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着名将帅(三)-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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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绍率部攻取梧州后，便独树一帜，自组“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白崇禧为参谋长，下辖三个团，共3000余人。1923年秋，李宗仁将所部改称“定桂军”，与黄绍联军约定，分别从梧州、玉林出动，夹击驻扎在横县、宾阳、桂平、平南一带的陆云高部，历时二十天，陆部便宣告瓦解。自此，整条西江从贵县到广州，掌握于两粤革命军人之手。广西局势形成李、陆、沈三足鼎立。不久，李宗仁经李济深、陈铭枢介绍，加入正在改组的中国国民党。1924年春，陆、沈两军对垒，于桂林城鏖战三月，双方伤亡惨重，僵持不下，最后只得和谈。这时，李宗仁看时机成熟，他电约黄绍密议，决定趁陆、沈两部议和未成，攻其不备。5月，李、黄两部从水、陆两路进击陆荣廷部，会师南宁。正式成立定桂讨贼军联军总司令部。联军总指挥李宗仁、副指挥黄绍、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三人同心协力，继续讨伐陆氏残部。9月，陆荣廷通电下野，退出广西政治舞台。11月，孙中山明令将“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取消，改组为“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下辖两军，委任李宗仁为督办兼任第1军军长，黄绍为督办兼任第2军军长，白崇禧为督办公署参谋长。李、黄二人决定讨伐沈鸿英部，正要挥师讨伐沈鸿英时，孙中山在北京病危。野心勃勃的封建军阀唐继尧连忙通电就任原本拒绝的副元帅一职，欲自滇、黔两省调三路大军，假道广西，前往广州视事。各地方军阀出于各自目的，纷纷表示拥戴。
来之不易的革命果实，眼看即将遭到唐继尧的窃取。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李宗仁以民族利益为重，断然拒绝唐氏的威逼利诱，扣留唐氏说客，并紧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趁唐氏还未倾巢东犯之际，先讨平沈鸿英部，根除后患，再回师全力对付唐继尧。恰在此时，沈鸿英以“建国桂军总司令”的名义，假以巡视各地民情，实为伺机向李部发起进攻，趁唐氏入桂之前，剿灭李部，站稳广西疆界。两军对垒，激战数日，终使沈鸿英部全线溃败。其时，李、黄、白三人都冒着猛烈的炮火，亲临第一线督战。沈鸿英从桂林逃跑时，曾召见桂林绅商，痛陈：“我沈鸿英十余年来，带兵数万，横行桂、湘、赣、粤四省，谁亦莫奈我何，初不料今日竟败于几个排长出身的小子之手。”一年后，沈鸿英残部尽丧，只身逃往香港。
正值讨沈战事激烈进行时，唐继尧以“建国军”的名义，挟滇、黔两省兵力6万余人，兵分三路，滚滚东下，意欲从柳州、百色、南宁等地入桂。时值孙中山病逝，唐继尧从昆明发出通电，自行以副元帅名义代行大元帅职权，号令西南。广州大元帅府胡汉民以代元帅名义发出通电，讨伐唐继尧。并已先遣驻粤滇军范石生率部开赴广西增援李宗仁。历经昆仑关、沙埔两大战役的激战，唐部丢盔弃甲，狼狈溃退，龟缩回滇。自此，李、黄、白三人励精图治，经过不足三年的艰苦奋战，翦除广西境内势力强大的陆荣廷、沈鸿英、谭浩明、唐继尧等各地方军阀，终于在1925年底迎来统一广西的局面。是时，三人均是意气风发的30岁左右的青年。
1926年初，粤军经过两次东征，扫清军阀割据势力，广东宣告统一。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李宗仁和黄绍当选为候补中央检察委员。不久，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和李宗仁等会晤梧州，就两广统一事宜作具体商谈。3月，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广西两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为党代表，白崇禧担任参谋长。全军共辖九个旅二十一个团及炮兵工兵等营。不久，这支骁勇善战、吃苦耐劳的桂系军跟随李宗仁踏上北伐征途，转战千里，从镇南关到山海关，战功卓著，威震南北。
两广统一之时，北伐各军阀之间争斗犹酣，硝烟弥漫，互相吞并。而对两广革命力量最具威胁的当属盘踞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其时，吴氏趁张作霖、冯玉祥军队鏖战天津时就蠢蠢欲动，一边挥戈华北进击冯部，一边意欲煽起湖南赵恒锡和唐生智之间火并，一石打二鸟，妄想南北获利，坐收湘省，进一步达到其南窥两粤的野心。此时出师北伐，如箭在弦。早在1926年2月，中共中央就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指出“党在现实政治上主要的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州政府的北伐”。稍后，在广州召开的广州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和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都多次提出发动北伐战争的要求，并催促国民政府“从速出师北伐”，“拯救处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宰割下之水深火热中的民众”。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在此之前，李宗仁已调第7军一部援助唐生智讨伐吴佩孚，先期入湘。是时，第4军叶挺独立团也由广州开赴湖南。在第7军、第4军两军左右夹击下，吴佩孚部连连溃败，湖南战局转危为安。唐生智见有利可图，遂同意将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北伐序幕揭开后，李宗仁亲率第7军的12个团，共约2万余人，编制为第一路、第二路，陆续开赴湖南。吴佩孚为挽转败局，部署四路兵力云集湖南，妄想挡住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步伐。7月4日，第7军之第二路胡宗铎部，第4军陈铭枢、张发奎两部，三路大军同
时对吴部发动凌厉攻势，于11日一举攻克长沙，全国震动，北伐军声名远播。吴氏属下叶开鑫部只得退守汨罗江之北。一些左右摇摆的地方势力，纷纷来归。当时，李宗仁之妻、时任广西省党部监察委员的郭德洁女士，也担任广西学生女子北伐工作队队长，带领着一帮20岁左右的巾帼英雄随军北伐，任务是做宣传、看护、慰劳等事务。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她们克服重重困难，穿梭于枪林弹雨，极大地鼓舞了将士士气。8月12日，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就北伐第二期作战的战略计划加以讨论。其时，北伐革命力量虽声势浩大，士气高涨，但要以10万兵力荡涤北洋军阀百万大军，正确无误的战略战术至关重要。会议上，大家莫衷一是，意见分歧较大。李宗仁力排众议，提出：必须趁吴军受制于南北之机，以速战速决的战术，将敌援兵各个击破，直捣武汉。再以大别山、桐柏山为屏障，扼守武胜关。如此则北可进窥中原，直取幽燕；东可胁迫长江下游孙传芳，平定东南，为时不晚。会议否定了中央一些人士先赣后鄂的战略，同意李宗仁和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等人的作战方案。李宗仁曾对苏联顾问加仑将军估计说：“我看有十四天的功夫，便可打到武汉。”而实际上，只用了十二天，北伐军便兵临武昌城下。比加仑将军以两打白兰地打赌的四十天提前了二十八天。
长沙会议结束后，北伐进入第二期作战计划。北伐军分三路向北进击。第4、第7、第8军三个军为中央军，沿武长路向武汉推进。其他两路军分别从左右翼担任掩护和策应中央军的任务。中央军的作战序列仍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其下分为左右两纵队。唐生智指挥第8军为左纵队，李宗仁为右纵队指挥官，亲自指挥第4军、第7军两支北伐劲旅担任第二期北伐的主攻任务。战略进攻路线预定为：第4军由平江，循通城、崇阳一线向武昌挺进，其右翼警戒赣北，其左翼联络第7军；第7军进攻汨罗河，攻击平江之敌，循北港、蒲圻、咸宁、贺胜桥向武昌推进；第8军则渡过汨罗河后，取道岳州奔赴武昌。8月19日，第4军、7军两军猛攻猛进，沿途分头进击，所向无敌。敌人溃如决堤之水，一发不可收。而此时唐生智率领的第8军也于20日晚一天渡过汨罗河，连续攻克岳州、羊楼司，沿武长路北上，与第7军会师于蒲圻。唐生智部沿途缴获第4、第7两军打败的溃敌武器弹药无数，俘虏成千上万人。到武汉后，他即将第8军扩充为四个军，实力大增，成为他后来背叛北伐革命的基础。26日夜，第4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汀泗桥，全歼守桥敌军。北伐军继续向武昌门户——贺胜桥挺进。
是时，吴佩孚亲率精兵数万人从保定乘车沿京汉铁路日夜兼程南下，原拟定据守汀泗桥，但为时已晚。吴佩孚深感事态严重，便亲自坐镇固守贺胜桥。吴部兵力除第13混成旅、陈嘉谟的第25师、刘玉春的第8师等精锐外，还有从汀泗桥溃败下来的前武卫军马济和宋大霈、董政国等余部，合10万之众，并附有铁甲车和山炮、野战炮数十门、重机枪二百余挺，全部实力数倍于北伐军第4军、第7军两军。贺胜桥恶战，在所难免。当时，蒋介石、白崇禧等北伐军高级指挥官齐集咸宁，商讨进攻贺胜桥的计划，最后决定由李宗仁直接指挥贺胜桥战役。30日，李宗仁一声令下，第4军、第7军两军向贺胜桥守敌发起总攻。尤其是叶挺率领的独立团更是英勇善战，冒着枪林弹雨猛打猛冲，打得吴军狼狈逃窜。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描绘战斗激烈的情景：“其火力之猛，北伐途中除德安、龙潭两役外，鲜有可比拟的。我们高级指挥官也都浴身于火海之中，流弹横飞，炮弹时在前后左右爆炸。”经过一天鏖战，革命军愈战愈勇，敌人斗志尽失，连连溃退。战斗中，吴佩孚手刃退却旅、团长数人，悬头于电线杆上，但大势已去，败局难挽。近黄昏，吴部终于全线崩溃。至此，第4军、第7军两军连克汨罗河、汀泗桥、贺胜桥三关，于9月1日直逼武昌城下。由于武昌城坚不可摧，再加上守城敌军准备充分，居高临下，使北伐军三度攻城不下。官兵们数次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前仆后继，爬梯攀城，牺牲惨烈。直到10月10日，北伐军才继汉口、汉阳之后，攻克武昌，取得北伐在两湖战场的决定性胜利。
攻克武汉后，北伐军马不停蹄，分三路东进，讨伐孙传芳部。李宗仁率领第7军担任左翼，自鄂城、大冶一线入赣。战略任务是沿长江南岸，经阳新、武穴、瑞昌，直捣孙传芳的九江老巢，并向左监控长江江面和北岸敌军陈调元所部。孙传芳虎踞长江下游多年，苦心经营，兵强马壮，实力早已超过吴佩孚。所部20余万人分为五个方面军，盘踞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吴佩孚在武汉败北，坐山观虎斗的孙传芳急速将五省主力集于江西，准备对北伐军作战。9月底，由于担任中路的北伐军第1军第1师和第6军在南昌为孙传芳部所击溃，李宗仁当机立断，舍东而南，将进击九江改为向武宁、德安推进。以策应第6军。第7军虽成孤军深入之势，但士气旺盛，锐气不减。29日，李宗仁率部进入武宁县。箬溪一战，第7军以少胜多，全歼号称孙传芳精锐之师的谢鸿勋部两万之众，取得北伐军入赣后第一个辉煌胜利。部队稍作休整，10月2日，李宗仁即率部乘胜向德安前进。时德安守敌为孙传芳另一劲旅卢香亭指挥的各部。大敌当前，李宗仁亲至最前线督战，指挥第7军向敌阵发起全面猛攻。血战一日，攻破德安。第7军也损失巨大，死伤两千余人，第9团团长陆受祺阵亡。是役，乃第7军参加北伐以来战斗最惨烈、伤亡最大一役。嗣后，蒋介石致电李宗仁：“……此次孙逆全力来犯，主力皆在德安、九江一带，今为贵部完全击破，以后敌必闻风丧胆，赣局指日可定……”云云。紧接着，李宗仁识破敌人包围诡计，率部迅速回撤箬溪，以出击新增第五方面军陈调元部。此时，敌三师之众陆续抵达箬溪北30里的王家铺。10月12日，王家铺战役打响。经一日一夜苦战，李部将敌击溃。是役，第7军再损失2000余人，第2团团长吕演新阵亡，机关枪大队长吴铁英也殉职沙场。第7军入赣以来，在三战三捷的战役中，仅下级干部伤亡就达三分之一；原两万兵力，损失4000人以上。此后，李宗仁继续率领第4军、第7军等部转战江西战场。11月上旬，北伐军相继攻克九江、南昌，孙传芳狼狈逃往南京。
北伐军平定江西后，蒋介石力主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往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其独裁之野心，昭然若揭。国民党内遂就中央北迁问题引发反蒋运动。李宗仁以北伐大计为要，认为中央前往武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北伐还是应该绝对服从总司令的统一指挥。1927年1月，李宗仁被蒋介石任命为中路江左军总指挥，率领第7、10、15军东征，循黄梅、广济、罗田向安徽的宿松、太湖、潜山一带进逼安庆。3月，时任安徽省长的陈调元率部起义。同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上，李宗仁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
会委员。其后，李宗仁便前往南京、上海，同蒋介石、白崇禧等策划“清党”反共阴谋。在两广和东南各省同时发动“清党”运动。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脱离武汉国民政府。5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东线各军分编为三路，开始第二次北伐。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三路总指挥，下辖所部共五个纵队。8月，李宗仁率部与白崇禧指挥的第1军在栖霞、龙潭一带同孙传芳部鏖战经日，终于将敌人逼至长江南岸，包围缴械。至此，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全军覆没。
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内部分化严重，矛盾日益激化，各系新军阀相继展开厮杀。1929年3月底，蒋桂战争爆发。5月，李宗仁、黄绍、白崇禧等在南宁成立“护党救国军”，与冯玉祥的西北“护党救国军”联合反蒋。6月底，粤军陈济堂攻占广西，李宗仁和白崇禧先后避祸香港，于是年10月回到广西。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李宗仁等挥师北上武汉，与冯、阎会师中原计划因冯阎兵败受阻，撤回广西。从此苦撑桂局，厉兵秣马，力图东山再起。1931年5月，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委不愿与南京合作者，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员非常会议，会议议决在广州成立新的国民政府，李宗仁与会，并被选为委员。汪兆铭当选为新的国民政府主席，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新的国民政府首要任务即是整军。是时，粤、桂两军改编为第1、4集团军，陈济堂担任第1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为第4集团军总司令，拟北上讨蒋。这时，正全力发动反革命“围剿”进攻中国工农红军的蒋介石，连忙调兵遣将，预备在湘、赣一带堵截这支北伐军。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在全国各界的“息争对外”的呼吁下，蒋介石被迫通电下野，广州国民政府撤消，另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国民党内部争斗表面上复归平静。此后，李宗仁一面与陈济堂协议维持西南治安，一面与白崇禧通力团结，治理广西军政，振兴教育等，并且大量裁兵，实施“寓兵于民”的政策，减轻财政负担，政府一旦需要，马上可征集有用兵力，开赴前线。对于空军建设，李宗仁也非常重视。到抗战前夕，广西空军拥有英、美、日各式飞机60余架。八年抗战，广西空军与日寇空军激战蓝天，空军飞行员半数壮烈牺牲。
“七七”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民抗战序幕。李宗仁于1937年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