，前置电网，后设雷场，防御工事长达200余里，致使张作霖、吴佩孚、晋军共50多万兵力从四周猛攻数日，竟然不能前进一步。但国民军毕竟势力单薄，在坚守三个多月后，终因多方作战、伤亡过半、饷械匮乏，不得不于8月15日向西突围。撤退路线道路崎岖不平，联络困难，给养药品奇缺，再加上气候寒冷，后面追兵又急，国民军因而节节败退，损失惨重。不少将领感到前途无望，便纷纷自寻出路，有的投奔山西阎锡山手下，有的开往绥远等处。南口败绩，使冯军遭到重大挫折。
1926年元旦，冯玉祥通电辞职后，即离开军队赴苏访问。8月，他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取道库伦回国。9月17日，国民军在五原举行誓师大会，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联军总司令部，全军加入国民党，并宣誓就职。冯玉祥在中共和苏共的帮助下，收拾残局，招回旧部，在中国大西北举起了武装讨逆的旗帜。随后，冯玉祥面对当时的局势，根据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建议和国民政府的要求，决定采取“平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方针。当时陕西军督办李云龙的部队与国民军杨虎城的部队被吴佩孚的刘镇华部包围，时间已长达八个月之久，西安已达到了“易子而食”的绝境。冯玉祥率部在平定甘肃、宁夏以后，年底与晋军成立办事处。冯玉祥令徐永昌率部入晋，归阎锡山指挥。从10月开始，冯玉祥的军队陆续入陕，11月下旬，援陕部队抵达咸阳附近，接着冯玉祥命令孙良诚为中路、万振武部为左路、马鸿逵部为右路，向刘镇华部发起攻击。战斗正在紧张激烈时，刘汝明、孙连仲部采取迂回战术，实施侧后袭击，使刘镇华部腹背受敌，全线溃逃。11月28日，西安之围终于得以解除。西安解围战斗的胜利，扭转了国民军自南口战败后的低落士气。此时国民军的总人数已近20万人。冯玉祥往返于包头、宁夏、平凉之间，督促各路大军向北洋军阀进行最后的冲击。1927年1月，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率部进驻西安，在红城成立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于右任为总司令，邓宝珊为副总司令。许多共产党人参加了这个政权，并担任了重要任务。当时，摆在冯玉祥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积蓄力量为出师潼关创造条件。当时陕西财经困窘，筹饷艰难，冯玉祥果断决定：“国民军管辖区城内，一切财政力求统一”，并提出“一文钱均是老百姓的血汗，妄费一文钱即是反革命的口号”。中共陕西地方党组织也积极采取措施，协助冯玉祥统一全省财政，为国民军联军东出潼关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其次，冯玉祥整顿军纪，加紧操练，为出师潼关做好战斗准备。同时，中共陕西地下党组织还为冯玉祥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1927年2月在西安成立中山军事学校，共产党员史可轩任校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李林任教务主任，李子洲、刘志丹等为教官。课程内容与军事训练完全仿照黄埔军校的做法，在短期内即为国民军输送了一批军事骨干。至此，“西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当时流传着‘南广州，北西安’的说法”。1927年5月1日，冯玉祥根据武汉国民政府继续北伐的决定，在西安红城广场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5月6日，冯玉祥移师潼关，按照中国共产党与武汉国民政府商定的会师中原的作战计划，率军东征，配合北伐军，构成南北夹击之势，以围歼盘踞在河南的奉军和直军残部。在河南战场，冯玉祥乘奉军与靳云鹗部相持、与武汉北伐军激战之机，命令部队东进，连连得手。随后，第2集团军迅猛追击，陆续占领洛阳、孟津、偃师、孝义，奉军南路各部纷纷溃退，唐生智、张发奎两路北伐军因此顺利攻下新郑。5月31日，冯玉祥部打到郑州，6月1日唐生智的刘兴部亦到达郑州。至此，冯玉祥的第2集团军与北伐军终于在中原会师。不久，冯玉祥即以第2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再次控制了河南的军政大权。
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革命统一战线开始分裂。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背叛了革命。在当时情况下，各方都想将冯玉祥拉入自己的阵营，然而，冯玉祥在保持了一段时间的中立后，最终倒向了蒋介石一边。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曾派张国焘到郑州会见冯玉祥，希望说服他不要反苏、反共与蒋、汪合流，可惜没能使冯玉祥改变态度。6月25日，冯玉祥发出《通告各部队时局近况电》，除再次重申其与蒋介石合作的政治立场外，又公然宣布其反共、清共的方针，驱逐了鲍罗廷顾问，诬蔑第三国际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是
“坐收渔人之利”，并将共产党员刘伯坚、袁血卒、安子文、宣侠父、邓小平，刘贯一等人扣押于开封。7月中旬，冯玉祥提出反共“三原则”；7月下旬，冯玉祥下令进行全省户口大清查，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同时，他还电令解散中山军事学校，将该校学员与政治保卫处工作人员合编为一个旅，由共产党人史可轩率领开赴河南前线，妄图用战争消灭这支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队伍。1928年1月3日，冯玉祥在郑州公开发表清党反共演说，并出动军警镇压河南、陕西的工农运动。在军事上，冯玉祥希望以“继续北伐”来摆脱自己单面御敌、受奉鲁军阀威胁的困境。当时，西北军正在陇海线上与直鲁联军对峙，而西北军收编的部队只求保存实力，并不为冯所用，甚至还暗中与奉系、直系军阀联系，随时准备倒戈叛冯。冯玉祥在给李烈钧的电报中写道：“河南有50万大兵，皆来挂我的旗号，不听命令，不听调遣”，“若靳云鹗，发30万不动，发50万不动，且与敌勾结而谋我矣！”1927年9月，叛吴投冯的直系军阀靳云鹗果然与张宗昌密约夹击第2集团军。在这样的情况下，冯玉祥感到只有借助蒋介石的力量，才能顶住奉系、直系残部的威胁，再加上孔祥熙的游说，冯玉祥决定联合阎锡山直接电告蒋，请蒋介石“东山再起，主持一切”。1月4日，蒋介石到南京宣告复职，2月16日，赴开封与冯玉祥商讨“北伐”计划。国民革命军分为四个集团军，蒋介石兼第1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2、第3、第4集团军总司令。在这次北伐中，冯玉祥以孙良诚部为东路军向济宁、兖州出击，以肃清津浦线上的敌人，配合蒋介石的第1集团军进攻济南，然后直扑天津，截断奉军退路；以鹿钟麟任北路军总司令。指挥河北各军作战；冯玉祥则移驻豫北新乡统一指挥。4月10日，总攻开始。孙良诚部于安居镇击溃孙传芳部，4月21日克济宁，与第1集团军会师与野鸡岗，5月1日进占济南，6月1日克河间。北路军韩复榘部以三昼夜八百里的急行军于6月6日占领南苑。另外，在鹿钟麟配合下，阎锡山的第3集团军于5月9日攻占石家庄，京汉沿线的奉军即被肃清。随后，第1集团军进占沧州，第3集团军攻克保定，至此，奉军不得不撤出京、津。6月2日，张作霖发出“出关通电”，率部退出关外。6月12日，蒋介石通电宣告“北伐完成”。到此时为止，冯玉祥军队的编制番号已达到九个方面军，三十二个军，八十一个师，仅其嫡系部队就达到四十万左右，冯玉祥军事集团已达到鼎盛时期。
“北伐”结束后，蒋、冯、阎、李四方部队会师北京，开始坐下来分配胜利果实。以“北伐”第一功臣自居的冯玉祥本想分得最大地盘，但蒋介石采取“以阎制冯”的策略，把京、津、河北全省分给了阎锡山。冯玉祥一怒之下，称病拒绝参加“善后会议”。至此，冯蒋之间出现裂痕。之后，蒋介石为了削弱第2、第3、第4集团军，以便各个击破，又提出召开“编遣会议”，使冯蒋矛盾更加尖锐。此外，蒋介石还使用釜底抽薪的惯伎来收买冯玉祥的部属。当1929年春冯与蒋公开决裂时，蒋介石便利用高官厚禄将韩复榘、石友三这两员猛将挖走，使冯玉祥精锐部队兵力损失三分之一，给其以沉重打击。冯玉祥痛心疾首，甚至“日夜哭泣，咒骂自己”。至此，冯蒋关系已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1929年3月，爆发了蒋介石与李宗仁为争夺两湖地盘的蒋桂战争。冯玉祥一方面与李宗仁约定共同反蒋，一方面又觊觎湖北地盘，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结果桂系军队为蒋军击溃，倒蒋活动失败。蒋桂战争后，蒋介石对冯玉祥的压制越来越厉害，蒋介石与阎锡山、汪精卫等人的矛盾也开始激化。5月22日，蒋介石下令讨伐冯玉祥。23日，蒋介石宣布开除冯玉祥的党籍，并解除其一切职务。24日，蒋介石下令通缉冯玉祥。27日，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6月，冯玉祥到太原企图联合阎锡山共同讨蒋，被阎锡山囚禁于五台县建安村。冯玉祥被软禁时，其部属宋哲元、孙良诚等共推阎、冯为正、副总司令，率部出师潼关讨伐蒋介石，但因阎锡山的爽约以及孙良诚不听宋哲元的指挥而溃败，阎、冯联军只得退回潼关。蒋介石击败冯军后，便将矛头转向阎锡山，阎锡山又不得不联冯倒蒋了，他亲自赴建安村将冯玉祥接回太原，并对冯玉祥表示“反蒋倒底”。中原大战前夕，西北军内部意见也不尽一致。但冯玉祥认为应该“从大处着眼，决不能因阎踩了我一脚，我就踢他一腿”。到最后冯玉祥决心孤注一掷，“胜利到南京组织政府，败则同归于尽。”1930年3月21日，冯玉祥公开发出讨蒋通电。5月4日，冯玉祥与阎锡山在郑州举行讨蒋军事会议，商定由冯负责前线战事，统一军事指挥；阎则坐镇太原，主持后方工作，保证粮饷和军火的供应。同时联合河南、山东、安徽境内的大小反蒋军阀及李宗仁、张发奎等部组成反蒋联合阵线，将反蒋联军编为八个方面军，准备从各个战线向蒋介石发动全面攻击。在此期间，冯玉祥还派人到上海找党中央，要求我党为其提供军事干部，助冯反蒋。但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共党组织不得不谨慎地对来人说：“回去告诉冯先生，请他先打红旗，然后我们再派干部去。”4月1日，阎、冯、李分别通电就职，张学良则保持沉默。接着，反蒋联军共约60万人组成五个方面军，分别集结于许昌、郑州、新乡、顺德、衡水、归德、全县等地，企图在河南境内陇海铁路沿线采取攻势防御，在津浦铁路沿线和湖南取攻势，得手后与蒋军决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