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作者+易中天-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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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指的都是妓院。当然，也只有达到“星级”标准的妓院，才好叫做青楼。不过中国人的本事，是从来不怕自吹自擂和相互吹捧。比如在宋代，不管是官不是官，都敢称“官人”，故有“客官”、“看官”等称呼。所以，到后来，即便一般妓院，也慢慢地妄称“青楼”了。
青楼上的妓女，一般是艺妓，也有色艺双绝，两种服务都提供的。但无论如何，吟诗诵词、弹琴唱曲，仍是最主要的节目，也是青楼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没有艺术兴趣和艺术修养的客人，一般是不会光顾这里的，因为那会使他们白花许多“冤枉钱”。
中档的妓院叫“酒楼”。这里提供的服务，主要不是“声色之美”，而是“口腹之乐”。酒楼的烹调和器皿都极其讲究，而且有衣着华丽、年轻貌美的姑娘陪酒。美酒佳肴，鲜汤甜点，弦管笙歌，莺声燕语，彻夜不息。当然，楼上也另有密室以供他用。一到晚上，这些酒楼便会“大红灯笼高高挂”，让人一看便知那是灯红酒绿的“红灯区”。
低档的妓院叫“瓦舍”，是政府经营的廉价娼馆。至于民营的下等妓院，恐怕连瓦舍都不是，而只是一间破板壁房，叫“寮”；甚或只是一条破船，好听一点叫“舫”（高级的“花舫”则例外）。明代还有一种叫做“窑子”的地方，是连“妓院”都不够资格叫的，也许只能叫“娼窝”。一般是贫困小民，找一间破窑，弄几个丐女，裸卧其中，让过路人观看。看好了，挑一个，投钱七文，便可一泄其欲。所以，后来人们也将妓院蔑称为“窑子”，将妓女蔑称为“窑姐”，将匆匆行淫称为“打钉”，起源就在这里。
窑子和瓦舍事，我们可以不去管他，因为那比较简单。青楼和酒楼就不一样了。人们到那里去，并不仅仅只是为了性的需求。
青楼的主要客户，是比较阔绰的文人士大夫，也有比较儒雅的商人和武夫。他们到那里去，主要是为了获得松驰和宁静，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享受美酒佳肴和音乐歌舞，或者舞文弄墨，吟诗作赋。即便在那里过夜，也是为了在温香软玉中得到一种休息，以便把烦人的政务、扰人的功名和诱人的利禄暂时忘却，体验一种“宠辱皆忘”的境界。
事实上，青楼就是为此而设计的。
首先，青楼的选址就十分讲究，既要在市区，方便客人往来，又要不喧闹，以免影响情绪。一般选在可以闹中取静之处。最好是通衢大道之旁一小巷，曲曲弯弯给人“小径通幽”之感。门前最好有杨柳，取“依人”之义；窗外最好有流水，含“不尽”之情。宅内的建筑，也十分考究。厅堂要宽，庭院要美，前后植花卉，左右立怪石，池中泛游鱼，轩内垂帘幕。室内的陈设，更是精致，须有琴棋书画，笔墨纸砚，望之有如“艺术沙龙”，决非“肉铺”。进入这样的所在，首先便让人心旷神怡，病气、晦气、疲劳之气，都会被扫得干干净净。
其次，菜肴、点心、瓜果、餐具、酒盅、茶杯，都要十分精致而洁净。高档的青楼，都有特级名厨主理，服务也极其周到。菜是清淡的，酒是清淳的，茶是清香的，器皿是干净的，再由一双双纤纤玉手捧了过来，莺声燕语，款款待客，全无俗人酒席上的吆三喝六，狂呼乱叫，能不是一种特殊的享受吗？
第三，最重要的是，是这里有色艺双绝的姑娘。这些姑娘们都受过特殊的训练，一个个楚楚动人，仪态万方。尽管作为妓，她们终归是要“卖身”的，但高级的青楼妓女，也并不轻易献身；而不少客人到此，也相当地客客气气。因为和这些青楼女子见面、交谈，听她们宛转的歌曲，看她们清新的字画，性紧张便能得到极大的缓解。况且，修养极高的妓女，其自身的气质，也常会使人有不敢亵慢之感。比如宋代的徽宗皇帝赵佶第一次去东京名妓李师师家，就是又喝茶，又吃水果，又看风景，又吃夜宵，又香汤沐浴，折腾了老半天，才见到李师师一面。听了一支曲子后，连手指头都没碰一下，就回宫去了，而万岁爷还感到“意趣闲适”，十分满意。
青楼不但是放松身心的好去处，而且也是欣赏艺术的好地方。事实上，在没有剧院、影院、歌厅、舞厅的时代，青楼是一个重要的艺术场所。尽管中国历来就有国家歌舞团，但那是专供皇上享用的，一般民众难得一睹风采。正所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民间人士要想欣赏比较高雅的歌舞，便只好到说起来并不高雅的地方去。古代的妓院，稍微上一点档次的，都能提供音乐舞蹈服务。不同之处，也许仅在于中低档的只有淫词艳曲，高档的则有清音雅声罢了。当然，客人如果高兴，也可以“卡拉ok”一番，有人伴奏，有人伴唱，有人伴舞，有人喝彩，这可是家里面享受不到的乐趣。
有一个故事是广为人知的，尽管它并非发生在青楼，但却与妓女有关。这个故事说，有一天，唐代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同行，在天寒微雪中来到旗亭。正巧，有十几个梨园伶宫和四个艺妓也在这里会饮。三诗人便相约说，我们悄悄地等着，看她们唱谁的诗多，谁就是大诗人。一会儿，一个艺妓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大喜，引手画壁说：“一绝句！”一会儿，又一个艺妓唱道：“开箧泪沾臆，见君日前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高适大喜，也引手画壁说：“一绝句！”一会儿，第三个艺妓唱道：“奉帚平明金殿开，强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王昌龄更喜，又引手画壁说：“二绝句！”。王之焕却指着其中色艺最佳的一个说，一会儿她要不唱我的诗，我这一辈子都不和你们争了。过了一会儿，最漂亮的那个艺妓果然开口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焕听罢大笑，对高适、王昌龄说，哥们，怎么样？我说得不假吧！
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在没有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传媒的时代，妓女就是新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传播者之一。文人诗作一经名妓首唱，诸妓传唱，便立即家喻户晓，名满天下。前面说过的“评花榜”，是文人给妓女打分；而这里说的“旗亭画壁”一事，岂非妓女给诗人评职称？
诗词歌赋靠妓女传播，音乐舞蹈靠妓女表演，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着妓女的贡献，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有着青楼的功劳。精湛的艺术和精致的建筑、精美的食品一样，也是吸引人们来到青楼的原因之一。
青楼还是重要的社交场所。
中国人的社交叫“应酬”。应酬这个词是由“酬酢”演变而来。“酬”是主人敬酒，是不够的，还要有陪酒女郎。醇酒美人，缺一不可，而青楼则恰好兼而有之。青楼女子，训练有素，既温柔多情，又口齿伶俐，弹得琴，唱得曲，说得笑话，还能打情骂俏。雅俗共赏，荤素杂糅，效果极佳。所以，古人的社交活动，不少都安排在青楼，而对青楼女子口才的要求，有时还超过姿色。
有两个例子很能说明妓女的口才。
大约是明宣德年间，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当国，同任内阁大臣，人称“三阁老”。有一次，三阁老有“应酬”，由一位名叫齐雅秀的妓女陪酒。齐雅秀为了惹人发笑，故意迟到。三阁老问她干什么去了，她说在家里看书；又问她看什么书，她说是看《烈女传》。妓女看《烈女传》，自然荒唐之极，于是三阁老大笑说“母狗无礼”。谁知齐雅秀答道：“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此言一出，闻者无不拍手叫好，拍案称绝。原来，“公猴”谐音“公侯”。三阁老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当然是“公侯”。但“公侯”与“母狗”相对应，又怎么听怎么是“公猴”。齐雅秀既戏弄了宰相，又不怕追究，当然极富巧智。如果往深里一想，则不难想到，满朝“公侯”，不过只是“公猴”；“冠冕堂皇”，不过只是“沐猴而冠”，那就真是鞭辟入里，妙不可言了。
如果说齐雅秀是巧智中略带粗俗，那么，郭时秀便巧智中略带权谋。郭时秀是唐代名妓，与文士王元鼎感情极好。中书省参政阿鲁温也有意于郭时秀，有一次便半开玩笑地问郭：你看我和王元鼎比怎么样？郭时秀答：“参政，宰臣也；元鼎，文人也。经纶朝政，致君泽民，则元鼎不及参政；嘲风弄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敢望元鼎。”这个回答实在太妙了。它既解释了自己的感情（王元鼎是多情文人，自然比较容易讨女人喜欢），婉拒了阿鲁温（您老人家是国家栋梁，自然不屑于儿女情长），又不得罪阿鲁温（国家栋梁自然比多情文人身份高，面子大）。这样的外交辞令，便是苏秦、张仪之辈，只怕也要自愧不如。
有这样才思敏捷、口齿伶俐的妓女作陪，社会活动能不生动活性、大见成效吗？所以，自唐代始，许多礼仪活动都少不了妓女到场，而许多重大决策竟会在青楼酒店拍板。
以上种种，便是青楼的功能所在。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娼妓之（三）“婢不如妓〃
青楼的种种功能，不少是家庭所不具备的；妓女的种种才能，也往往是妻、妾，婢们所不具备的。更重要的是，妓女与妻、妾、婢的身份完全不同，所以能为后者所不能。比方说，你总不能让妻妾出来陪酒，或让姬婢在陪酒时说什么“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吧？
但上面说的这些，还不是所谓“妻不如妾，妾不如婢”而且“婢不如妓”的主要原因。据我看来，妻、妾、婢都不如妓的原因，主要在于只有与妓女，才有可能（当然并不一定）建立一种无拘无束、轻松自由的异性朋友关系。
传统社会中的男人，难以与其妻、其妾、其婢建立这样一种朋友关系，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前已说过，夫妻关系首先是一种礼仪关系。夫妻之间，相敬如宾，行礼如仪。客气倒是客气，但也生分；文明倒是文明，但也隔膜。他们更多地只是合作，共同完成结缘继统或成家立业的任务，而不是交换思想，交流感情。总之，夫妻之间，公务多于私情，礼仪多于性爱，自然难以成为好朋友。
男人与妾的关系，首先是主仆关系。一个要端架子，一个要陪小心。妾在夫的面前，唯唯喏喏，恭恭敬敬，有话不敢说，出了差错自己先跪下来请罪，哪里又有平等对话可言？既不能平等对话，又怎能成为知心朋友？
男人与婢的关系，首先是主奴关系。既是奴才，自然更没有资格与主子“平起平坐”了。即便某些“开明”的主子，可以不把婢当奴才看，但另一方，却无法在心底抹去“奴婢”身份的阴影。更何况，婢女多半没有文化，很难与爱她的主人有共同语言。她们更多地只能从生活上去照顾男人，给他营造一个舒适温馨的家庭环境，却很难在思想上与他分忧，感情上与他同乐，更遑言诗词唱和、弦管应答了。婢，当然不如妓。
总之，夫与妻、与妾、与婢的关系是一种不平等关系。这种不平等关系使男人感到“一览众山小”的优越，却也能使他体验到“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当然，男女之间的这种不平等，也使他们之间很难产生真正的爱情。
因为爱情是以平等为前提的。
那么，嫖客与妓女之间的关系，难道就是平等的么？话不能这么简单地说，但应该承认，有这种可能。
嫖客和妓女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又不是主客关系、主仆关系、主奴关系，而是一种买卖关系。在市场机制较为健全的条件下，买卖关系其实是一种最平等的关系，即价格面前人人平等。谁付的钱多，谁就能得到最好的服务，与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无关。金钱以外，能起到作用的，就是个人的魅力，如年龄、相貌、风度、谈吐、才情等，也与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无关。所以，宋徽宗与其臣周邦彦同嫖名妓李师师，师师更倾心钟情于周邦彦，徽宗皇帝也无可奈何。虽因“吃醋”而罢了周邦彦的官，后来又只好把周召回，任命为大晟正。这正是青楼不同于社会之处。在青楼之外，人与人之间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但是一进妓院，管你诸侯将相、公子王孙，抑或落第文人、发迹商贾，大家都一样，都只有一个身份——嫖客，因此可以不论尊卑，不守礼仪，不拘行迹，纷纷解囊共买一笑，岂不是“大家一样，人人平等”？
实际上，妓院对于它的“客户”，从来就是“平等”相待的：一样“来的都是客”，一样“全凭钱一囊”，一样“相逢开口笑”，一样“过后不思量”，当然也一样软刀割肉狠“宰”，而且宰完后一样“人一走，茶就凉”。“一样”并不等于“平等”，但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一样”总比“不一样”让人心理平衡。于是青楼便成了封建等级社会的“心理制衡器”。
至于嫖客和妓女之间，身份也是“平等”的：你是浪子，我是荡妇，你嫖娼，我卖淫，大家都不是“好东西”。所以，你不用摆架子，我也不用装样子，光脱脱，赤裸裸，反倒真实。谁也不用笑话谁，谁也不用蔑视谁，谁也不用害怕谁，谁也不用提防谁，完全用不着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装腔作势、做态摆谱。可以说，社会和家庭开的是“假面舞会”，而妓院与青楼开的是“脱衣舞会”。前者文明，后者粗野，前者高雅，后者下流，但真实性却也不可以道里计。
“肮脏”的金钱与性，就这样造就了畸形的“平等”。然而，在封建等级社会中，人与人，尤其是男人与女人之间，如果要讲什么“平等”的话，大概也就只有这一种了。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许多凄婉美丽的爱情故事，竟是发生在妓女身上。
这样的爱情故事是讲不完的。
最早的一个有名的故事大约是南朝刘宋时的“燕女坟”。这个故事讲，当时一位名妓姚玉京，嫁给了襄州小吏卫敬瑜，没有多久，丈夫溺水而死，玉京为之守节。卫家梁上，有一对燕子，也被鸷鸟抓走了一只。从此，玉京与孤燕，便同病相怜。秋天到了，燕欲南飞，临行前，飞到玉京手臂上来告别。玉京在燕子的脚上系了一根红绳，说：“新春复来，为吾侣也。”第二年，这只燕子果然回来了。姚玉京大为感动，便赋诗一首赠燕云：“昔时无偶去，今年还独归。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从此，燕子每年秋天南下，第二年春一定独自回来与玉京作伴，如此凡六七年。此后，当又一年燕子归来时，姚玉京已然病故。燕子不见故人，便绕梁哀鸣。卫家人告诉燕子，“玉京死矣，坟在南郭”。那燕子听了，竟然飞到南郭，找到姚玉京墓，并死在坟上。据说，从此之后，每天风清月明之夜，人们便可看见玉京与燕，同游于汉水之滨。
这个故事虽然近乎“神话”，但所说的却是“人情”。你想，燕子尚且向往于爱情的忠贞和永久，而况人乎？所以，历史上妓女殉情之事，也并不少见。比如唐代河中府官妓崔徽因恋人裴敬中调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