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心灯系列-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好孩子。你知道吗？我的大儿子逃家两年了——两年又15天。”他看着远方，然后说：“我希望有人也会好好地对待我的孩子。”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他握了握我的手，温暖地对我笑了笑。　　“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　　“不客气，”他说，“祝你好运。”　　两天后，我离家仅剩50里路。我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了，夜晚缓缓地降临，我仍然走着，并不期待有人会停下来。有一股内在的驱动力促使我向前行，往家的方向前进。但我走得越快，就越忐忑不安。如果门廊是暗的，我该怎么办？我要去哪里？　　一辆大卡车减慢速度停了下来，我跑向前，坐了进去。　　“你要去哪里？”黝黑壮硕的驾驶员问道。　　“从这里大概40到50里路，你会开那么远吗？”我问他。　　“更远。”他自言自语地说着。　　我们之间很少交谈，他不太和我聊天。我假装睡着了，靠着椅背闭上眼睛。　　30分钟后开始下雨，刚开始很和缓，然后大片大片地落下。我睡睡又醒醒。　　然后，当大雨倾盆而下时，我们已经很靠近我父亲的农地了。我相当地清醒。门廊上会有灯亮着吗？我在黑夜及大雨中张大眼睛眺望着。突然，我们已经到了那里，我不能看，我不能忍受看了却看不到灯亮，我紧闭上双眼，心怦怦地跳着。　　这时，驾驶员突然粗鲁地说：“你看那个房子，我们刚刚经过的那栋房子里一定有人疯了，门廊上放着三到四张椅子，每一张椅子上都放着一盏亮着的灯。一个老人在那里拿着手电筒对着路照，而门廊的灯也亮着。”


第一部分：浓浓父子情林中的呼救声（图）

　　菲利普·库哈德　　在我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有一大队玩打仗游戏的玩具小人儿——有牧童，有印第安人，有海盗和水手，有飞行员和武士。我躲在床底下玩，因为那儿黑，小人儿们可以互相偷袭。　　在我这些小人儿中，有一个特别的。他穿着一身棕色的“一战”制服，不过漆皮已经脱落大半，几乎看不出本色了；银色的头盔也掉了，头顶光秃秃的。不过仍然可以看出他年轻，很强壮，英武彪悍，而且见过大场面。　　他的名字是瘦子巴雷。我选择他作队长作英雄，就是看上他身上战痕累累，饱经风霜的气质。不论他是和海盗作战，还是炸毁敌人弹药库，行动都艰辛得很，不但要在床下行动，还要冒着危险匍匐穿过一无遮蔽的地板，然后在衣橱下面溜进小溪，淌过急流，最终爬上墙壁，以迅疾而无声的快拳，击倒面带伤疤的敌军守卫。　　瘦子巴雷当然也就是我。只要一溜出家门，进入我家后面不远的树林中，我就成了瘦子巴雷。我在一棵高大的常青树下和“部下”会合，在那里扎营，谋划，出征，打遍周围的所有山头。　　我可以全身心地沉浸在瘦子巴雷的天地中，奔跑，驰骋，冲锋，追击。战士身穿斗篷，脸戴面具，冒险犯难，拔枪迅速，挥剑如电，直杀得地上尸横遍野——一个惊险刺激、完全依照我自己独有的正义观念构筑的游侠世界——一连几个小时，我听不到真实的声音，见不到真实的景象，完全沉迷在自己的王国中，直到一个喊得嘶哑的真实人声终于传入我耳朵，说要吃晚饭了。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刚刚6点半，电话铃就把我们吵醒了。父亲下楼去接电话，想知道出了什么要紧事。电话是住在山顶那一家的父亲打来的。他说一架载有4个人的军用飞机于雾夜中在我们这一带失踪了。就在半小时前，一个满身是血、奄奄一息的飞行员爬到几英里外山那侧一家兽医的院子里。兽医从那位受到惊吓近乎神志不清的伤员口中了解到，飞机撞毁在密林深处，其他人还在飞机上，或许还活着。国民警备队已经受命协助搜索，但他们对这一带地形不熟悉，问我们能不能帮忙带路？　　怎么不能？瘦子巴雷一下子就穿好衣服。他知道飞机一定是在什么地方撞毁的。他会把他们一直领到现场。他跟着我父亲跑到山脚下，然后抄小路上山。天在下雨，浓雾遮没了树梢。几辆卡车载着穿着靴子的士兵开过来了。　　我们中间昨夜可有人听到什么声音吗？有爆炸声吗？有其他声音吗？——没有！　　岭下有什么？——只有树林和两个小池塘。我们管那个较大的叫蝌蚪塘，因为里面尽是蝌蚪。　　岭上有什么？树林是否密得人都爬不出来？　　只说话而不行动，使得瘦子耐不住了。趁没人注意他悄悄走开，独自去找那架失事的飞机。他估计飞机一定是撞到了那丛最高的树梢，就在小路的右侧。他脱离了父亲和那些士兵，后者开始在林中搜索，在雨湿雾浓的密林中彼此叫喊呼应，缓缓推进。瘦子却自信满满地大步前行。他熟知山上的每个起伏、每棵树和每块岩石。雨越下越大，他的胶鞋湿透了，雨水沿着手臂和大腿淌下。　　起初，瘦子还听得到警备队员之间的呼叫声，他像平时执行任务时一样镇定。这种事不是干过几百次了吗？这次又有什么不同？长年累月以来，瘦子对林中情形了如指掌，具有印第安人敏锐的听力，精通搜索敌人的技巧，现在要找几个人和一架坠毁的飞机，应该不算太难。他简直是昂头阔步地穿过荆棘，用手臂大模大样地推开树枝，听任它们在身后像石弩一样反弹回去。　　可是，随着进入树林深处，警备队员的呼叫声渐渐消失之后，树林似乎越来越密。他的脚步慢了下来，更加小心，他的勇气也开始衰退了。　　“救命！”　　我停住脚步，一动不动。有人就在很近的地方对我说话。穿过湿密的绿林，一个声音在呼唤我，微弱而平静。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大脑有些晕眩。我伸手扶住一棵树干，树皮湿滑滑的，我松手一看，手上一片殷红，再看树干，也都是红的。　　然后我又听到那个声音——一声低微的、充满恳求的“救命”。是从上方传来的。我壮起胆量抬头望去，在我头顶上方大约30英尺的地方，弯折扭曲的树梢和枝干钳夹着一架倒翻的飞机。一个机翼断落了，螺旋桨也不见了。一个人吊在破毁的机舱门口，脸朝下，两只胳臂怪异地扭曲着，满脸是血，血滴在树干上，一直流到地面。他以人脸上可能有的最痛苦最可怜的表情看着我，黑焦的嘴唇嗫嚅着，又发出一声含混不清的“救命”。　　我不能动，也不能回他的话。我们就这样对望着。他在上面，几乎说不出话，需要我帮助；我在下面，没法帮助他。　　我终于强使自己把眼神从他身上移开。这时我又听到从地上传来一声低沉的呻吟，嘶哑而痛苦的呻吟，我整个人又僵住了。我转动眼珠在滴雨的矮枝和丛草中搜寻这个可怕的新声音的来源。如果这声音来自地上，意味着我可以接近他，救助他。只要走几步就行了。　　可是我没有胆量这么做。我转身飞奔。我慌不择路，没命地拨开挡住去路的树枝，心里被我所逃避的景象吓得砰砰乱跳。　　我听到自己在用一种完全陌生的声音叫喊着。林中的其他人都到哪里去了？我跑到一块空地，看到一个警备队员，我高举双手引他注意，然后拉住他的衬衣，指给他看。“在那边！”我终于能说出话了，“在那边！就在那边！”　　那个警备队员转身朝我指的方向跑去，随后就响起警笛声。所有士兵都从树缝中跑出来。不久我就听到他们在对那个悬在空中的人说等一等，很快就会把他解救下来。我听到爬树时踩踏树枝的噼啪声，然后是凄厉痛苦的尖叫声。　　父亲在哪里？我必须找到他。我不停地奔跑，四下张望，一棵倒地的树把我绊倒，膝盖跌破了，我爬起来再跑，一直跑出树林，看到父亲和一个警备队员站在路边。我不跑了，向他们走去。我要靠近他，触碰他。　　“你来了，”他说，“我在到处找你，担心死了。他们找到飞机了，听说是一个孩子找到的。”　　他知道那个孩子是我。我只是点点头。　　虽然我极力掩饰，父亲还是看出我非常害怕。我们望着那些蒙着帆布篷的棕色卡车开来开去，又看到警车和救护车到来。我试图告诉他经过，可是却做不到。可是我知道父亲知道。他也知道过去的事已经都过去了。他没有询问我细节，只对我说感谢上帝，多亏有像我这样熟悉地形的人，多亏我救了那些人的性命。　　可我知道并非如此。我们在雨中站在卡车旁，父亲用手搂住我的肩，我倾听着林中救人的声音，那些爬上大树靠近飞机，把那个人放到地上的勇士们的声音。我不知道他会用怎样的眼神望着他们。我只知道，这座小山对我来说再也不会和从前一样了。　　我不想留在现场。我不能去看。最后，在伤员将要被抬出来之前，父亲说我们留在那里只会碍事。于是我们就在雨中默默地走回家去。


第一部分：浓浓父子情临时演员（图）

　　甘特·大卫　　我18岁那一年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远赴美国进入电影圈，当时我瞒着父母说是到美国学新闻。　　45年之后，大儿子为我献上一份礼物，而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我的儿子名叫彼得·大卫，是《纽约时报》当红的科幻小说作家，他也创作漫画书、电视剧本与电影。　　他的剧本在罗马尼亚拍摄，彼得特别在其中为我写了一小段故事，好让我有机会在剧中说几句话，甚至安排了特写镜头呢！　　我在20出头的时候就放弃了好莱坞的电影梦，转而投向大城市里的新闻与广播业。彼得自幼便是我新闻编辑室里的忠实伙伴，他总是模仿我的样子在打字机上敲敲打打。有一次，一位编辑问我：“你准备栽培这孩子走这行吗？”我想是吧。　　然而受邀参与彼得在罗马尼亚拍摄的片子是我意想不到的，儿子和我因为住得远，加上他事业繁忙又有自己的家庭，我们俩其实是相当疏离的。他有三个孩子，我和黛丽一年大概只能见到他三次面。我们通常在电话里简单地聊几句，对彼此的生活细节并不是很了解。我也曾感到落寞，觉得死亡之日不远矣，而和他之间能再聚首的日子实在不多了。不过我从未对他吐露这样的心声，而他也不是那种多愁善感的人。　　我们在一个干冷的日子里，从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启程前往罗马尼亚。“我们得在一起相处好几天，到时候你一定会嫌我烦的！”彼得说。我听了直向他保证那是不可能的事；当然，我并不知道他心里对我是什么感觉就是了。　　不过，当飞机才刚飞上云端展开旅程的时候，他便开始对我推心置腹。我这个儿子外表虽然自信满满，却对我说他觉得自己写的东西还不够好，他认为自己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他也提到他非常需要他人的认同与支持，有时候他会忧心现在源源不断的灵感，有朝一日会突然枯竭。　　我听了也为他感到遗憾，但另一方面却又觉得很高兴。因为儿子正像以前还在家中那段成长的岁月里一样，与我分享他的点点滴滴。过去我从未与自己的父亲谈心，直到我与儿子变得疏远，才惊觉到父亲被我排斥在外的感受。现在我觉得非常愉快，因为昔日的儿子又回到我身边了。　　到了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那天早上，我们驱车前往拍片的布景场地。利用罗马尼亚乡村宽广的空地和小小的农舍间，他们搭起了一个属于另一时空——昔日美国西部的城镇布景：一家乡间的杂货店、凯蒂小姐酒馆、大西部地方银行以及系在木桩上的马匹等等。　　由于彼得的故事是一部西部科幻片，所以在火车站放置了一架太空船，而大西部银行则设有自动提款机。　　“妙哉！”我惊叹道，“这个点子很棒，彼得。你的想象力真是丰富极了。”　　他笑了笑。“你知道吗？当小孩子们在玩游戏的时候，总希望爸爸妈妈过来看他们玩。”他说，“孩子们喜欢说‘妈，你看我；爸，你看我。’”　　我将双手搭在他肩上：“那么你一路带我来罗马尼亚，就是要对我说：‘爸，你看我，做了这些东西！’是吗？”　　彼得点点头。　　在这一刻，过去所有因失望与伤痛所造成的隔阂一层一层地被剥去，我心里感到无比的欣慰与舒畅，仿佛从胸口移开了一块大石头似的。我了解到他对我的爱并不亚于我对他的爱，还有，他需要我的认同与支持。于是我告诉他，对于他的成就我内心非常感动，而且很为他高兴。　　接下来几天，彼得和我聊了许多事，关于他的生活、希望与梦想，而我也对他倾吐自己的点点滴滴。在罗马尼亚的这一片土地上，我们宛如回到了过去，而他再度成为我羽翼下的孩子。　　在为期11天的拍摄日程内，轮到我上场的日子大约是在第五天时。彼得教我在镜头前如何表现等诸多技巧。我穿着西部牛仔装，戴了顶牛仔帽、皮手套，还穿上皮靴，然后被安排在小杂货店里购物。　　“开始！”导演大声叫着，这句口令真是神奇啊！　　一位7尺高的男演员穿着黑色戏服，戴顶黑色的高帽子进到店里来。他饰演一位具有通灵能力的殡仪馆馆长，每当他出现便代表着死神即将降临。　　我一见到他就结结巴巴地对商店老板说：“我，我……等一下再来好了。”然后慌慌张张地冲出去，还打翻了先前选购好放在地板上的一些罐头，乒乒乓乓地发出好大的声音，在我冲出去之后，店门随即在我身后刷地关上。　　接着便是一幕特写镜头。“这一幕成了！”导演喊着，然后他、演员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鼓起掌来，带头的是我儿子。　　彼得体贴地为我留下帽子和手套作为纪念品。最后一晚，当演员们在我的剧本上留言签名时，我请彼得也为我写几个字。　　“我想写的不只是几个字而已。”他说。　　他还有些话记在他自己的旅行日记里。一直到我们的飞机降落在肯尼迪机场时，他才在他的手提电脑上完成最后一个字。　　“在我开始写这份日记的时候，我提到你便称‘父亲’，”彼得转向我说，“但是相处的时间一久，我提到你便忍不住称你‘爹地’，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的眼里充满泪水，真想立刻上前去拥抱他，但在飞机上做这种动作，我担心让他难为情而自己也会不好意思。所以我握着他的手，紧紧地，紧紧地。　　而我儿子也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第一部分：浓浓父子情超人学骑脚踏车

　　劳伯·泰特·米勒　　那是1967年夏天，当时我正要把脚踏车的辅助轮拆掉，正式学骑脚踏车。　　我住在北卡罗莱那州一个平静、如诗如画的小镇——平石镇。我们家在公路旁边开了一家简陋的汽车旅馆，一家人则住在旅馆大厅下面的地下室，我和姐姐共用一个房间。某些夜里，当我们家的旅馆客满时，我的父母亲就会满怀喜悦地祷告，感谢上帝。　　在那些夜里，对一个喜欢冒险、不在乎旅馆是不是客满的小男孩来说，正好可以让我发挥过剩的想象力去做一些好玩的事情。我模仿书上的超人克拉克一样拖着脚步，戴着一顶老旧的草帽、戴着眼镜、穿着破旧的灰外套。然后，假装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消失在旅馆的电话亭，几分钟之后，当我再次出现的时候，就会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蓝色T恤，胸口印着一个大大的S，肩膀上围着一条红披肩。　　“超人出场的时候到了！”我会大声喊，假装我飞到了某个地方，处理那些我想象出来的威胁全世界的危机。　　“嗨，超人，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脚踏车？”邻居的小孩骑车经过的时候都会停下来讽刺我一下。“我们的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