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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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化中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女人天生富于感情，缺乏理性，缺乏逻辑思维的能力。奥托。威林杰的著作《性与性格》颇有代表性，他说：女人根本不懂人必须根据原则行动的道理，由于她没有连续性，她体会不出对她自己的思维过程进行逻辑佐证的必要，她可以被认为是“逻辑上神志不清的”。他首先将女人等同于肉体，继而又将其等同于无意识的性欲；最后等同于消极被动的兽欲。（转引自格里尔，第102，107页） 英国政治家切斯特菲尔德曾说：“女人只是长大的孩子；她们有着娱人的口舌，有时显得机灵，但却没有实在的理性或理智……事实上她们只有两种情感：虚荣和爱情。”（转引自海斯，第226页）
二、关于性别气质问题的论争（3）
在女性运动内部，有些人比较强调理性，例如穆勒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另一些人如福勒 （Margaret Fuller） 则更强调浪漫。然而，极少有人能够对感情…理性这一划分本身提出挑战。直到后现代女性主义出现后，这一状况才有改变。女性主义者认为，浪漫主义和浪漫文化已经成为加强性等级分层秩序的文化工具，其中包括色情主义 （eroticism），女性的性的私人化和美人理想对女性的压抑。（Pearsall； 110）
第二是关于自然 （nature） 和文化 （culture） 的性别归属。很多人相信，女性更接近自然，男性更接近文化。理由有：女人的肉体看去更接近自然；女人的社会角色更接近自然；女人的心理更接近自然。不同意这种划分的人们则反驳说：女人并不比男人更接近于自然，男女两性都是有意识的，也都会死去，没有什么现实的证据表明一种性别比另一种性别更接近自然，或更远离自然。
第三是关于哺育性的问题。人们容易把哺育性同女性联系在一起，认为由于女性的生育和哺乳活动，使她们具备了一种养育的特性，并使她们更乐意从事养育性职业，如护士、保育员等。但也有人提出，虽然生育的功能把男女两性分开了，但是这个因素对于两性从事职业的影响并不总是一致的，例如，在西方社会中，医学主要是男人的事业，但是在前苏联，它主要是女人的事业；在欧洲，农业主要是男人的事业，在第三世界国家，农业却主要是女人的工作。尽管如此，人们注意到，有些差别是跨文化普遍存在的，例如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别；女性较多地照顾孩子；以及男性的价值占统治地位的现象等。
第四是关于攻击性问题。人们总是把攻击性与男性联系在一起，把柔顺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当人们衡量男人时，所用的标准是强壮、粗犷、能干、自信；当衡量女人时，所用的标准则是娇小、细致、软弱、体贴、美丽、优雅等。还有社会生物学家试图从进化论角度来解释男性的攻击性，他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为什么多数动物的雄性比雌性身体大、较有攻击性？这是雄性动物为了获得与雌性交配的特权而在自己性别中开展竞争的结果。雄性搏斗，雌性选择。攻击性适合于雄性的竞争，所以攻击性是性交选择的产物。（海德，第69页）
第五是关于公众与私人领域的划分。在女性主义对现存各种意识形态的批判中，有一种被她们称为“领域划分”意识形态 （‘separate spheres’ ideology），主要是指把人类活动的领域划分为两个，一个是公众领域；一个是私人领域。这一意识形态认为，公众领域是男人的活动领域；而私人领域才是女人的活动领域；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区分。女性主义认为，“领域划分”这一意识形态贬低了私人领域的价值；私人领域不仅是性政治和性压制的基本领域，而且对公众领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对这一意识形态的分析认为，由于挣钱工作与家庭的分离，强化了男人是家庭供养人的观念。人们大都认为，女人与生俱来的位置是在家里，是以家庭这个私人世界为其主要活动领域的；而男人则以工作和政治这些公众世界为主。社会上流行着这样的谚语：男人为土地而生，女人为炉灶而生；男人为剑而生，女人为针而生；男人用头脑，女人用心灵；男人发命令女人服从；除此之外的一切只会扰乱人心。（Bryson； 51）
无论是强调两性相同还是强调两性相异的女性主义者都认为，在精神与肉体、理性与感情、文化与自然、公众与私人这些划分中，男性总是自然而然地被划在好的一方，女性则被划在坏的一方。强调相同的一派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在精神、理性、文化、公众领域同男性拥有相同的能力，或者说可以同男性做得一样好；而强调相异的女性主义者则认为，女性的肉体、感情、自然和私人领域的特征不仅同男性的那些特征同样重要，而且可能更有价值。
中国文化首创出阴与阳的概念，并传到西方，许多人认为，这一划分是遍及所有的文化、历史、经济，以及自然本身的。班昭所作《女诫》中说：“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
中国人对于男女两性特征尤其是智力方面特征的概括带有典型的中国文化特色，其底蕴是阴阳调和，阴阳互补。例如，中国学者强调，男女两性在智力上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其智商基本相同。他们将两性智能特征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从认知方式看，女性的味觉、触觉、听觉等比男性敏感，女性的阅读能力强，注意力集中，靠书本和课堂听讲获取知识能力强，但由于女性参加科技实践活动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相对差一些。第二，从记忆方式看，不论机械记忆还是理解记忆，不论在哪个年龄阶段，女性均优于男性。第三，从思维方式看，女性感情较细腻，形象思维好，言语表达流畅，只是在逻辑思维能力方面比男性差，抽象思维能力较差一些。第四，从运用知识的能力看，女性较男性强，具有丰富的联想力，模仿能力很强，因此接受新鲜事物较快，但是灵活性和实际能力不如男子。第五，从发掘问题能力看，女性较男性观察力强。第六，智力分布较均衡，成绩最好与最差的两端，男生所占的比例超过女生；而成绩中等的女生居多；平均成绩男女并无明显差别。第七，从女性的大脑发育看，女性的大脑皮层比男子的更厚一些，这是人们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它有力地证明，“女人的智力不如男子”的传统观点是不科学的，应当予以摈弃。（况世英等，1988；徐南，1991年）
二、关于性别气质问题的论争（4）
在此基础上有人进一步指出，由于在工业社会中，依赖体力的工作越来越少，需要智力和技术的工作越来越多，只要女性享有与男子同样的受教育和训练的机会，她们在智力和技术上就没有理由比男子差。因此，过分强调两性角色分工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对社会和人类进步有害。
3、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对性别气质的传统看法已经成为一种对女性的压制力量，它甚至会影响到人们对精神健康的评价标准。一个以精神病医生为调查对象的调查表明，他们头脑中精神健康的标准因性别而不同：他们对健康、成熟的成年男子的描述与对精神健康的成年人的描述几乎完全一致，其中包括独立性、冒险意识和自我肯定等；而他们对精神健康的成年女子的描述却包括温顺、依赖、易于为小事激动等。由此可见，传统的男子气质被医生看作是心理健康的规范和标准，这就使女性受到双重约束：一方面，如果她们打算做个健康、成熟的成年人，就很可能被戴上不正常的帽子 （有男子气的女人）；另一方面，如果她们用传统文化对健康成熟女子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举止，必然会感到忧郁，不满足和受到多种精神困扰。（雷泽蒂等，1993年）因此，一些西方女性主义者激烈批判对所谓女性气质的规范化，认为这是男性文化对女性的压制手段。她们对弗洛伊德“阴茎忌妒”论的抨击特别激烈：阴茎忌妒理论认为，女性胆敢追求生理上达不到的境界，是女性受罪的根源，谁若渴望过一种较少羞辱和约束的生活，谁就会立即被说成是不自然的，是遗传身分的变异。一个女人想反抗“女人味”即女性的气质、地位和角色，便会被看作近于精神病，因为正如“生理就是命运”一样，女人味就是她的命运。（转引自王政，1993年）一个轰动西方的、对人们在性别问题上的思维定式具有颠覆性的发现是玛格丽特·米德 （M。Mead） 对三个原始部落中与西方大相径庭的性角色的考察。她发现，虽然这三个原始部落座落在方圆100英里以内，但其性角色规范却完全不同，尤其有趣的是，这三种规范又全都不同于西方文化中的性角色规范。其中第一个部落中，男女两性的行为模式都像西方文化中对女人的行为规范要求一样，即一种柔和的行为方式，在西方人眼中是“女性的”和“母性的”；第二个部落中，男女都如西方男性的行为方式，即一种残忍的富于攻击性的行为方式，脾气暴烈，敢作敢为，在性生活上积极主动，“具有男子气概”；第三个部落中，男人的行为就像西方文化中女人的传统行为方式——敏捷，负责购物，所负责任较女人为小，并在感情上依附于女人；而女人却个个精力充沛，善于经营，而且不事奢华，是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管理者。（米德，第2页） 米德以她对原始部族的研究为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新鲜的证据和独特的观察视角。她的重要发现表明：世界上各个社会都有性别分工；这种分工的原因并非仅仅源于女性的生理功能；某种性格特质被认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是因文化而各异的，因而是人为的，并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自然秩序”。尽管许多文化中都盛行男主外女主内，但的确也有男主内女主外的文化。米德的发现可以作为反本质主义的证据。
波伏瓦的观点也接近于反本质主义的观点，有一次，当记者问她如何看待“女人天生比男人爱和平，女人是生命的孕育者，男人是天生的破坏者”这种说法时，波伏瓦说：“那真是荒唐，因为女人应当从人而不是从女人的立场出发来争取和平。这种论辩是无意义的，因为如果说女人们是母亲，男人们就是父亲。……总之，不管人们如何假借女性气质或女性本能的名义鼓励女性为争取和平奋斗，女性应永远丢弃这种‘女性’论证。这纯粹是男人的诡计，要使女性地位降低到只具生殖能力而已。其实女人只要有了权力，其行为就与男人无异，绝无例外。你看甘地夫人、梅厄夫人、撒切尔夫人及其他，她们当然不会突然变成慈悲或和平的天使。”（波伏瓦，牧原编，第267页）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激烈批评性别问题上的本质主义，它的主要论点在于，否定把两性及其特征截然两分的作法，不赞成把女性特征绝对地归纳为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依赖的、感情型的、主观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把男性特征归纳为精神的、理性的、勇猛的、富于攻击性的、独立的、理智型的、客观的、擅长抽象分析思辨的。这种观点强调男女这两种性别特征的非自然化和非稳定化，认为每个男性个体和每个女性个体都是千差万别、千姿百态的。它反对西方哲学中将一切作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因此它要做的不是把这个男女对立的二元结构从男尊女卑颠倒成女尊男卑，而是彻底把这个结构推翻，建造一个两性特质的多元的、包含一系列间色的色谱体系。这种观点虽然听上去离现实最远也最难懂，但它无疑具有极大的魅力，它使我们跳出以往的一切论争，并且为我们理解性别问题开启了一个新天地。
近年来，欧洲许多国家女性运动把反对小学教材中有歪曲女性形象的内容提上了日程，因为它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关于女性的错误的刻板印象。但是，像葡萄牙女性地位委员会“改变方案”组那样有系统、有组织的工作，还是第一次。所谓“改变方案”就是改变对女性态度方案。“改变方案”的发起人是位教育心理学家。她认为应该从尚未形成男女不同概念的幼儿开始进行教育。在里斯本，她们选了五所小学作为试点。她们制定了一份调查表格，让每个学生填写，从而了解孩子们在男女观念方面的状况，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如女孩子天性就是胆小怕事、羞羞答答的；男孩子是大胆泼辣、无所畏惧的；女孩子生来爱美，要注意梳妆打扮；男孩子注意的是知识、爱好学问；女孩子应该玩娃娃、过家家；男孩子才玩汽车、玩动脑筋的游戏；女孩子长大以后要带孩子、管家务、依靠丈夫；男孩子将来才是在外面挣大钱、干大事的；在家里妈妈总是比爸爸忙，妈妈做饭，爸爸读报，妈妈打毛衣，爸爸看电视，因为家务活是妈妈的本职等等。“改变方案”就是要改变这种错误的传统观念。从幼年时代起，就给孩子灌输一种新的观念：男女都是一样的人，除了生理上的区别之外，不论在学校里、家庭生活中和将来在社会上就业都没有理由因性别不同而有所区别。所谓男性职业、女性职业都是人为的。在家庭中家务由女性承担并非天经地义。教育女孩子要泼辣大胆些，不要自卑，而男孩子应该温柔细致些。教育女孩子要胸怀大志，树立男孩子能干的自己也一定能干的雄心。教育男女孩子自幼要互相了解、互相爱护、互相尊重，而这种尊重绝不是停留在表面上那种“女士先行”的形式上的尊重，而是实实在在地尊重女孩子的人格，承认她们的才干，平等地对待她们。（陆颂和，1986年）
二、关于性别气质问题的论争（5）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的传媒却在讨论女性的“男性化”问题。这一讨论同上述西方女性主义者涉及的是同一问题，但方向完全相反——西方女性主义的努力方向是试图模糊性别区分，使女孩更“男性化”，使男孩更“女性化”；而中国的传媒却希望将被弄模糊的性别差异重新加强，使女人“更像女人”，使男人“更像男人”。
中国传媒提醒人们注意女性解放中蕴含的一种“危险”，即漠视女性特征的危险。有一
位记者举例说，他参加过一次“中国新时期女性电影研讨会”，落座前排的女导演个个状如铁塔，声如洪钟；而坐在后排的男性评论家、理论家们倒是纤眉细指，低声低语。这种强烈的反差令他感到痛苦。这位观察者援引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旨在说明女性丧失其性别特征是一种“异化”。他还断言：女性与生俱来的温柔、慈悲、耐心、细致等特长不会随着社会政治与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改变。（马凡，1988年）
的确，我国从五十年代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活动以来，“男女不分”成为时尚，它既是对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的挑战，也是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的挑战。这一时尚在文革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它不仅表现为女人要同男人干一样的事情，而且达到有意无意地掩盖男女两性生理心理差异的程度。那个时代造就了一批自以为有“男性气质”或被男人看作有“男性气质”的女性。在那时，女人不仅要掩饰自已的女性特征，而且对于想表现出女性特征的意识感到羞惭，觉得那是一种过时的落后的东西。八十年代以来，女性的性别意识在沉寂几十年之后重新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