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着名将帅(三)-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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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初，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更换为熟悉中国情况的冈村宁次大将。9月底，冈村宁次集中兵力，分三路渡过黄河进犯郑州。由于郑州守备空虚，卫立煌来不及调派兵力，10月4日，郑州即被日军占领。卫立煌认为郑州是中原重镇，命令部队于13日拂晓实施全面反攻，此次战役，卫立煌亲自指挥，于10月31日一举收复郑州。
1942年1月中旬，洛阳形势暂时稳定，卫立煌被革去二级上将衔，随后又被免去河南省主席职务，与蒋鼎文对调。一个月之后，卫立煌乘车离开洛阳长官司令部前往火车站，途经市区，突然发现沿街许多群众自发设置香案来给他送行。他十分感动，连忙下车步行，一直走到车站。据说在洛阳市，70年前前清一位道台离任时才有过这样动人的场面。他一进站，便军乐齐鸣，集团军总司令部和长官部的同事纷纷走上前来，与他握手言别。
1943年冬，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失利，此时，卫立煌被再度起用，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国远征军司令。当时，在缅甸的日军有第23军、第38军、第15军和“印度国民”师团，共计九个师团的兵力。日军在滇缅路线上各要点腾冲、龙陵、松山、平更、芒市、吨町等地，利用地形，筑工事扼守。卫立煌研究了敌情，制定了反攻作战方案：以腾冲为攻击目标，以第11集团军担任防守，并决定以第20集团军负责攻击，由粟柴坝、双虹桥强渡怒江，向窄路实施轰炸，阻滞缅北的日第33军和第15军出兵支援滇西日军。
5月11日拂晓，卫立煌下达了实施反攻、强渡怒江的命令。战至次日，由新编第33师、第88师、第76师抽调组成的加强兵团和第54军各师分别从惠通桥上游、三江口、攀花、粟柴坝、双虹桥等地渡过怒江，分路向日军进攻。当接到第54军军长报告，该部与日军争夺据点，他立即命第53军全部渡江，支援54军再次夺占了据点。13日，卫部攻占平夏，日军狼狈地向芒市溃逃。14日，中国军队攻占大塘子，卫立煌当即命第53军某师强渡蛮里河，直接威胁敌之战略要地，进攻高黎贡山，一举击溃日军第56师团。21日，中国军队53军进驻腾冲。至此，卫立煌的反攻部队全部渡过怒江，完成了初期反攻任务。中国军队强渡怒江的成功，震惊中外。美国的《时代》杂志对卫立煌做了专题评论，并在封面上刊登了他骑马的照片，标题为“常胜将军卫立煌”。
卫部渡过怒江后，卫立煌仔细分析了情况，采取新制定的作战计划。6月1日，左、右集团军按照卫立煌新制定的作战计划，全部转入反攻。1至9日，右集团军击溃日军第56师团，战至20日，右集团军率先再次夺占桥头和马面关阵地，乘胜前进，同日，右集团军攻占北斋公房、瓦甸、明芝和东固衔，按预定计划向腾冲发展。于此同时，左集团军也先后攻击腊孟街和领安街，分别围攻敌固守的据点松山和龙陵。
攻克松山后，左、右两集团军联成一片，战局非常有利。卫立煌立刻命令两集团军乘胜西进，于11月初攻占龙陵，中旬克芒市，1945年1月占吨町，27日与驻印军会师芒市。至此完成了打通中印公路的战略任务。不久，卫立煌获得了伪国民党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1946年11月，卫立煌和韩权华带着两名秘书到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西德等国考察军事。1947年10月初，卫立煌结束了他的国外旅行之后飞抵上海。此时，国民党已在东北发动内战，蒋介石有意让卫立煌到东北就任“剿总”之职，以挽救危局。卫立煌刚到上海，伪国防部参谋长顾祝同和蒋介石的首席智囊张群接踵而至，力劝卫立煌就任新职。随后，陈诚的老婆也声泪俱下来请求卫立煌去东北任职。1948年1月17日，南京政府明令卫立煌为东北“剿总”。卫立煌进入东北之后，即着手收拢部队，固守要点，稳定局势，并注意对部队补充整训。他对解放军继续进行的冬季攻势采取稳重态度。
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东北野战军突然奔袭北宁线。蒋介石急调卫立煌至南京接受任务：即以沈阳主力出动，解锦州之围，并夹击锦州地区的解放军。到南京后，卫立煌不赞成蒋介石的作战方针，主张应候关内增援部队，解锦州之围后渡大陵河、出沟帮子，向辽西地区前进，沈阳国民党军主力才能西出与东进兵团会师。蒋介石闻言，拒不采纳卫立煌的意见，要他立即回沈阳指挥部队出辽西。卫立煌当即含糊其词地推脱说：“回去与负责将领仔细商量后再作处置。”蒋介石不放心，派参谋总长顾祝同随卫立煌同到沈阳，监督他执行命令
。为此，顾、卫二人发生争执。顾、卫争执后，顾祝同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了卫立煌不执行命令的情况。当解放军即将进攻岌岌可危的沈阳市区时，卫立煌依然留在这座危城之中，默然地端坐于总司令部，直到10月，蒋介石才派飞机把他接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暂时定居香港的卫立煌心情十分激动，不管自己是不是“战争罪犯”，拿起笔就起草了一份电报，通过香港的中共有关组织，发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致贺。1955年春，周恩来总理写信给卫立煌，希望他返回北京。卫立煌接信后十分高兴，于3月15日秘密到达广州。卫氏夫妇到达广州后，由中央华南局代发电报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副主席致敬，报告他已经回来，同时将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新华社发表，呼吁在台军政友人认清形势，跟共产党走，为人民尽力。卫立煌回来后，先后担任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务委员。
1960年1月17日，卫立煌因心肌梗塞等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4岁。1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主持追悼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陈云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送了花圈。卫立煌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烈士公墓，紧挨着林伯渠、陈赓等人的灵位。
卫立煌将军人生经历丰富：做过孙中山的随从，成为国民党的五虎将之一，是人民拥戴的抗日英雄，解放后被改造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卫立煌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特别是抗战期间其爱国之心昭然于世，令人尊敬。
青年时期，卫立煌不满于前清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抱着除暴安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愿望投入粤军，只身随孙中山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为国民革命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正义的
事业强烈地吸引着他，孙中山的教诲强烈地影响着他，卫立煌逐渐成长为一名北伐战场上的英雄，逐渐成为一名战功卓著的将军。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卫立煌还没有察觉国民革命性质的变化，为蒋介石效忠，率部向红军进攻，是卫立煌对其信仰——正义的一次亵渎，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
然而正义感和强烈的爱国热忱，在抗战爆发后，又一次把卫立煌从人生的低迷状态中拉向人生的光明。他任第2战区前敌总指挥，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对中华民族的无比热爱，指挥我抗日健儿与敌人在华北、西北战场进行了无数次艰苦的斗争，在忻口大战、太原会战、中条山之战和洛阳之战中，他投入巨大的爱国热情与敌周旋，显示了他高超的指挥艺术。另一方面，在外敌入侵国家危难时，他能深明大义，坚持团结御侮，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成功地合作。在山西，他和八路军接触较多，关系较好，曾经多次到达延安造访，一颗爱国心使他从剿共将领转化为一个积极向共产党靠拢者（曾让赵荣生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卫立煌担任第1战区司令官时除继续与中共人员往来外，还限制惩罚制造反共摩擦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大地的侵略。抗战后期，卫立煌作为一名骁勇善战的将军率中国远征军击溃了从缅甸方面向云南入侵的日军并打通中印交通线，为抗战最后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归国后卫立煌为促进祖国统一，奔走各方，盼望台湾的朋友早日回到祖国的大家庭中来，共同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这些都是他爱国热情的真实体现，是他为人敬慕的人生注脚，也是他的故事广为传诵的原因。
卫立煌早年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是一位进步的国民党员，他戎马半生，奉行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强烈愿望。他主张“团结奋斗，振兴中华”，建立“强盛独立之中国”的爱国思想是值得我们仿效的。卫立煌将军的崇高爱国热情，热爱人民服从真理的精神，必将给后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891年3月13日，南国原野正值百花吐艳的滴翠时节。就在这一天，在广西桂林临桂县西乡一个景色秀美、民风古朴的小镇——两江圩的一户李姓农家，一声洪亮的婴儿啼哭声，似乎在向人们宣布他的到来。这户且耕且读的李姓人家的女人生了第三个儿子，其父李培英，给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取名宗仁。李宗仁兄弟姊妹共11人，其中夭折3人。不算早夭的长兄，李宗仁排行第二。由于人口众多，纵有祖上留下的20余亩良田，李家也仅够勉强口，若遇上年景不好，还要举债度日。其父李培英虽是有名的私塾先生，但他喜欢广交朋友，接济他
人，不拘小节。幸而其母勤俭持家，含辛茹苦，将他兄弟姐妹拉扯成人。后来，即使李宗仁身为国民党高级统帅，其母仍不肯跟着儿子安享晚年，而是继续过着操劳俭朴的生活。李宗仁满6岁后，家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开蒙”仪式，祭拜孔子后，便让他正式入私塾读书，先生便是其父李培英。
1905年，李宗仁进入临桂新创立的县立高等小学，接受了一年新式教育。由于李宗仁从未接触过这些新式学科，如数学、博物、英文等，又是插入高年级，故而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一年下来，两个学期他都在成绩榜上“坐了红椅子”，即被老师用红笔打勾的最后一名。同学们本来就瞧不起他这个乡巴佬，这下更加讥讽他是“乡下的傻瓜”。第二学期完，李宗仁便退学回家。不久，父亲又送他进入设在桂林的“省立公费纺织习艺厂”学习纺织技术，希望他学成后，改良家乡的手工纺织业。可惜，冥冥中注定他不是当纺织专家的料，而是注定要做一名弄潮革命激流的职业军人。1908年冬季，李宗仁到桂林第二次报考广西陆军小学，被录取为第三期学员。
陆军小学是一所完全模仿日本式的军事学校，学员的训练内容分学、术两科，该校总办是蔡锷。在陆军小学的三年学习中，李宗仁不但潜心学习各门功课，还特别注重磨砺自己的坚强意志。在校期间，不管是双杠、单杠还是木马、劈刺、骑术等体育项目，都是他的强项，因此，同学们送他一外号：“李猛仔”。辛亥革命后，陆军小学改为速成学堂。不久，李宗仁即读完三年陆小，但他留下来继续在速成学堂学习两年。这时，李宗仁已成长为一名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同盟会革命青年了。1913年秋季毕业后，李宗仁被选拔进南宁将校讲习所，先后担任准尉见习官、少尉队副等职。一年后，讲习所因故被迫停办。李宗仁毅然回乡赋闲，过起耕读生活。1915年春，他应聘到桂林省立模范小学担任高级班军训教官兼体操教员，同时又在另一所中学兼任同一职务。这一时期，虽然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感到充实优裕，但是，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又本能地时时想着能重返军界，驰骋疆场，报效国家。
同年12月，袁世凯称帝。西南军政界群起讨袁，滇、桂各军纷纷扩军，号称护国军，部队急需干部人才。李宗仁应朋友之邀，辞去教职，加入护国军讨袁。其时，李宗仁经过一番周折，进入护国军第6军林虎总司令麾下，在步兵第7旅第13团第2营当了一名中尉排长。袁世凯猝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北洋军阀四分五裂，南北对峙，割据之局形成，南北大战危机四伏，地方军阀之间的争斗日益加剧。李宗仁遂跟随林虎讨伐粤督龙济光。在一次战役中，李宗仁以代理连长身份率部冲锋时脸部受伤。伤愈后，正式升任连长。1917年秋冬之际，李宗仁所在营借调到广东护国军第1军马济麾下，自桂入湘，参加护法战争。李宗仁因其在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善战和过人的指挥才能，晋升为营长。1920年8月，李宗仁参加第一次粤桂战争。莲塘口一役，李宗仁率本营官兵打前锋。他亲自带着掌旗兵和号兵冲锋在队伍前列，从正面接近敌人阵地。面对敌人三面夹攻的猛烈炮火，李宗仁沉着应战，指挥若定。大家在他的鼓舞之下士气大增，拼死向敌阵发起冲击，一举突破号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莲塘口天险，为全军打开由四会到肇庆的惟一通途。莲塘口一役，使李宗仁声名大噪，其英勇善战闻名两粤。此后，广东护国军改称为“粤桂第一路边防军”，原番号取消。第二次粤桂战争结束后，李宗仁所部大都为广西人，大家不愿随司令黄业兴去广东，便留驻六万大山。该部后被陈炯明收编，改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李宗仁为该路司令。
1922年6月15日，广州发生叛军炮轰总统府事件，身为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叛变革命，与孙中山先生背道而驰，一时，广西处于无政府状态，政局混乱不堪，散军、土匪、恶霸等恣意横行，各自为政。人枪较多的，自封为“自治军总司令”，或师长、旅长；装备不足的，便自称司令、帮统、营长等，各据一方，鱼肉百姓。李宗仁受地方官吏及民众之邀，率部驻扎玉林五属，以维持地方安宁。李宗仁部所驻扎的七个县，人民相对安居乐业，生活秩序井然有序。成为当时广西仅有的一片净土。不久，黄绍率部加入，两军合一，使李宗仁实力大为增强，由原来的两个支队增为三个支队。其时，李宗仁为广西自治军第2路总司令，黄绍为第3支队司令。李宗仁自己也始料不及，正是从这里，使他的队伍蓄积力量，厉兵秣马，逐步成为八桂一支所向披靡的劲旅，为他日后铲平军阀势力，统一广西，参与北伐，开赴抗日疆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2年9月，东山再起的陆荣廷戴着“广西边防督办”的头衔，乘广西混乱之机从越南回到龙州，纠集旧部，重整旗鼓，意图一手握住全省政权。同时，广西另一大军阀沈鸿英集结两万兵力，盘踞桂北一带，同样对广西政权虎视眈眈。并四处收编自治军为己所用，拼命扩大势力范围。陆、沈两人都想收买李宗仁为其效力，均被李氏巧妙拒之。李宗仁一边静观时局变化，一边积极筹措军备，养精蓄锐，待机大举。黄绍本打算应沈鸿英密召，欲去广州向外发展，经李宗仁一番推心置腹的剖析，黄氏放弃去广州的计划。果不出李宗仁所料，沈
鸿英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广东军务督理后，便通电要孙中山离开广东，战事又起。恰在此时，白崇禧从广州携来孙中山委任黄绍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命令，黄绍遂出师梧州，并派白崇禧向李宗仁求援，派兵相助。正是这一次，李宗仁和白崇禧初次详谈，坦诚相见，成为知己。此后二人共事二十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