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作者+易中天-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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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通房丫头”的身份是界乎妾与婢之间，那么，“姬”则界乎婢与妓之间。“姬”的本意是美女，而与妾合称“姬妾”的姬，则主要是指姬侍、家妓、家养的戏子等。她们多半是买来的，也有赠送的和抢来的，没有人身自由，地位也极低，这一点与婢相类。但婢的任务，主要是从事家务劳动，伺候主人的衣食住行；而姬的任务则主要是娱乐耳目，歌舞升平，满足主子的精神需要，这是她们与婢的不同之处。所以，她们的生活往往比婢要优裕，既不必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也可以东游游，西逛逛。个别“高级”的宠姬，还可能配上一些丫头以供驱使。
但是，不论姬们的衣着如何华丽，日子如何悠闲，她们终归是主人的玩物。主人“宠”她，正是为了让她好玩；主人“培养”她，也只是为了让她更好玩。所以，说到底，她们仍然是很卑贱的。比如《红楼梦》第六十四回写赵姨娘和戏子芳官等人怄气，探春便教训她说：“那些小丫头子们原是玩意儿，喜欢呢，和他玩玩笑笑；不喜欢，可以不理他就是了。他不好了，如同猫儿狗儿抓咬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恕时，也只该叫管家媳妇们，说给他去责罚。”这席话，很能代表“主子们”对姬的看法。
姬们既然不过只是“玩意儿”，那么，男主人要带她们到床上去玩，大约也只有从命的。但姬与妾的不同之处，在于妾只能有男主人一个性对象，而姬却可以陪侍客人。比如白居易在裴侍中府里夜宴，就有“九烛台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欢娱”的诗句。这就大不同于妾而近于妓了。妾无论是纳还是买，都是男主人的专有物。比如，唐人柳公绰纳妾，同僚想见见这个女子，柳就说：“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馈，备洒扫。公绰买妾，非妓也。”姬则不然，不但可以出面待客，侍酒陪宿，还可以被主人拿来送人，甚至可以用来换马或做赌注，所谓“一掷赌却如花妾”，这里说的妾便是姬。
总之，无论是身份高于婢的妾，还是性质近于妓的姬，被统称为“姬妾”的这些女子，在总体上说，都是被污辱的和被玩弄的。她们在身份上低人一等，人格上没有尊严，有的甚至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如前所述石崇令姬侑酒，客不饮酒便杀姬一例即是）。应该说，姬妾是封建宗法制度和阶级压迫剥削的牺牲品。
然而，恰恰是这些地位低下的姬妾，在许多时候，却又会比地位较高的妻，更有可能获得夫的疼爱。在中国传统的两性关系中，情爱往往表现与夫与妾之间，而不是表现与夫与妻之间，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妻不如妾”。在中国历史上，风流皇帝与宠爱妃子的爱情故事，可谓层出不穷（如唐明皇与杨贵妃），而夫妻之间的爱情反倒罕见。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就要从妻与妾的不同家庭角色说起了。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姬妾之（三）妻不如妾
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妻扮演的，不是单一的角色，而是一个“多重角色”。要言之，她的任务，至少有四种，即：辅佐丈夫、孝敬公婆、教育子女和管理家政。与此相对应，她的角色要求也有四种，即：贤妻、良母、佳媳和严妇。
这四个角色都不好扮演。
所谓“贤妻”，也就是“贤内助”。从理论上讲，就是要做好一切后勤工作，解除丈夫的后顾之忧，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辅佐丈夫事业有成。从表面上看，这并无不妥。在女性不能外出工作，无法成就自己事业的历史条件下，这似乎还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个角色，是在“男尊女卑”和“夫主外、妻主内”的前提下设计的。也就是说，它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丈夫既然是妻子角色设计的中心，则一个妻的“贤”与“不贤”，便只有一个标准，即丈夫是否满意。显然，这是一个主观的标准，而不是一个客观的标准。“人心不同，其异如面，”每个男子，都有不同的性格，而这些性格的形成，又有气质、禀赋、教养、阅历等多方面的原因，谁能保证每个丈夫都有一个好性格？谁又能保证每个妻子都与丈夫性格相投？所以，一个妻子能否让丈夫满意，单从性格方面讲，就是一个未知数。
更何况，在包办婚姻的情况下，夫妻双方在婚前，不少是连面也没有见过一次的，哪里还会相互了解？在并不了解对方性格的前提下，却又要求妻子让丈夫满意，岂不是“神话”？现代“自由恋爱”而结合的夫妻，尚且有不少在婚后发现“性格不和”而吵将起来的，况乎父母包办者？然而，丈夫不满意，尚可尽情发泄；妻子不满意，却只能委曲求全。这就在一开始，便把作妻子的置于一种十分尴尬和为难的境地，在她年轻的心灵上，投下终身难忘的阴影。
于是，为了作一个贤妻，妻子们便只好去揣摩丈夫的心理，适应丈夫的性格。说的白一点，就是去看丈夫的“脸色”。然而这并不容易。且不说压抑自己去适应别人有多痛苦，也不说这种适应是一个何等漫长的过程，即便这些难关都度过了，也不能保证丈夫认定她是贤妻，因为丈夫的性格、兴趣和要求还会改变。丈夫变了，妻子反应不过来，还用老一套去奉承他，岂不又要自讨没趣？
再说了，丈夫的要求，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有办得到的，也有办不到的。正如贾母训斥邢夫人时所说的：“他逼着你杀人，你也杀去？”遇到这种情况，做妻子的，又该怎么办呢？可见，看着丈夫的脸色作妻子，是很难的。
更何况，一个标准的“贤妻”，不但应该让丈夫满意，而且还要能让丈夫成为一个“好男人”。比方说，让丈夫有出息、有作为、有成就、有功名等等。也就是说，妻子不但有关心丈夫、照顾丈夫的义务，还有辅佐丈夫甚至教育丈夫的责任。
在传统观念看来，一个男人是否有出息或有作为，妻子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因为母亲只担任成人前的教育。男子一成人，就要娶妻，于是这个人就交给那做妻子的了。如果那男人居然竟“没有出息”，那么，作母亲的是决不会认帐的。因为世界上的母亲都不会承认自己儿子不好和自己教育不成功。宽容一点的，可以承认那是自己儿子“运气不好”；不宽容的，则会一口咬定是儿媳妇“坏了儿子的事”。“坏事”的原因可能有三种：一是儿媳妇“命相不好”，命里克夫；二是儿媳妇“辅佐不力”，没有尽责；三是儿媳妇“过于风骚”，害得她儿子玩物丧志。这三条，都可以构成休妻的条件，引起做公婆的来向那做媳妇的大兴问罪之师。
在传统社会，当然没有多少妻子是愿意被休的，也没多少人愿意被责。更何况，丈夫事业有成，对妻子来说，也有不少实际上的好处。丈夫发了财，妻子可以“穿金戴银”；丈夫升了官，妻子可以“诰封命妇”。在这一点上，传统社会倒还算“公平”：丈夫犯了罪，妻子要连坐；丈夫有了功，妻子也沾光。所以，一般的说，即便是为了自己的荣辱，做妻子的，也愿意丈夫能出人头地。
要做人上人，就先得去吃苦中苦。这里说的“吃苦”，也包括少享受一点性快乐在内。在传统观念看来，性是生育的手段。如果继统的问题已经解决，再过多地过性生活，那就是“淫”，至少也是“玩物”，而“玩物”是会“丧志”的。为了让丈夫不至于“丧志”，妻子便只有使自己变得“不好玩”。也就是说，变得不性感、没魅力，甚至无性欲。当然爱情云云，也就根本谈不上了。
非但如此，妻子对于丈夫“过多的”性爱要求，还有规劝的责任和婉拒的义务。这就等于自己断了自己争取爱情的“后路”。更何况，规劝的内容还不止于此，而是丈夫的一切“不良”习气或行为。女人原本爱唠叨，现在既然又有此权力与义务，更难免变本加厉。如果妻子说的在理，又有公婆撑腰，丈夫当然也无可奈何。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在心里讨厌妻子，甚或干脆不理她。在这种情况下，夫妻之间还有爱情吗？
“好妻子”不容易做，“好媳妇”更难当。
从古到今，中国的婆媳关系，历来就是一个让人头疼的事情。但是，在传统社会，做一个好媳妇却又比做一个好妻子更为重要。因为礼已经规定了：“妇顺者，顺于舅姑（公婆），和于家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孝顺公婆，和睦家人，比夫妻相爱重要的多。而且，在事实上，公婆对媳妇的处置权力也要大于丈夫。一个做妻子的，如果不讨丈夫喜欢，或与丈夫没有感情，但只要婆婆不发话，丈夫就休不了她，如蒋介石、鲁迅的原配都是。反之，如果婆婆不喜欢这个媳妇，要将她扫地出门，那么，夫妻感情再好，也无济于事。如《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之妻刘兰芝、陆游之妻唐婉都是。所以，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那些“聪明”的女人，都会把做好媳妇看得比做好妻子为重。比如，王夫人就整天在贾母身边转，讨贾母的喜欢，却很少看到她与贾政有什么感情交流。
那么，什么样的媳妇才是“好”媳妇呢？
按照传统观念，一个标准的“好媳妇”除了孝敬公婆外，还应该品性端正、作风正派、仪态端庄、不苟言笑，总之是知书达礼、循规蹈矩，切忌轻狂、轻佻、轻浮、轻慢。这些看起来似乎冠冕堂皇、无可挑剔的要求背后，实际上是“不准乱说乱动”和“不得浪漫活泼”的意思。对于这一点，中国传统礼教有相当详尽的规定，有的还规定得非常具体而细致，比如，不可在婆婆面前喧哗、吵闹、打嗝、打喷嚏、打哈欠、伸懒腰，不能踮脚走路（但也不能走得很重），不能斜眼相视（当然更不能怒目相视，而应低眉作恭顺状），更不能吐痰、抹鼻涕。一个人，小心谨慎、恭敬拘束如是，还要能保持什么个性和魅力，那可真是天方夜谈了。
一个好媳妇，除了要“顺于舅姑”外，还要“和于家人”，这又是一个难题。中国传统大家庭、大家族中，不但婆媳关系难处，妯娌关系、姑嫂关系往往也很紧张。但是，一个“门风谨严”的家族，是决不允许有“内乱”发生的。这就只有对媳妇们进行规范和弹压。长嫂要克己，弟妇要谦让，每个人都要克制和压抑自己，又都要到婆婆那里去争取好评。自己的丈夫，也就不大顾得了啦！再说，白天在婆婆面前装模作样，做了一天的戏，晚上回到房里，筋疲力尽身心交瘁，实在也很难有什么兴致再和丈夫做爱。有这份精力，还不如琢磨一下明天怎么去对待婆婆、算计妯娌呢！
第三个任务——管好家政，当一个“好管家”，同样很难。
依礼，新媳妇过门以后，婆婆就要交出“治家权”，把这个家，交由媳妇去治理。其象征仪式，就是在拜舅姑礼毕后，公婆从客位下堂，媳妇从主位下堂。婆媳之间，从此便有主客关系的意味。但是，话虽这么说，痛快交权的，并不很多。有的会“垂帘听政”，有的竟“直接插手”。即便真正放权的婆婆，对家政大事，仍有最高裁决权，而媳妇则不过“办事员”罢了。要言之，媳妇顶多只有“治权”，没有“主权”。主权仍在婆婆手里，这是“家难管”的原因之一。
更何况，旧式大家庭那个家，本来就难管。所谓管家，无非是“治内”和“理财”。治内即管人，理财即管钱。这两件事，都不好做。前者会使她成为众人的“眼中钉”，后者会使她成为众人的“肉中刺”。懦弱一点的，对付不下来，只好躲在屋里以泪洗面，让丈夫看了讨厌；厉害一点的，又难免被人忌恨，弄得自己形象不佳，让丈夫看了心烦。比如王熙凤无疑是好管家，然而贾琏却说她是“阎王老婆”、“夜叉星”。这些话虽是贾琏偷情时说的，并不完全作数，但王熙凤的治家已影响到他们夫妻感情，倒也是实。
剩下比较好扮演的角色，大约就是“良母”了。因为这无须做戏，全凭天性即可。事实上，在包办婚姻的家庭中，由于夫妻感情淡漠，婆媳关系紧张，妯娌之间不和，唯一可以倾注感情的也就是孩子。但是，过分地疼爱孩子，便难免会冷落丈夫。一个女人的“母性”越强，她的“妻性”也就越少。至少是，当着孩子的面，夫妻俩总不好过于亲昵，以免孩子看了，不像样子，不成体统。毋庸置疑，当夫妻间的亲昵在日常生活中都被剔除出去后，他们之间就很难设想还会有深深的相爱。
确实，在中国传统婚姻中，一对夫妻只要一生下孩子，他们的角色便会迅速地由“夫妻”转换为“父母”，“孩子他爹”和“孩子他娘”便成了他们相互之间最常规的称呼。作为“已为人父”和“已为人母”者，如果还在床上颠鸾倒凤，或还在灯下骂俏打情，似乎是一种很丢人和很不自然的事情。孩子长大以后，便更是如此。中国的孩子似乎都很难想象和理解他们平时一本正经的严父慈母，竟会去干“那种事”，所以一旦偶然发现，心灵上竟会受到极大的创伤。久而久之，自然是做妻子的越来越“表现冷淡”，而做丈夫的则越来越感到“索然无味”。
所以，“良母”尽管也许并不难当（其实也未必），但对于增进夫妻感情，却未必有多少好处。
妻子的角色不但很难扮演，而且即便当好了，也不怎么样。
道理也很简单：夫唱妇随，会把她变成跟屁虫；规劝进言，会把她变成唠叨鬼；恭谨守礼，会把她变成呆木头；善于理财，会把她变成铁算盘；严于治家，会把好变成母夜叉。又有谁，会喜欢跟屁虫、唠叨鬼、呆木头、铁算盘和母夜叉呢？更何况，一个十几二十岁的女孩子，又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来学习扮演这些角色啊！年龄幼小，环境陌生，孤立无援，众目睽睽。在这样的条件下，做好要求她的这一切，已属不易，哪里还谈得上与丈夫“产生爱情”？又更何况，在所有的这些角色设计中，根本就没有“情爱”的内容。既没有，她又该如何去做呢？
显然，明媒正娶的妻，尽管地位最高，但同时负担也最重，获得爱情的希望也最小。毋宁说，妻的尊贵地位，乃是以牺牲爱情为代价换取的，正如所谓“夫妇别则父子亲”，中国家庭家族的巩固和维系，乃是以疏远夫妻关系来实现一样。
相比较而言，妾的负担要小得多。
妾不必“规劝”丈夫，她没有这个资格；妾不必“侍奉”翁姑，公婆面前没有她说话的地方；妾不必“当家理财”，她自己只是一个被管理的对象；妾甚至不必“抚育子女”，因为教子乃是妻的职责。妾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满足丈夫的要求，让丈夫开心。任务不但单一，而且相对较好完成。因为所谓“姬妾”，多半都有几分姿色。再说了，能让丈夫开心，自然也能让丈夫更爱自己。这种又讨好又卖乖的事，何乐而不为？而且，一个妾，如果能讨得丈夫的欢心，除了会引起妻和其他妾的嫉妒外，别人是不会来说三道四的，因为那原本是她的任务。妾让丈夫高兴疼爱，只能说明她“尽责”。
那么夫与妾打得火热，就不怕被说成是“玩物丧志”吗？不要紧的。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