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4-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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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时期结束的时候，上海商务印书馆以涵芬楼的名义出版了《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同时，巴黎和北京收藏的敦煌文献中与中国道教有关的文献也被介绍到了日本学术界。这就大大刺激了日本和全世界的道教研究家们，并为他们进一步研究创造了条件。
第二时期可称为〃为政治、军事服务期〃。这时的道教研究离开了原来发展的轨道，而服从侵略战争的需要。从30年代起，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了侵华步伐，把日本的政治、经济和学术都纳入他们对外扩张的需要，战争要求提供有关中国文化和风土人情的知识情报。这种新的道教研究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和〃东亚研究所〃为中心。〃满铁〃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旧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机构，它的调查部专门从事搜集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风俗、宗教等情报的活动。他们对中国北部、中部城乡人民的宗教生活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从社会现象的角度对道教在民众中的影响作了一系列的论述。在战争时期出版了永尾龙造的《中国民俗志》（多卷本）、泷泽俊亮的《满洲城乡的信仰》等等。这些对于中国民间宗教信仰（包括道教）所作的调查的代表性成果几乎全部被包含在战后写成出版的6卷本《中国农村风俗调查》里。
不过，还应指出，当时在日本从事宗教研究的人中，有些还是坚持了严肃的态度的。并且，出现了历史地研究佛教和道教，以及从中国历史的纵向联系上观察道教变化的新趋势。其间发挥作用的组织是成立于1936年的〃中国佛教史学会〃。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平野义太郎的《道教的经典》和《功过格》；五十岚贤隆的《太清宫志》；橘朴的《中国思想研究》《道教和神话传说》；福井康顺的《太平经的一个考证》《道教的基础研究》《东洋思想史研究》；吉冈义丰的《道教的实态》《道教研究》《道教经典史论》《道教和佛教》（多卷本）《永生的愿望·道教》等等。尽管其中有些著作出版在战后，但是它们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上却是一贯的。
福井康顺（1898～1991），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并在该校大学院修业完毕后到中国留学，师承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1873～1961）。津田左右吉当时在〃满铁调查部·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任研究员，后因著作中比较客观地论述日本古代史实，被诬侵犯皇室尊严而判罪，他的《古代史研究》等4种著作被禁止发行。他的历史学观点以及治学方法对于福井康顺有明显的影响，而福井康顺的道教研究观点和方法又为吉冈义丰所承继。吉冈义丰（1916～1981），毕业于智山专门学校（今大正大学），在中国学习期间也曾继小柳司气太之后住进了北京白云观，他写的关于道教宗教生活的回忆，被其他专家认为是具有珍贵意义的亲身体验。不论是福井康顺或者是吉冈义丰，他们都比较彻底地摈弃了传统的儒、佛观点，把道教作为一个独立的真正的宗教信仰系统来研究，并且从个别的研究发展为带有一定的综合性的研究。他们对道教和道教经典的研究也从道教本身扩大到了历史、考古、文献、方志和年表等领域。他们的治学方法比较严谨，明显地受到我国乾嘉学派的影响。他们对于《道藏》的历史以及《灵宝经》《周易参同契》《列仙传》等经典研究都是旁征博引，互相参照，细致考证，钩稽异同，言必有据，多有发见的。但是，他们的研究目标着眼在经典中和宫观中的道教，方法也过多使用考据和引证，他们也还没有把道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未曾触及道教在政治、文化和科技领域中的作用等内容。
第三时期为战后恢复期。这个时期继承了过去已经开始的系统研究的方法，继承了已经取得的历史和经典研究的成果，又利用战争时期在中国大陆劫取到的大量有价值的材料（例如宝卷和善书），扩大了研究范围。加上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某些边缘学科的建立，对道教的内容以及历史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因此，这个时期的大部分著作不只限于对道教从思想、哲学、宗教、文学和科学等方面进行研究，而且注意到道教在历史上的变化和社会作用。
随着人文科学理论的发展变化和综合研究趋势的加强，1950年日本成立了道教学会。学会在它的成立声明中明确地宣布了他们的研究方向，声明说：
道教被认为是一种渗透在中国人的全部生活之中的宗教。对每个东亚专家来说，特别是汉学家，它的重要性无疑是明显的。考虑到对于中国作系统研究的趋势正在发展，道教研究不能再被忽视了，所以，我们和我们的同事组织了日本道教学会。学会的任务是艰巨的。道教研究本身是一个庞杂的领域，但是，如果没有对东亚其它宗教的广泛研究以及对其它学科的相应研究，那么就不可能对道教有任何透彻的理解。在详细调查了道教研究的现状以后，我们决定采取将各个方面综合在一起的方法。
日本道教学会的成立，把原来属于著名的中国佛教史学会的道教学者都输送到并固定在这个组织之中。据报道，作为日本道教学会的会员约有500人。学会成立后的第二年，就出版了机关刊物《东方宗教》，持续刊行至今。
作为这一时期研究工作者的代表和著作，除了福井康顺、吉冈义丰及其著作以外，还有：金谷治的《老庄的世界淮南子的思想》，木村英一的《中国民众的思想和文化》，宫川尚志的《六朝史研究·宗教编》《六朝宗教史》，大渊忍尔的《道教史研究》《敦煌道经目录》，酒井忠夫的《近代中国的宗教结社研究》《中国善书研究》，泽田瑞穗的《增补宝卷研究》《校注破邪详辩》，福永光司的《庄子》《老子》《气的思想》《道教与日本文化》《道教与日本思想》《道教与古代日本》《道教中的镜与剑》，洼德忠的《庚申信仰的研究》《庚申信仰的研究
岛屿篇》《道教史》，等等。从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战后恢复期的日本道教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四个特点：
第一，对道教历史的研究已从一般的文化研究深入到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进行观察研究。像著名的六朝史专家宫川尚志教授对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研究以及大渊忍尔的《黄巾的叛乱和五斗米道》，洼德忠对全真教的出现所包含的政治和社会内容所作的探索（见《中国的宗教改革》），以及其他作者写的关于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的研究文章等，都把宗教现象作为农民阶级或者士大夫阶级的叛逆者的社会运动来研究讨论，结果就加强了对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宗教外衣的分析。宫川尚志就分析过道教之所以称为庶民宗教，是因为六朝时代的道教的传道人，用当时的话来说，大多出身寒门，这个寒门阶层中有一些叛逆者，利用图谶自称为帝，六朝时代佛教和道教都曾发生过这类叛乱，以张陵、张鲁、张角为代表的道教教团也是如此。宫川尚志的论点代表了一种关于道教社会作用的有意义的新论点。有的著作还指出了宗教教团的基础是在农民和一般群众的社会组织之中。
第二，对道教的历史研究已从一般的书面文献研究深入到从它同现实的民间信仰、迷信、风俗、节庆等联系的角度进行观察研究。像著名的洼德忠教授对民间道教信仰所作的许多有趣的调查，例如对灶神、城隍、土地、后土信仰的调查研究，就加深了人们对中国的普通人民特别是农民群众的认识。当然，战后的宗教民俗调查和上述第二个时期的调查在目的上是完全不同的。洼德忠（1913～），193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战后曾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现任驹泽大学教授，在他的已经七次印刷的《庚申信仰》一书中就〃守庚申〃的民俗进行了广泛调查和比较研究，指出流传在冲绳、朝鲜南部和日本本土的〃守庚申〃风俗起源于中国的道教。洼德忠对于冲绳的神主牌位、丧祀、探病、婚姻等民俗的研究，指出冲绳民俗也来源于中国大陆，只是有了变化。这些论著不仅从民俗学角度深入研究了道教，而且对道教以及中国民俗在东北亚、东南亚传播的研究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洼德忠教授在他独特研究的基础上吸收各家之说编写了《道教史》。这本道教史收在山川出版社《世界宗教史丛书》中，并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由于它更多地从中国民俗和中国文化发展的角度进行论述，因此，同以前的道教和道教史专著比较更加生动具体。
第三，对道教的历史研究，已从一般的文化角度深入到对道教所包含的多种多样的实用方术，诸如：医学、药物学、炼丹术以及道教的法术，连同占星、占卜、堪舆等等，进行了观察和研究。道教的这些科学和非科学的方术同道教教义都是紧密联系着的。例如：炼丹术就是道教追求长生的一种方法。而另一方面，非科学的方术经常看来他是宗教的一个独立内容，同实用的方术一样在活动着。这些非科学的方术通常称为迷信。战后时期日本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涉及到许多关于科学和道教的内容，虽然它强调的是科学史。日本这一时期的道教史研究也涉及到关系道教和科学的内容，并对加深对于道教的本质的认识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薮内清以及他周围的专家学者，这一时期发表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国中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明清时代的科学技术史》等许多著作，为道教发展史增添了新的有意义的篇章。例如关于陶弘景的研究，在30年代，小柳司气太认为陶弘景的学说大多来自佛教，《真诰》一书，有的出自《四十二章经》，有的脱胎于〃如是我闻〃之句。在60年代宫川尚志的著作里，这个观点发展成为陶弘景不是一个独创的深邃的思想家而是一个佛教、道教和神仙家等各家学说的综合家；在70年代，由薮内清主持的研究室编辑的《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文集里发表了赤堀昭《陶弘景和〈集注本草〉》一文，他从医学史的角度对陶弘景的思想作了进一步探索，指出陶弘景的隐居不过是一般地追随六朝时代的社会潮流，而不是完全与世隔绝，他只是利用隐士的名声来达到列身于官僚生活的目的，陶弘景的思想体系不仅是佛教思想渗进了道教的体系，而且是由道、佛、医、药和天文等等范围广阔的思想所构成的。
第四，对道教的历史研究已经从一般文化的角度深入到了中国同东北亚、东南亚邻国的历史关系和文化影响的比较研究。道教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的土生土长的宗教。以往的日本学者在历史研究中尽管已经研究到了中日两国的关系史，研究了中国佛教对东亚佛教的影响，但几乎都未曾触及到道教的外传史。二次大战后，随着宗教学特别是比较宗教学研究的进展，以及现代社会的国家和地区关系的加强，日本学者们也开始注意到了道教的海外影响问题。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福永光司（1918～）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这个课题的论文和演讲，出版了《道教和日本文化》《道教和古代日本》《道教和日本思想》等书。其中有关天皇和道教、天皇和真人等文章，无论在日本或者在中国，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例如，关于天皇的研究，30年代津田左右吉有《天皇考》的论文，但是他否认〃天皇〃的称号同中国大陆思想文献有关连，并且对于道教持否定的态度，否定道教曾经进入过日本。而福永光司在京都大学哲学系研究中国哲学史时，就注意到了道教具有宗教哲学的体系。他说：〃在对于道教神学或者教义作为基轴进行思想史的分析考察时，我们坚持认为道教神学同中国思想史的不同时代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它是中国的民族的具有超时空的绝对的皈依宗教的感情、信仰和祈求、思维和思辨的历史的博大的蓄积，也是他们的传统的综合成果〃（《中国中世纪的宗教和文化·道教的天神降临授诫》）。正是从这一研究立场出发，福永光司一反过去日本学术界鄙视道教立场，对于道教的神学思想、仪式和象征物同日本〃天皇〃和神道的神学思想、仪式和象征物作出了客观的令人信服的研究。这一研究尽管赞同者有之，批评者有之，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它对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以及日本思想史、日本政治史、道教外传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四时期为高潮期。1972年9月日中邦交恢复，日本学者的研究视野、兴趣和目的都有一系列的发展，道教研究进入高潮，其主要特点是：
一，研究的国际化。1972年以前，日本的道教研究学者和欧、美学者接触得很少。1968年在意大利举行的首届国际道教研究会议就没有日本学者参加。1972年在日本召开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以后，日本的道教学者开始进入国际学术交流的行列，同欧美各国的道教学者有了广泛的接触，日本道教研究的国际交流非常兴盛。日本学者承认，欧洲人对于道教的研究起步甚早，积累了大量材料，并且建立了很好的学术传统，有不少第一流专家。研究的国际化扩大了日本学者的视野和思考领域。
二，研究学者增加。日中邦交恢复后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关心程度大增，因此，对道教感兴趣的中青年学者越来越多。在日本道教学会成立35周年纪念讨论会上作现状和问题的主要发言的7名学者的年龄在55岁以下，其中40岁以下的4名，最年轻的只有32岁。近年来，除日本道教学会以外，还成立了一些新的团体，如大正大学的〃道教谈话会〃，关西地区的〃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研究会〃以及〃道教文化研究会〃等等。
三，道教学的独立。日本道教研究长期依附于中国哲学和佛教研究之中。直到1974年，京都大学福永光司教授受聘于东京大学，担任该校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第三讲座〃道教〃的讲席，首次开设了〃道教学〃专业课程，培养了一批新一代学者。到了1983年，在第31届国际东洋学会上建立了〃儒教和道教〃作为独立的第四部会。1985年，在巴黎大学举行了题为〃道教和日本文化〃的日法学术讨论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又召开了〃道教仪轨及音乐国际讨论会〃。所有这些都表明，不论在日本或者是在世界范围，道教研究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