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法典-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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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死亡。　　　　
　　至于谈到人，那末很显然，节约在这里并不是最主要的方面。如果说，公有制使所有事物都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那末，就体力、长寿和智力方面来说，人的完善程度至少要增加两倍。公有制（我们将在关于卫生一章中最后对此加以论证）有能力彻底根除一切传染病：黄热病、霍乱，等等，根除一切急性病和慢性病：痛风、寒热病、癫癎、麻疯、癌症、风湿症，等等。这些病症都是由于我们联邦制和不平等的社会的整个不良组织所产生的。　　　　
　　至于牲畜，同样很难设想，各种不同的品种，例如马会改良到什么程度。如果说，我们在阿拉伯半岛已看到马的繁殖的情况，那末，假如给予适当的照料，它在什么地方繁殖不了呢？例如，象阿登这种区域的居民现在仅饲养一种驽马，其价格仅为一百法郎，经过十年将由现在价值三千法郎的骏马取而代之。所有公社集体甚至在不毛之地上都将拥有良种牲畜和优良的牧场。由此，经过十年的公有制，阿登在改良马种方面将使产值增加三十倍。羊、牛和其他牲畜的情况也一样，这些牲畜品种的改良到处都会带来惊人的利益。　　　　
　　就这方面来说，当一旦象当时拥有欧洲最优等羊毛的英国所实行的那样，借助普遍的和统一的猎捕，解除狼的威胁，而有可能在美妙的夏夜自由自在地牧羊时，绵羊将提供特别有价值的成果。但是，这种统一的猎捕，只有在公有制度下才有可能，才会获得可靠的成功。　　　　
　　公有制度还具备这么一种优越性，即能驯服和改良好几种迄今被认为不肯就范的动物。在为数众多的从来不能服从现代文明羁绊的动物科系中间，我们可以指出海狸、斑马和非洲野马。海狸会出产大量优良的皮毛，从而使社会集体富裕起来。斑马和非洲野马则是在速度和体力等方面都超过普通马匹的两种出色的驮兽。　　　　
　　总之，经过我在本章以及前几章中所作的论证之后，事情便非常清楚。如果把公有制度运用于工业、农业、生活等一切细节方面，那么，就整个管理来说，将会获得下列结果：　　　　
　　（一）节省开支十分之九以上；　　　　
　　（二）产量至少增加五倍；　　　　
　　（三）食品质量大大提高，尤其在卫生方面；　　　　
　　（四）劳动时间大为缩短，所有工作都变得异常轻快，等等，等等。　　　　
　　然而，指出下列一点不是无益的，即我并非提出冒险性的断言，也不是在夸大其意义，我只是举出一些不可反驳的论据来证实我们的体系而已。我仅仅阐述了我的见解和我的经济手段的一部分，而这些手段繁多而复杂，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加以充分考察。例如，在我所列举的应该取消或加以改变的职业项目中，有许多行将消失或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行业就完全没有谈及：如旧货商、小玩物商、牧人、牧羊人、看门人、监狱看守、大使及其随员、派住外国的间谍、特别信使，等等，等等。至于邮政，它的管理机构将与其他类似的公共机构合并起来，而不致对公有制有任何损害，这一点在目前则是难于实现的。这样，无论在物资方面或人力方面都会取得重大的节约。因为，抽出来的人手将转用到其他工作上。我也还未提到清洁工、擦地板工、擦五金器具者、马夫、掏阴沟工等等。这类劳动在公有制度下将获得双重的好处，即它将失去其令人厌恶的特点，并且将缩减至二十分之一。我也不曾提及皮革业和制鞋业，根据我们街道走廊的安排和乘车骑马的便利条件，这两种行业将节省三分之二。那时靴鞋将是轻便、雅致和特别整洁的。就这方面来说，成衣的生产工序也会按劳动者的利益而作惊人的改进。　　　　
　　我本可以把这个可取消的职业名单大大补充；然而我认为，就我所谈过的这些已足够使一切好心肠的人深信不疑了。至于那些想对目前秩序与未来秩序进一步加以比较的人们，他们只须把工艺和行业的一览表浏览一下就行了。他们会在我之后捡拾到劳动田野上的不少东西，也就是说，他们还会在那里找到许多需要加以铲除的杂草。　　　　
　　由此解决了“指出消灭法国贫困之方法”这个可怕的问题，道德与政治科学研究院为此悬赏征文达五年之久，可是毫无结果。　　　　
　　然而，这些博学之士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他们所要求的是不折不扣的奇迹！照他们的说法，他们希望根绝贫困，而他们却在不断地散布滋生贫困的种籽——私有制和分散性。他们要废除后果，而却在推崇原因！也许，他们了解，这个有被其本身过分行为葬送之危险的社会①的基本缺陷何在，但是他们却深怕触动这些缺陷。他们对于现状确实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晓得，未来正孕育着暴风雨，然而他们却同一切罪恶妥协串通，并且自己也广泛地参与其事。那些冒牌的慈善家们还要更坏，他们竭力支持混乱，给它打掩护和涂脂抹粉，使它不显得那么丑恶；他们调节和安排社会的一切非正义行为，并将其载入他们的法律和法典之中！而且为使自己不择手段的勾当有更大效力和权威，他们恬不知耻地盗用人民的名义，盗用共和国的名义，来颁布反人民的法令！制宪会议、甚至国民公会的大多数贵族过去就是这样干的；目光短浅的老吉伦特党的继承者们，如果一旦政权在握，也会企图如法炮制。他们的机关报《国民报》是最卑劣、最声名狼藉、最落后和最有嫌疑的。　　　　
　　①当我提到不平等制度而使用“社会”一词时，这个词应被看作是反话，因为真正的社会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会存在。——原注　　　　　　　　　　　
《公有法典》　
泰·德萨米著　黄建华；　姜亚洲译　　　　　　　　
第八章　哲学　　　　
　　　要往无产者的头脑里灌输真理：你有责任给无产者进行这一洗礼！　　　　
　　要想奠定人民生存的基础，要想组织任何教育体系，我重复一遍，就必须从一种作为我们向导和指针的基本观念出发，即必须要有一种哲学。因此，在谈到教育这一重要的主题以前，我认为自己应该集中心思，先来说明几个哲学概念。　　　　
　　我请求读者暂时抛弃我们时代的偏见，而且，如有可能的话，设想自己置身于未来的公社。我特别请读者仔细读一读本书的这一部分，因为我所阐述的真理，彼此之间是互相渗透，互相联系，互相支持，相互协调，彼此紧扣的。　　　　
　　让我来打一个比方。　　　　
　　当钟表匠想使时钟走动时，他要把一切部件相称地装配起来。假如他偶然地忘记了某一个零件，假如不是所有的齿轮都安到应有的位置上，那么这个精巧的小机器便失去其效用；它就完全不走，或者走得不准。哲学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正是从与哲学紧密联系的一切真理的关系、总和与和谐中，才发出智慧之光和产生坚定的信念。这种见解乃是所有我们共产主义哲学家和所有人类的真正朋友们的传统意见。所有这些伟大人物，当他们以坚决的语气呼吁时，即已深信这种见解：　　　　
　　一、康帕内拉在其《论三个骗子手》一文中说：“真理，无论它是什么性质的，任何时候都不会带来损害，而谬误，任凭它显得怎样无害而甚至有益，但归根结蒂，一定会产生非常有害的结果。”　　　　
　　二、卢梭在其《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说：“读者，请撇开自己的成见或骄傲，把我的话听完——我要把真理告诉人们，把我认为在自然界这部伟大的书中所读到的全部真理告诉人们。假如你不愿意听它，现在就请把这本书合上，等等。”　　　　
　　三、我们伟大的摩莱里在其《自然法典》的序言中说：“如果要读这本书，就应当先读完然后再提出任何异议。我既不愿意人家半听不听，也不愿意让有成见的人来评判。为了了解我，就必须放弃自己最珍视的偏见：请你摘掉这块面纱一分钟吧，你将愕然地发现，你认为从中汲取智慧的地方，正是一切灾祸和罪恶之根源。如果你的心灵和理智已经被通常的道德和政治的信条所迷惑，你既不愿意也不可能意识到其荒谬之处，那末，我就听凭你随这谬误之流而去：谁愿意受骗，就让他去受骗吧！”　　　　
　　《自然法典》第47页（魏尔哈得尔版）也谈到：“令人吃惊的是，眼看我们的道德——所有民族都几乎是相同的道德，正以公认的原则和行为准则的名义向我们发出那么多的谬论。这门科学，就其基本原理以及这些原理的结果来说，都应象数学本身那样简单而明了，却被如此之多的模糊而复杂的观念以及总是以错误为前提的主张所歪曲，以致似乎人的头脑几乎不可能摆脱这种混乱：它习惯于相信那些自己无能考察的东西。这就是偏见。这种盲目性及其持续时间之长和难于纠正的总的原因在于：真理是一种如此精微、准确和敏锐的尺度，以致于稍有失误就会发生偏差，开始时，这种偏差极其微小，几乎看不出来，随之便迅速增大，其发展的速度和递进的程度比任何计算错误要大得多。但它有这么一点令人讨厌的不同之处，那就是：人愈犯错误，愈不以为自己有错。如果他一旦认识到迷误，那时这个迷宫的规模和异乎寻常的迂回曲折，就会使他害怕和不知所措；他就不能或不敢去寻找走出这个迷宫的路径。”　　　　
　　摩莱里接着（第49页）要求求出那个未知数以作为恢复真理的唯一手段；他要求公民确定的任何道德都要经受分析的考验；为此他呼吁一切认识由讨论产生；他直至把当时最重要的共和党人称作全部社会性的神圣方舟的东西，把他们奉为一切道德之基础的东西，都称之为毒物和腐败物。　　　　
　　甚至连伏尔泰、那骄傲的伏尔泰本人都不敢同他争夺哲学宝座的十八世纪最卓越的哲学家——不朽的爱尔维修，在《论智慧》一书中对这个问题也曾经说道：　　　　
　　“道德的真理只以极缓慢的波动扩展。它好比是一块石头落在湖心，在石头落下的地方，湖水便形成一个圆圈，这个圆圈本身则又包含在一连串更大的圆圈中。这些圆圈最后相继扩展到湖岸而破碎。……普遍的真理应该完整地表述出来：一切掩盖物都应该在公共利益面前去掉。唯有展示画面和给画面着色的方式才取决于我们的智慧。运用所有的配合手段，最后该会产生出理想的和完善的东西。真理是从矛盾和争论中产生的。”　　　　
　　我能够举出上百个其他的哲学家，特别是十八世纪所有的百科全书派。他们都曾把那些主张在任何方面限制辩论自由的人宣布为进步和启蒙的敌人。而且他们的原则在革命时期曾如此深入所有人的心灵，以致西哀士《试论成见》这本著名的小册子的发表，即足以使他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同米拉波相提并论。西哀士在《试论成见》中要求有言无不尽的权利，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并首先把任何反对自由研讨的学说都宣布为贵族的和敌视自由的学说。　　　　
　　且看他的几点论据：　　　　
　　“真理最初受到不好的对待，但是有识之士习惯于它，形成了舆论；人们终于觉察到，那开始曾被认作狂妄的空中楼阁的原则在付诸实施。假如作家们都不愿意被人称为狂人，那末现在世界上的智慧就会更少了，就几乎所有各方面的偏见来说，都是如此。　　　　
　　“我随处都遇到这样一种人。他们由于稳重，总想把真理加以零碎细分，或者同一时候只提出它的一小部分……真理的道路是应该由哲学家开辟到底的。他应该走到尽头，不然他就不可能保证这条道路真正是通向真理的道路。　　　　
　　“推进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方式，并不是向自己的敌人隐瞒他们也象我们一样知道得很清楚的事情，而是要使大多数公民都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满怀信心。　　　　
　　“如果以为真理可以分割，它的每个部分都能够孤立起来，这样分成小部分才更易于灌输到人的意识中去，这就错了。不是的，深刻的震荡往往是必要的；为了发生永远留在人的心灵深处的强烈而激动人心的影响，真理应该全盘托出。　　　　
　　“你们说，大家还没有听你们的主张的思想准备，你们即将引起许多人的反感。就是应该要这样：最值得公布的真理，并不是人们已相当接近的真理，并不是人们准备接受的真理。不是的，正因为真理愈是触犯偏见和个人利益，才愈有必要把它加以传播。　　　　
　　“真理只能慢慢地渗入到象一个民族那样广大的人群中，难道这不是人所共知的吗？在这件事情上必须花费极多的时间。难道不应该使那些被真理弄得局促不安的人有时间去习惯，使那些渴求接受真理的青年人有时间成材，而使老年人有可能失去一切影响吗？总之一句话，从播种到收获期不是得等一筹吗？”　　　　
　　不过，这些原则都是起源于远古时代。荷马、伊壁鸠鲁、贺拉斯和卢克莱修等都曾说过，哲学的本质在于逐一探究自然的全部秘密，在探求真理方面，无论什么东西都不应令人裹足不前。维吉尔在一则奇妙的寓言中，曾拿一根能打开地狱大门并在转瞬间就使一切妖魔鬼怪驯服的金树枝来比喻真理。西塞罗在其《都斯库兰对话录》中曾对诡辩学派表示愤怒，因为诡辩学派想使最高真理局限于学者圈子①之内，而且严格防止把最高真理传授给世俗的平民（无产者）。西塞罗曾针对诡辩学派提出一句值得记住的格言：Necesseestphilosophari，sednonpaucis，这句格言可以译为下列词句：“研究哲学是需要的，但是当哲学只为几个人所垄断时，当它得不到普及时，当忽视促使其深入人民群众中时，哲学就会变成灾难。”　　　　
　　①现在我面前放着一本叫做《共产主义宣传》的小册子。卡贝先生在这本著作中（真是料想不到的事！）宣传这么一些邪说，它们与我刚才列举的所有哲学家谴责的邪说相似。下面就是与本章主题有关的邪说基本内容：一、应该回避困难；二、哲学只是次要的问题；三、有些问题应该只是为学者们而阐述的，这些问题不应该为工人而写，也不应该同工人们讨论。这本小册子还包含有许多被《伊加利亚旅行记》和《平民杂志》本身所早已批驳的其他异端邪说，这是我在适当的机会将要顺便指出的。我暂时只对卡贝先生小册子中所包含的一切重大谎言提出抗议：他曲解、捏造、添加，采用隐蔽的暗射和比拟，等等——他毫不放过一个机会来反对《公有法典》，到现在《公有法典》仅出了六个分册，但是它在卡贝心目中却有不可饶恕的过失，因为它在同《伊加利亚旅行记》相竞争啊！卡贝先生还责备我，说我在他的城市和乡村体系方面硬把他本人所反对的意图加在他的头上。他要求我引证出他的话来。很奇怪，卡贝先生竟是如此健忘。读者只要读一读《伊加利亚旅行记》第二版的序言便会相信，我引述过了，并且是照原文引述的。我并不象卡贝先生所影射的那样，曾写过“牺牲”这一词；不但如此，我还对整个句子的两处地方提出怀疑：一、似乎；二、不重视——这种说法相当于如下的词语：成问题。——原注　　　　
　　的确，在我看来，科学乃是对立利益的一种最好的平衡锤；学识不多往往使人自私自利；而学识丰富总是唤起平等和博爱的感情的。　　　　
　　我请求读者原谅，为强调这些先决的想法竟花了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