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瞩目的着名将帅(三)-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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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枘悠苹挡涣说摹！�4月18日，傅作义病危，周总理到北京医院去探视他。傅作义在昏迷中听到总理来了，用了很大的力气睁开眼睛。周总理握住他的手，深情地说：“傅作义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功。”处于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听了总理的话，嘴唇颤抖着，眼睛里闪着泪花。第二天，傅作义逝世，终年79岁。
4月23日，傅作义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毛主席送了花圈。
傅作义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在黑暗重重的旧社会里，他和许多志士仁人一样，都在探索民族的出路。当他确认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时，就笃信不移，力行不怠。他和国民党那些党棍政客不一样，不是“坐而言”而是“起而行”，不尚空谈，重在实践。“九一八”事变以后，他率军抗击日寇，赢得了红格尔图战役和百灵庙大捷。“七七”事变后，他率军参与山西忻口、太原会战，同时他亲自组织了绥西抗战，爱国热情及一次次战斗胜利使他威名远播，中外皆知。这也是他爱国的具体体现。
傅作义将军具有浓厚的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是一位开明的民主人士。他痛恶独裁专制、横征暴敛、贪污成风的黑暗统治，主张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实行“廉能政治”。傅作义说过：“为士兵、为人民就是革命。”提出“人民第一”、“土兵第一”的口号。他一生“志在救国救民”。他说“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失败，就是没有人民”。他反对国民党的“假民主”，曾说过：“选举丑态百出，更使人民怨恨。这个政府，这种办法，这种制度，必然导致国家灭亡。”作为绥远省主席，傅作义要求公务人员要当“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在他管辖的地区，他十分重视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解放后，他参政讨论国家大事，成为著名的民主人士。
傅作义提倡艰苦朴素，日常生活极其俭朴，具有我国农民朴实无华的气质。他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跳舞，艰苦朴素，几十年如一日，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他提倡“官兵一致”是从自己做起的。他里里外外，从头到脚，穿着士兵的服装军帽，扎着士兵的绑腿、皮带。一般的军官还可从穿着识别军阶的高低，可从穿着上根本判断不出傅作义的军阶，由于他的军装没有明显的标志，初次与他见面的人还以为他是个普通的大兵，绝想不到他竟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将军。
傅作义为人正直宽厚，有宽宏容人的雅量。“有功不自居，归美于上级和下属”。遇有重大事故，他往往挺身而出，承担责任，代人受过。所以同僚们都愿和他合作共事；部属们愿听他的指挥；反对他的人，监视他的人，多能为他的真诚所感化，这是他的过人之处。傅作义从1918年保定军校毕业至1939年受命担任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为止，阎锡山领导、挟制他达21年。傅作义凭着练兵成绩卓著和战场屡建奇功而迭次晋升。但他非阎的亲信，又不是对上级拍马溜须之辈，始终得不到阎锡山的信赖。阎锡山对傅作义处处掣肘，屡欲以亲信取代傅作义的职位，而傅作义对阎锡山始终保持一个下级对上级应有的尊重，背后也从无怨言和流露不满情绪，且在部属之间还处处为阎锡山解脱。宽宏大量不仅是傅先生的美德也是他成就事业的基础，更是我们学习做人的典范。
傅作义将军早年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是一位进步的国民党员，戎马半生，奉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傅作义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强烈愿望。他以“团结奋斗，振兴中华”，建立“强盛独立之中国”的爱国思想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他学习孙中山先生不谋私利、不贪权势、志在救国救民的革命品质和百折不挠、勇于进取、追求真理、择善而从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在历史转折关头，他遵循孙中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遗训，不计个人安危得失，体察历史所趋和人心所向，以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毅然举义，实现北平和平解放，尔后又推动绥远“九一九”起义，走上与人民一致的革命道路，与时俱进，和历史共同前进，真正实现了他为国为民的理想。
河北地处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古往今来，风云不断，豪杰四起。1898年8月6日，高树勋就出生在河北省盐山县高金庄这片土地上。由于地理环境恶劣，高金庄这个地方的大部分农田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很不利于农作物生长，常常是十年九荒，百姓生活相当艰难。当地群众常到地里刮盐土，用锅熬成盐水制成盐后，拿到集市上卖几个铜板以补贴家中生计。高树勋一共有兄弟姐妹7人，家庭负担重，他的父亲高步午实在难以支撑，只好廉价卖出仅有的几亩薄田来养家口，最后不得不靠租种大户的土地来维持生计，不久家道中落，
弄得一贫如洗、家徒四壁。这种不平凡的经历造就了高树勋不平凡的人生。
旧中国农村家庭信奉“耕读传家”的传统习惯。1906年高树勋8岁的时候，被父亲送入私塾读书，从《三字经》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启蒙，然后学习《千字文》、《百家姓》这些初级读物。高树勋天资聪慧，学习极为刻苦，每天从学堂回来后仍然要把每日所学功课复习一遍。在兄弟三人中，他排行老二，每逢家里来了客人，他父亲总是用手拍着高树勋的头对客人说：“我今后一家人，就全指望我这—个孩子啦。”由于家境不好，父亲不可能让高树勋继续求学。每逢农忙季节，高树勋还要上地里干活，这样断断续续地读了四年书。1912年秋天，正是收获的季节，高树勋不得不离开他心爱的学堂，收拾好笔墨纸砚回家，扛起锄头与土坷垃打起交道，田间劳动的辛苦、贫瘠土地里微薄的产出使他深刻体会到旧中国农民的艰辛与苦难。高树勋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出人头地。
一晃到了1914年，高树勋年满16岁。高步午望着他日渐上蹿的个头，心想他也算得上半个大人了，于是对他说：“你人大了，自己出门到天津、北京去找生活出路吧！”高树勋听到这番话，知道以后的路就要靠自己一步一步往前走了。他二话没说，简单收拾了一下背起行李卷出了门。一开始，高树勋到天津市去投奔他姐夫李银桥。他姐夫当时正在金刚桥上挎着篮子卖烟卷。他问他姐夫：“能在天津替我找个活干吗？”他姐夫叹了一口气，说：“你看我卖个烟卷，自己都是顾住了头顾不住尾，哪能给你找活？”高树勋一看这种情形就知道姐夫也是有心无力，就辞别了姐夫，一路餐风露宿往北京奔去。
到了北京后，高树勋经过一番周折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在同村姓张的村民办的一个血料厂里帮助人家推石磨，加工血料。每天，繁重的体力活弄得高树勋觉得好像浑身骨头都散了架，但他一声不吭，雇主见他为人实在，对他也比较照顾。后来，高树勋经他们介绍，又到—家杂货店当学徒，中间也干过学刻字、卖美孚石油（煤油）等活。在这个店里当学徒，只管吃住，不管穿，因此穿衣服，穿鞋，高树勋还需托人从家里往北京捎。有一天，高树勋收到一封家信，信中说：“家里越来越穷，连你的穿衣鞋袜也解决不了啦。必须重找一份工作，不仅管吃而且管穿，最好还能挣点钱贴补家用。”看完了信，高树勋想：“父亲说得一点没错，在这个杂货店继续干下去，不但解决不了穿衣这些基本的日常生活问题，而且赚不到钱，得另谋出路才行。”
从收到那封信以后，高树勋整天就寻思着想个什么法子来赚钱养家。有一天，他想到还有个舅舅在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里当军医，不如投奔舅舅去当兵或许还有出头之日。高树勋想了想决定和他的—个表哥一起乘火车去上海，然后坐轮船到湖北宜昌，再步行去四川绵阳投奔舅舅。不久，两个初涉尘世的少年长途奔波，几经周折总算到了绵阳。高树勋找到了他舅舅，说明来意。他舅舅听完后爽快地答应了。当时他舅舅所在部队的花名册里有些是空名，所谓空名就是只有其名而没有其人，目的是为了骗取军饷。他舅舅托了些关系，想办法让他们在连队补了个空名。从此，高树勋下连队当兵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那时当兵不仅管吃管穿，每月还有六块现大洋的军饷。高树勋把六块钱攒起来，每三个月往家里寄一次。家里有了他的资助，日子总算比过去有了好转。当他还是一名普通士兵时，由于他粗通文墨，而其他的士兵大字也不识一箩筐，因此，每逢其他的士兵写家信报平安，就由他代为执笔，念家信和往家里寄钱都来找他，他也很愿意帮助排里的弟兄。排里的人几乎都知道这个“小书生”。因此，他的人缘极好，士兵们都很喜欢他。高树勋身体矫健，什么双杠、木马这些体育运动不在话下，骑马、跑步这些军体课成绩在排里也是名列前茅。因此，他不断得到上级的嘉奖和表扬，也逐步赢得了上司的赏识。
1917年，张勋率领辫子军在北京拥废帝溥仪复辟，顿时全国哗然，纷纷起来反对复辟。冯玉祥率领第16混成旅官兵讨逆，高树勋也义无返顾地加入到这正义的事业中。战后，因为他作战勇敢被升为冯玉样的手枪连班长。1918年，冯玉样在鄂东重镇武穴通电全国，极力主张和平，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段祺瑞恼羞成怒，下令免去冯玉祥的旅长职务。后来为了缓和局势，段祺瑞便约冯玉祥在汉口谈一谈。高树勋率手枪班随冯玉样赴汉口与段祺瑞会面，当冯玉样的贴身警卫，以防不测。冯、段两人会谈时，高树勋手不离枪，一双机警的眼睛不停扫视着周围，最终使冯玉祥安全归来。
冯玉祥从汉口回来后，高树勋的出色表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他是个可造之材，于是将他送进学兵营学习测绘、军事操典、射击常识。在学兵营学习期间，高树勋努力学习各种枪械的知识、行军打仗的军事理论，每个科目成绩拔尖，结业后被任命为机枪营司务长。1920年，22岁的高树勋升任排长，这时，他受冯玉祥的影响，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高树勋升任直属队机枪营营长。10月，冯玉祥发动了
“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的统治。随后，冯玉祥宣布参加政变的军队改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
1925年，高树勋率部随李鸣钟赴绥远驻防。8月，高树勋升任团长，军衔为陆军少校。1926年9月17日，冯玉样在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参加北伐战争。从此高树勋成为国民党员。在以后的岁月中，高树勋随冯玉祥四处征战，立下了赫赫战功。他的官职也一路高升，一直到官居青海省代省长的要职。因他作战有功，获得冯玉祥的革命奖章一枚，纪念宝刀一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局势动荡，一衣带水的日本早就对中国虎视眈眈。国内一些有识之士看出了日本的狼子野心，便组织了各式各样的抗日团体。1933年5月，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高树勋又到该部当骑兵师长。不久，抗日同盟军失败解体，高树勋又返回天津英租界。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面对国土沦丧、人民几成为亡国奴的危急形势，高树勋觉得再也不能躲在英租界里当“寓公”了，作为一名有骨气、有血性的中国人应当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民族大业中去。于是，高树勋在宋哲元将军的邀请下出任河北省保安处副处长。为了民族的利益，他不计官职大小，欣然接受了宋哲元将军的邀请前往赴任，直到河北省保安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6师。
在回忆自己的经历过程时，高树勋常常思考着两个问题。一是国民党蒋介石一次又—次地用强大的兵力围剿红军，但每次都是以红军的胜利、蒋军的失败而告终。在第五次“围剿”时，由于红军本身指挥失误而被迫长征。在长征中，蒋介石自以为红军走上了石达开的道路，是消灭红军的好机会，可事实又使蒋介石的美梦落空了。“西安事变”后，形成了全国一致抗日的新局面；二是他追随冯玉祥先生多年也终无建树。然而红军总是在强大的国民党军队进攻面前顽强抗击，并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他经过再三考虑，认识到无论从历史的经验或从当前的情况看，单靠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军队，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是困难的。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有希望，从而下定决心要和共产党联合。
1938年初，应高树勋将军的请求，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河南新乡市）联络处主任朱瑞、唐天际同志派钟辉和杨志雅一同到高树勋部工作。临行前，朱、唐指示他们说：“你们到高部的工作任务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发表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精神，帮助高树勋将军加强军队建设，使之成为真正的抗日军队，尽可能使之留在华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为此，要大力宣传坚持全面抗战，反对投降分裂。”接受任务后，钟辉和杨志雅带着朱、唐给高的介绍信，来到高树勋将军的师部所在地——河南汤阴附近的一个村庄里。
高树勋见到八路军的代表特别高兴，出于前线情况紧张，高树勋只同钟、杨二人进行了简单的交谈。他向书记处的负责人交待道：“一是要好好接待钟、杨二位先生．安排好他们的食宿；二是等待杨志雅先生休息好后，派人送他到一旅旅长张翰泉那里去。钟先生留在我跟前做事，给钟先生以上校军衔。他们都是我请来的客人，要好好尊重和支持他们，给他们办事的各种方便。”随后，高树勋便去处理军机。当时漳德府的日军备战频繁，四处派出侦探，在阵地前沿施放高空侦察气球，运输弹药等等，似有南犯新乡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进而威胁郑州待机南侵的企图。高树勋同时还得到情报，济南日军也有所活动，似有南侵开封等地的企图。高树勋决定到前线去，临行前，他交代钟辉随书记处行动，由一位姓宜的先生负责照顾。听他说完之后，钟辉问他：“如果敌人发动攻势，我军如何行动呢？”高树勋直截了当地说：“日军进攻我军必退。”钟辉又问：“如何退？退到哪儿呢？”他回答：“那就要看蒋委员长的了，蒋叫过黄河就过，如不准过，就留在敌后和八路军—起打游击战。”他这个想法钟辉极力赞成，钟辉当即建议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所属官兵，特别要把在敌后打游击战的有利条件和问题向大家讲清楚，使全体官兵有个正确的认识，以增强全军战胜敌人的信心。交谈后，高树勋于当天黄昏前到达前线指挥所。就在他到指挥所的第二天，即1938年2月19日，漳德府的日军就发动进攻，并占领了新乡市。根据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不准高部南渡黄河的指示，在强大的日军进攻面前，高树勋沉着地指挥部队，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交替掩护撤退。从前沿阵地经汤阴、辉县、获嘉、焦作、博爱（青化）、沁阳、孟县、济源一线，行程五百余里，部队损失不大，最后在地形和民情有利并在日军力量减弱的情况下，在封门口与尾追的日军激战整日，将敌击退并略有所获。这个胜利，大大地鼓舞了部队和当地居民抗战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