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着名将帅(三)-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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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军，沿平汉线、陇海线和津浦线分兵三路而进。蒋介石也不示弱，4月4日在南京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免除阎的所有职务，通令拿办。次日，下令讨阎。于是，一场以阎锡山为首的反蒋大战在中原拉开。
不久，阎和冯在郑州商讨作战方案，作了兵力部署后，阎在鲁北晏城设行营，亲自指挥战争。5月，两军激战于鲁豫，8月又战于津浦和陇海路。阎部因系各军阀集结而成，所以各怀异心，保存实力，争夺地位，以致发生内讧，加之冯部在津浦线受挫，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带兵入关，于是倒蒋之军腹背受敌，纷纷撤兵，最终全线崩溃。阎锡山兵退太原，不久将兵权移交徐永昌，自己又一次化装潜入大连，托庇于日本人，并对山西军政大权进行遥控。这场不义的中原大战，使军民死伤近30万人，战区及附近民众深受其害，蒋阎二氏不
能辞其咎也。
1931年8月5日，阎锡山在日本人的协助下乘飞机潜回大同，隐居在家乡五台县的河边村。“9·18”事变以后，汪精卫担任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阎锡山即派员赴南京与他联系，又派人去北平向各方人士请求援助，通过宋美龄的关系在蒋介石面前疏通，加上汪精卫的提议，蒋介石表示了“捐弃前嫌，团结御侮”的态度，于1932年2月，委派阎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不久恢复其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还使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于是阎蒋再度合流，阎氏重新统治了晋绥两省。他的重新出山，使他一度保守地发展本地经济，发展自己的实力，几年间使山西省的工业、军火业、交通、银行，有了较大的起色，他也从中获得巨利，中饱私囊达两千万元。他还巧立名目收捐派税，居然连农民进城挑粪也要上捐，当时刘师亮撰联讽刺说：“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还加个横批曰：“民国万税”。阎锡山的发展地区经济政策给当地人民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更深重的负担，更残酷的剥削。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军进窥绥东，阎氏为了维护他的官僚资产和政治地位，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客观上来说，这口号还有一种抗日精神，也就成为他后来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思想基础。这年冬天，中共中央声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要求阎锡山允许红军通过山西地区开赴前线抗日，而阎氏置国家和民族利益于不顾，拒绝红军要求，并利用黄河天险，在北起河曲，南至永济的黄河东岸，筑起长长的碉堡线，企图阻止红军东渡。次年2月20日，东征红军渡过黄河，打败阎军，阎锡山见老巢太原受到威胁，便急电蒋介石派兵增援。这下正中蒋氏下怀，他正想派自己的部队打入山西，正愁无处下手，此正是天赐良机，即派兵五个师入晋，不料阎锡山军在得到增兵之前被击溃。红军为了珍惜国力以对抗日军，5月5日发出回师通电，撤军至黄河以西。5月26日，毛泽东给阎锡山写了一封信，托被俘的阎部第66师第392团团长郭登瀛带回，敦促阎军和红军联合一致，抗日反蒋：“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同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
直至7月，日军欲进犯绥远，并在山西屡造事端，给阎在山西的地位构成极大危胁。鉴于这一形势，阎锡山从自己利益出发，提出了“抱着弱国的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范围，加紧自强”的方针，并于9月成立了山西统一战线性质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阎锡山自任会长，中共派薄一波同志前往主持该会，成立军政训练委员会，训练进步青年。10月底，阎锡山又大力支持傅作义部队抗击日伪军对绥远的侵略，并取得百灵庙大捷，挫败了日寇侵略绥远，妄图建立“蒙古帝国”的阴谋。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岁寿辰，阎锡山和张学良决定利用祝寿之机，向蒋介石进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在蒋介石祝寿典礼举行后，阎锡山与张学良即一起晋谒蒋介石，陈述他们的主张，而蒋介石仍旧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说共产党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永绝后患。蒋介石对二人大声训斥；阎、张两人耐心听完蒋的训词后；知道无能为力了，便沮丧地退出。12月12日，张学良在多次劝谏蒋介石无效后，联合杨虎城发动兵谏，囚禁蒋介石，发动了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事变后，阎锡山接到张学良来电，希望他能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阎锡山立即召开军政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此时，正值绥远抗战之际，阎锡山需要国民党中央政府给他以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如果全国陷入混乱，他以晋绥之力是无法抗击日军的。而西安事变本身就具有内战的潜在可能，如果处理不当，马上就会演成大规模的内战。他认为当前在国内，只有蒋介石有能力来领导中国的对日战争。因此，他虽然与蒋介石有过深刻的矛盾，仍改变了自己以前对张、杨的态度，而站在国民党主和派一边，力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于是，他最后决定拥护南京政府，营救蒋介石，谴责张、杨。不久，阎锡山致电张、杨说：“来电均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已。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日力量乎？减少抗日力量乎？第三、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能保不演成国内极端残杀乎？”阎锡山的反应无疑给张、杨泼了一头冷水。此时，南京方面与西安方面中断联系，与两方都有联系的阎锡山的举止就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南京政府代行政院长孔祥熙在收到阎锡山的电报当天，就复电阎，“我公公忠体国，雄镇边陲，登高一呼，众流响应；尚祈主张正义，领导群伦，俾抒国难……汉卿于公夙致推仰，尚责以大义，动以私情，挽已倒之狂澜，拯救国家于万劫。”并赋予阎锡山以营救蒋介石的全权。
张学良虽极不满阎锡山的所为，但为了顾全大局，促使蒋停止内战，达到兵谏目的，仍派代表赴晋，向阎锡山详细陈述西安事变的经过。阎锡山在接见了西安方面的代表李金洲后，即命秘书将此事电告南京，太原的报纸亦报道张、杨的代表到晋，蒋介石安然无恙的消息，以安定全国人心。阎锡山还准备派出代表赴西安调停张、杨与蒋之间的冲突，并要求张、杨准许他的代表去西安后“能与委座单独谈话”。其代表后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此时中共代表到达西安，帮助张、杨和平解决事变，阎锡山通过彭雪峰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12月22
日，毛泽东给阎锡山致信，说“陕变突起，事出非常。从电讯中知我公反对内战，有‘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又指出“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并商量一些具体的建电台和通信站的事宜。但是这时，张、杨与南京方面建立了联系，阎锡山作为调停人的地位逐渐失去意义，张学良也就不愿让阎锡山分一杯羹了。阎锡山一时被蒙在鼓里，对西安方面的进展毫无所知。25日，他对傅作义说：“擒虎容易纵虎难，自古没有这种事实，也没有这种道理。”他满心希望利用这一事变，达到对自己有利的目的。不料当天，阎锡山驻南京的代表赵丕廉急电向他报告，蒋介石已脱险由陕飞到洛阳。阎锡山半信半疑，双手插在腰后裤口，不停地踱来踱去。直到蒋介石的座机抵南京，赵又以急电告阎，阎才确信无疑，阅电后，瘫坐在了沙发之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正式爆发。7月14日，毛泽东派周小舟给阎锡山送来一信，提出进一步合作抗日的办法。月底，阎锡山表示与中共正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8月2日，阎锡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被任命为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回晋后，将红军新改编成的八路军划归第2战区战斗序列，挺进晋北作战，同时组织了达四十五个团的新军，并为其配备了武器装备。9月中旬，日军侵入山西境内，阎率部迎敌于代县太和岭。八路军115师343旅则进军平型关，伏击日军告捷，歼敌千余。平型关大捷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一时全国军民抗日信心倍增。
此后，阎锡山为阻止日军南下，在忻口大战二十余日，予敌以重创。此战，抗日将士也损失惨重，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骐、旅长姜玉贞、郑廷珍以身殉国。此时，日军改道娘子关攻入山西。阎锡山放弃忻口，令傅作义等部固守太原，激战两天后终于失守，11月8日，日军占领太原。阎锡山率部退守临汾，抗日信心动摇。在同日军的激烈作战中，阎锡山的军队损失惨重，实力大减。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隶属于阎锡山的第2战区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却在抗战中日益发展壮大。对八路军的发展，阎深感不安，心存疑虑。不久就开始采取降日、反共、拥蒋的路线。
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对山西新军的进攻，史称“十二月事变”。
1940年1月，中国共产党派肖劲光和王若飞来和阎锡山谈判，并带来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对他的成就作了肯定，并希望双方再度合作，信中说：“近来山西境内发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大势所趋，终必和平解决，尤因先生领导提挈至明至慎，必能处理得当，益臻进步，团结之途，无可疑者。”经过谈判，迫使他答应不再进攻新军，限制了双方活动范围。
为了重振队伍，巩固实力，阎锡山于４月将第2战区司令部迁往山西隰县南村坡。由于南村与“难存”同音，阎锡山就把南村坡改为“克难坡”，把战区司令部驻地称为“克难城”。这样，一来表示要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存在和发展的决心；二来表示“克去难存”，便能住下去。他还把1940年命名为“克难年”，果真，阎锡山在这里一住便是五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提出了“存在就是真理”的哲学观点。他说：“所谓真理就是指为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是客观实际需要的真理。我们的组织是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的。我们主张的是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所以我们的组织就是代表人类的真理的。因此，我们说，我的存在就是真理，……就是国家的、社会的、世界的真理。”“我们无论如何要以存在为目的，先要能存在，采取任何手段都在所不惜。”“一切为了存在”、“无条件地存在”。他还宣扬他的“唯中哲学”，说“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对了，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要准备反共”。同时，阎锡山还在克难坡举办“干部暑期进步讨论会”，后改称“洪桐训练班”，将军队连级以上和行政小区以上2万多军政干部进行训练。训练期间，阎锡山亲自授课，宣扬他的“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谬论，并用《论语》中的警句来试图证明其合理性。
1941年8月11日，阎锡山与进占山西的日军签订了《汾阳协定》，其主要内容是：日、阎取消敌对行动，共同防共；阎通电脱离国民党政府；日将山西政权交给阎，并为之提供装备。此后阎分别在日军占领区太原、汾阳、临汾等地成立办事处，进行情报交换和物资交流，公然投降日本，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对他的这种降日行为，中国共产党对他提出多次警告。11月30日，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会见阎锡山，长谈三个多小时，向他分析国际形势，明确表态说谁要投降就打倒谁。这次谈话使阎心中有所顾忌，但一时还未放弃降日的打算。直至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他才暂缓了降日行动。次年，日军不断逼阎履行协定，并威胁要进军晋西。阎锡山感到“生存”受到威胁，3月发动了晋西大保卫战，痛歼日军。日军又派代表与阎谈判未果，遂用飞机撒下大量《汾阳协定》和有关照片，并对阎军再次用兵，在晋南消灭了阎的一个军。此后阎又与日军勾结，配合日军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屠杀。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时，阎利用与日伪勾结的关系，暗中派人员担任伪山西省公署职员和县长等职，以图夺取胜利果实。1945年他又对日伪敌区行政官员发委任状，保证将来不对他们以汉奸论处。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国共两党全面内战爆发。阎锡山的部队率先和解放军多次交锋，败多胜少。1945年8月，被歼3万余人。次年阎仍积极备战，全力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在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下，山西大部分地区被解放，阎锡山只能控制铁路两侧的几个城市了。1946年，他继续推行“兵农合一”的暴政，在民间抢粮抓丁，半年内抓走7万余众。他建立特务网，残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千余人，女英雄刘胡兰就是在这种残暴中被阎军用铡刀铡死的。他在经济上搞“平民政策”，弄得民不聊生。尽管这样，时不过三年，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也已
是岌岌可危了。
1948年5至7月，临汾和晋中相继解放，阎锡山只剩下太原和大同两座孤城。年底，太原被解放军包围。阎锡山调集各部，加修工事，欲抵抗到底。但他深知大势将去，一方面开始为自己安排退路，另一方面又向下属表示要与太原城共存亡。1949年初，阎锡山接见几名外国记者，指着桌上一些装有毒药的小瓶说：“我决心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太原如果不守，我就和这些小瓶同归于尽。”不久，蒋介石要阎锡山放弃太原，速退西安，担任西北行营主任，负责指挥西北各处重镇。其手下干部由美国人陈纳德用飞机接走，其军队尽量西渡，在放弃太原前，将兵工厂炸毁。但阎不同意这件事，仍然表示要坚决固守太原。
随着太原形势紧张，阎锡山变得终日心神不定，坐卧不宁。就在部属不知该怎么办时，阎锡山突然于3月29日下午召集他们开会。他对秘书长吴绍之说：“你把李代总统的电报念给大家听听。”吴念道：“和平使节定于月初飞平，党国大事，待我诸公前来商决，敬请迅速命驾。如需飞机，请即电示，以便迎接，宗仁，俭印。3月28日。”电报念完，阎假意征求大家意见，约半小时后，阎起身乘坐汽车，风驰电掣地由绥靖公署直奔郊外圪燎沟机场，除梁化之和阎的五妹阎慧卿到飞机场送行外，其余人员均送到大门口，作最后一次诀别。阎到机场后，在人民解放军大炮的轰击声中，匆匆登机，飞离太原，亡命南京。
此前，阎锡山指定梁化之、王靖国、孙楚、赵世铃、吴绍之组成五人组，在太原继续抵抗，要求他们“与太原共存亡”。
南京被解放军攻克后，广州成为国民政府临时首都。阎锡山也到了广州，并于1949年6月3日担任了伪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阎锡山上任后，先飞到台湾见蒋介石，然后到桂林同李宗仁商议，发表了组阁名单。他首先提出一个“扭转时局方案”，又制定“全国作战计划”：以重庆为军事枢纽，以台湾为作战基地。又与陈纳德商定，重组“飞虎队”。７月７日，阎锡山和蒋介石、李宗仁等，以及青年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