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11-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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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而袁世凯更想利用梁启超的声望，装点自己的政治门面。为此，他甚至谦恭地往海外去信，希望梁启超早日归国。最后，他们终于握手言和了。
梁启超和革命党虽曾有过短暂的合作，然而，更多的则是无休无止的论战。由于辛亥革命已经胜利了，那种视革命为“腹心之患”的心态，也应该尽早地调整过来。于是，梁启超有意向革命党传递信息说：“立宪、革命两者，其所遵之手段虽异，要其反对现政府则一而已。”明确指令国内的立宪派与革命党罢战言和。其实，武昌起义发生后，国内的立宪派，如汤化龙、张謇等已和革命党携手合作，响应起义。孙中山等十分欢迎梁启超转变政治态度。章太炎、黄兴等也都表示欢迎他早早回国。汪精卫还以后学的身份给他写信，对过去论战冒犯之处表示歉意，“今共和之治，毕露萌芽”，“以积学养望，夙以指导国民为念如先生者”，当为共和政治做出贡献。
尽管梁启超一直想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到革命会如此迅猛地波及全国，对清王朝的所有希冀也就化为了泡影。然而，他依然坚持认为，处此震荡多变的时期，清政府这个“附骨之疽”还不能马上切除，应该采取强硬的手段，逼迫清政府“下诏废八旗，皇帝自改汉姓，满人一切赐姓”，使其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梁启超极力推崇英国式的虚君共和制，并解释说，此时的君主仅仅是一个象征，“而政无大小皆自内阁出，内阁则多得国会多数信任于始成立者也。国会则由人民公举，代表国民总意者也。其实际与美法等国之主权在民者丝毫无异”。
梁启超的“和袁、慰革”的方针，得到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基本认同和响应。可是，他的“逼满服汉”的“虚君共和制”却遭到各方的激烈反对。尽管梁启超一再解释说，“国会既揽实权，则满洲不革而自革”，也难以为革命党所采纳。在关涉中国未来走向的根本问题上，梁启超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因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前赴后继、浴血奋斗，其目的是永远地结束封建帝王的专制统治，哪怕是一个傀儡皇帝的存在，也是革命党人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当梁启超游说于章太炎时，章太炎便说：“今大势已粗定，清廷万无能为力，且革命党势嚣嚣”，现今尚言保留清帝之事，“亦愚者之见”。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梁启超的“虚君共和”的设想，已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于是，他才心甘情愿地拥护民主共和。国内的立宪党人和各方政治势力都翘首相盼梁启超早早归国。而他自己也是归心似箭，对未来的政治更是踌躇满志、跃跃欲试：
我已身许国，安所逃险邅。
成毁事不期，行我心所安。
天若佑中国，我行岂徒然。
待我拂衣还，理我旧桃源。
1912年10月，梁启超离开侨居十五年的日本，乘“大信丸”出发，途中急如星火，常踱至船舷，望“盈盈一水，咫尺千里”，“惟觉度日长如年”，恨不能跨海越峡，弹指间可达故国家园。
余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
梁启超之所以在袁世凯的政府中担任要职，并不是想成为袁世凯的附庸，而是想以自己的意志来影响和感化袁世凯，促使其走上共和政体的轨道。可是，一介书生哪是工于心计的奸诈政客的对手。梁启超说：“吾性质与现社会不相容，愈入愈觉其苦处。”他在欲进无路、欲退不能的苦斗中徘徊和犹豫。可是，当袁世凯刚刚暴露其欲帝制自为的野心时，梁启超便果断地表示出不愿同流合污的决心。1914年2月和次年1月，梁启超分别辞去司法总长和币制局总裁职，有意疏远袁世凯，采取不合作态度。
1915年1月，袁世凯之子袁克定在北京郊外汤山宴请梁启超，并请杨度作陪。席间，袁、杨二人“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之意，希望得到梁启超的赞同，梁启超则明确表示反对。不过，梁启超对袁世凯还是仁至义尽，写了一封长信，忠言相告说：“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
其后，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已经正式拉开帷幕。8月10日，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宪论》，为袁世凯复辟帝制作舆论造势。接着，杨度等发起组织筹安会，公开为袁世凯称帝鸣锣开道。梁启超得知这一消息后怒不可遏，在给女儿思顺的信中说：“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域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梁启超告诉女儿，自己正在写一篇关于国体的文章，以驳斥帝制论者的谬论，这篇文章便是《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梁启超在舆论界的权威、知识界的影响，是袁世凯所毋庸置疑的。所以，袁世凯立即派杨度做说客，并携带二十万巨款前来天津，以为梁父祝寿为名，贿赂梁启超，请他不要发表此文。被他婉言谢绝后，软的不行，袁世凯又换了一种手法，派梁士诒前来威胁，说：“谓君亡命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梁启超笑而答曰：“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一篇旗帜鲜明的反袁宣言。这篇文章无情地揭露了袁世凯口是心非、狡诈阴险、复辟帝制的罪恶行径，警告国民说，变更国体、复辟帝制，是“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诒国家以无穷之戚也”。当日的《京报》和《国民公报》，因发表或转载该文而售罄无余。“而凡茶馆、旅馆因无可买得只可向人辗转抄读。”梁启超最终从精神的樊笼中突围出来，由“联袁拥袁”经“离袁劝袁”以致“反袁讨袁”，一生中的最辉煌的时期由此而开始。他的学生蔡锷曾评价说：“帝制议兴，九宇晦盲。吾新会先生（指梁启超，作者注）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是已死之人心，乃震荡而昭苏。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
袁世凯仅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便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一命呜呼了。可是，仅仅一年的时间，康有为、张勋文武“二圣”，便又拥立溥仪复辟帝制。还在袁世凯称帝时，康有为便欺骗舆论说，国人不是不要皇帝，而是不愿意袁世凯当皇帝，“袁世凯失败，在于动了鸠占鹊巢之念”，“帝制非不可为，百姓要的却是旧主”。当梁启超揭橥反袁时，康有为便怂恿他乘势复辟帝制。虽然梁启超一直对康有为以师尊相敬，可是当康有为滑向历史的反面时，他便毫不犹豫地予以批评，指出康有为“与众为仇，助贼张目”，乃“大言不惭之书生”。所以，“世界潮流不可拂逆”，张勋的短命复辟只喧闹了十天，便草草收场。
1917年7月14日，段祺瑞就任国务总理，黎元洪宣布辞职，副总统冯国璋就任总统。梁启超以为民主共和政体已经崭露复兴的曙光，一改“以在野身份参与政治”的诺言，欣然应聘任财政总长，以展现其改革中国财政的宏图宿愿。可是，当时国内军阀内战正炽，军费开支直线上升，段祺瑞扩充军备的费用每有所增，金融恐慌，全国财政形势已入窘境。不出三个月，梁启超这位财政总长已是疲于应付、焦头烂额。他认真地填写了一份国家收支清单，详细地说明了国家财政已到了入不敷出的颓局。11月15日，梁启超郑重地向段祺瑞提出辞呈：“以军事未已，财政益困，任重才轻，深恐贻误，业已具呈大总统请予辞职。”自此，他才永远地脱离了政界。
我是最没有党见的人
“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屈原在政治受挫后，曾经梦游一度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郢都，因为那里是他的精神故乡。如今，梁启超的政治活动，“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他的精神故乡又在哪里呢？他早就想去欧洲漫游，到那里寻觅他的理想国和精神故乡。1918年10月，他对《申报》记者发表谈话说：“心思才力，不能两用，涉足政治，势必荒著述，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为能尽吾天职，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非俟著述之愿略酬，决不更为政治活动。”
北洋政府支持他远足欧洲，为此专门划拨六万元资金，朋友故旧也馈送四万元资金。12月底，他带着张君劢、徐振飞、蒋百里、刘子楷、丁文江等人，开始其长达一年多的欧游历程。欧游期间，他奔走巴黎和会，实地考察欧洲历史，研究欧洲的政治、军事、文学和哲学，会晤各界社会名流。他的思想一经与欧洲文化交汇，便在碰撞与融合中迸发出激情的火花。他在给弟弟梁启勋的信中说：“数月以来，晤种种性质差别之人，闻种种派别错综之论，睹种种利害冲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图画雕刻，摩以回肠荡气之诗歌音乐，环以恢诡葱郁之社会状态，饫以雄伟矫变之天然风景，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弟试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如者。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
1920年3月，梁启超回到国内后开始检讨一生的政治经历，保过光绪、傍过袁世凯、帮过段祺瑞，可是，为什么竟一事无成呢？“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借一种旧势力来改造这个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但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痛苦，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他认为以前所走的路径之所以是条死胡同，就是因为没有看到民众的力量：“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什么事；革命党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什么事。”所以，归国后，梁启超便把着眼点放在民众的身上，凡文章、演说都竭力鼓吹国民运动的观点，认为只有呼吁国民行动起来，投身到反对军阀官僚的腐败统治的斗争中去，“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
梁启超认为，开展国民运动，最为重要的是要塑造“现代青年”。他伤感地说，今日“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地往坏路上走”。他呼唤青年：“醒醒吧！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你的自由意志。”“眼界放远些啊！力量放韧些啊！那么世界就没有一件可悲的事。”梁启超晚年极为赞扬五四运动，称其在“民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是“国民运动的标本”，外国人由此才“渐渐觉得中国民气和世界舆论乎”，也由此“引起中国青年的自觉心。这是中国外交的国民运动的巨大成就”。他至死都没有放弃启蒙民众的努力，号召国民关心政治、关心国家的命运，以进步、积极的国民运动，对抗军阀、官僚的黑暗腐败的统治。
梁启超病逝前两年，北伐革命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方兴未艾。他赞成打倒军阀，但是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梁启超深陷于矛盾、苦闷、彷徨之中不能自拔。他在《给孩子们书》中说：“中国几十年来，时局太沉闷了，军阀们罪恶太贯盈了，人人都痛苦到极、厌倦到极，想一个新局面发生，以为无论如何总比旧日好。”他又说：“其实，我是最没有党见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国弄好，我绝不惜给他表深厚的同情。”他对湖南的农民运动一直不能理解，说：“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应当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
他几乎“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一生的善变多变，为的是不变的宗旨救国救民。可是，事与愿违，倾其心力的奋斗和求索，还是没有把祖国和人民从衰败和贫困中解救，他为此而忧心忡忡、自怨自艾。当共产党作为崭新的政治力量活跃在历史舞台时，梁启超终究不能以一个政治家负责任的心态放弃对共产党的政治成见。他对自己的孩子们说：“你们别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党的相同，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党那剂药所能医的。我倒有个方子，这个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我这个方子大概三个月后便可以到你们眼边了。”可是，他在说这话后不久，便旧病复发，沉疴不起，直至去世，他的医治中国的妙药良方也没能拿出来。
君子绝交无恶言
——雷震与王云五的笔墨官司
？ 范 泓
1970年8月，雷震先生坐满整整十年大牢，即将出狱。这时遇到了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台湾当局为阻止出狱后的雷震继续从事政治活动，要求在出狱时须有“双重保人”予以担保，并出具誓书“绝不发生任何不利于政府之言论与行动，并不与不利于政府之人员往来”方可出狱；不仅如此，又透过台湾警备总部保安处长吴彰炯通知雷震之妻、资深“监察委员”宋英，称“雷先生出狱之后，不得和台湾人往来，不得接见新闻记者，亦不得和新闻记者谈话，尤其是外国新闻记者。因为雷先生一言一语，足以影响国家的前途”。雷震身为法学专家，深谙当时的法律条文，认为《监狱行刑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执行期满者应于刑期终了之次日午前释放”，并无其他“附加条件”，所以不愿做“违法”的“法外”之事。他甚至表示“宁愿不出狱”也不签署所谓的“誓书”。这一强硬态度让当局“进退失据”，同时也让雷震的亲人、老友们心急如焚。于是当局软硬兼施，强行没收了雷震十年来写下的四百多万字回忆录手稿，又怂恿雷震多位老友从中说项，逼雷震于绝望和被动中而就范。
宋英及子女们来监劝说，不仅落泪，甚至下跪恳求。宋英连续给雷震写了几封长信，信中不无焦虑地说：“我由你那边回来后，真是寝食难安，你的态度是那样的坚强，你的意见是那样的固执，我有什么办法与你交谈呢？……你还能活几年，何不获得自由后，再为国家效劳？……我不是说世上的事，什么是是非非、真真假假，都要盖棺才能定论吗？”〔1〕这时雷震已是七十有四的老人，身体每况愈下。宋英作为妻子理所当然希望不要“节外生枝”，能够刑满按时出狱，对社会及孩子们也是一个交代。年过八十的老友王云五不顾体弱多病，风尘仆仆来到远离台北的新店军人监狱，好言相劝。同时前来相劝的还有在“上海保卫战”中与雷震出生入死共患难的谷正纲以及在国民参政会、政协会议时期长期打过交道的青年党领袖陈启天等人。看到老友们“苦苦哀求”并念及家人在这十年间所经受的煎熬与痛苦，雷震不得已只好含泪签下了这份“誓书”。然而，这件事远没有结束，雷震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就像是有一块巨石始终压在心头。
到1975年初春，又有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使雷震压抑多年的不堪心情终于如火山爆发。这一年4月5日，原《自由中国》社编委夏道平突然送来了一封王云五的“绝交信”，其语多有误会。王云五在信中说：“我兄爱国向不后人，即此献议之本意，系向当局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