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11-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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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俄罗斯著名作家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都曾有很深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感并倾注到他们的作品中。普希金的早期诗作虽带有某种无神论色彩，但在其创作的晚期宗教则成为主题，其宗教意识得到充分表露。托尔斯泰被东正教会开除教籍，实际是因为他对上帝过于虔诚，而对教会产生反感和怀疑。他嘲讽了东正教那套繁琐的礼拜仪式，对基督教有自己独特的理解，重新解释和编写了《福音书》，以建立自己理想的人间天国。在其晚年，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宗教探索上。
刺进乌托邦咽喉的笔
？ 聂 茂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真名叫艾雷克·布莱尔（Eric
Blair），1903年出身于孟加拉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但他是在英国受的教育。中学毕业后，他远戍远东，加入大英帝国的印度警察，被派往缅甸服役。奥威尔以后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就是为这个时期的行为忏悔和赎罪的。
斯丹·达尔说过，在文学作品中谈政治，有如音乐演奏会上的枪声，虽然其声刺耳，却使人不能不注意。奥威尔就是这种典型的例子。
这位头脑怪怪的天才作家一生坎坷，因为肺病，卒于1950年，享年四十七岁。可以说，他是二战后冷战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其代表作为《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都是政治性忏悔文学。前者以童话的方式写成的政治寓言小说，继承了美国文学政治寓言小说的风格，如斯威夫特的《小人国游记》和《大人国游记》以及成人童话故事加洛尔的《爱丽斯奇遇记》等，让大人读来是政治讽刺小说，儿童读来是童话故事。后者独创性反而少一些。
据台湾学者张系国考证：事实上，在《一九八四》写成之前，俄国作家曾亚亭（Yevgeny
Zam…yatin）已经写出了不朽名作《我们》。它也是政治科幻小说，主人公D503是个数学家，连做梦都梦见数字，但最终还是背叛了“玻璃世界”和全知的“救世主”。从故事情节和写作技巧来看，《一九八四》受《我们》的影响较大，而文学成就却不及后者。
然而，《一九八四》远比《我们》的影响大。正如张系国所说的，因为奥威尔是英国人，作品恰好出现在二战后的冷战岁月，而曾亚亭是俄国流亡作家，作品出现得太早了，“先知先觉者因此反而吃了亏”。
不过，客观地说，奥威尔的思想更为锋利，他创作的人物更具寓言意义。特别是他作品中某些看似不经意的格言警句，实则是经验和血凝成的。例如在《动物庄园》中，有一句最伟大的格言是“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更平等”。这是平等的“悖论”。透过这种逻辑的荒谬性和语言的欺骗性，多少罪恶正是假这种美名而大行其事。如果作者没有这方面的生活和感悟，他就写不出这样发人深省的文字来。
奥威尔还在《动物庄园》里列出了七条神圣戒律，每一条都是合理的，但每一条都是可疑的。比方说，任何动物不得杀戮其他动物，但是只要在前面加上具有欺骗性的“无故”二字，即不得“无故”杀戮动物，从而使残暴的“杀戮”变成了合法。又比如，任何动物都不得喝酒，但倘若再加个修饰词“过量”，变成任何动物都不得“过量”喝酒，从而肯定了喝酒这种行为。因为对“无故”与“过量”的考量没有公认的合理的标准，一切都是由掌握了话语霸权的统治者说了算。
奥维尔的《一九八四》是寓言而非预言，作者“反对的不是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史（斯）大林式的暴政，即反独裁、反专制、反为了少数人的权力而不顾百姓死活的集团”。
它生动地描写了这样一个大洋邦。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居民，除了少数幸运儿赢了彩票有机会振奋外，平日浑浑噩噩，做活不起劲。有鉴于此，党内只好不时导演一些“仇外”节目，制造敌忾同仇心理……在他们的字典里，民族主义就是仇外主义。
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战争是和平，自由是奴役，无知是力量。”他们有一个“迷理部”，就是专门公布虚假信息、愚弄民众的部门。
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叫漫斯顿·史密斯，他像大洋邦其他居民一样，没有任何自由可言。他在日记中写道：“自由就是二加二等于四。此理成立，余者亦然。”按照他的推想，大洋邦的“英国社会主义”早晚会对居民公布说：根据党的指示和实际需要，现在二加二已经等于五了。以此类推，如果党说，地球不再是圆的，它已经变成扁平状了。这当然也是真理。党说：婚姻不是男欢女爱的结果，而是为了完成党分配的任务：制造小党员。这也是大洋邦的真理之一。
大洋邦的荒诞理论在二十世纪的地球上却一而再地得到了实践。因此，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有如前苏联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这两部带有明显纪实风格的政治寓言小说一样，都是鲜血和生命的凝结，是撕心裂肺的控诉。因为“走出书斋的浮士德带给历史的仅仅只是一个文明的进程，而变成现实的理想乌托邦带给人类的却是一场名符其实的灾难”。这场灾难是如此的刻骨铭心，以致古拉格群岛成了对乌托邦世界一个反讽的代名词，而日瓦格医生则成了千千万万受害者灵魂的化身。
当奥威尔大骂“烟草店的老板全是法西斯”时，他的笔锋已经刺进了理想乌托邦的咽喉。
热爱读书的民族
？ 华夫脱
许多民族都认为自个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这似乎是个相当普遍的现象。犹太人、日耳曼人何尝不是自视甚高？基督教诞生初期，受犹太教影响很深。犹太教认为上帝只降恩于犹太人，据说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这么一个优秀到“上帝惟一选民”地步的民族，当初肯定没想到若干个世纪之后竟然被希特勒那帮种族主义者鄙夷地判为应从肉体上消灭的劣等民族吧？在希特勒们的辞典里，犹太人已被上帝一脚踢开了，他们所属的所谓“纯种的雅利安人”——日耳曼民族才是不折不扣百分之二百五的上帝的选民呢。所以，种都是别人的坏，瓜都是自己的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事实证明，犹太人虽不是上帝惟一的选民，但也绝不是上帝的弃儿。犹太民族不仅涌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多，而且拥有亿万家财的富贾巨商也居于世界各民族之前。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一大批犹太人都是令世人瞩目的天才。在美国屈指可数的亿万富翁中，犹太人就占了一半以上。犹太人能为这个世界贡献出这么多巨子，酷爱读书肯定是缘由之一。犹太民族的小孩稍微懂事时，母亲就会在《圣经》上滴一点蜂蜜，让自己的孩子去吻，使其从小就知道书本是甜蜜的。据统计，以色列人均拥有图书馆和出版社的数量居全球之冠。这个仅有五百万人口的国家，持有借书证的就有一百多万人。以色列的书刊价格非常昂贵，每份报纸售价六美元，订一份报纸每月需要一百多美元，而普通以色列人对订阅报刊却十分慷慨大方，每家每年都要订阅好几份报刊。这么一个崇尚读书坚持不懈学习的民族，竟然得不到丰厚的回报那是不可能的。
俄罗斯民族爱读书也是出了名的。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哪怕天快塌下来了，他们的书还是照读不误。苏联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够大了吧？然而就在数十辆坦克驶进红场的那一天，国际图书联合会第六十二届大会在莫斯科开幕。主持会议的苏联女馆长把文化部部长介绍给大家说，按照惯例，作为东道主，国家高层领导人应该出席今天的开幕式，因为发生了意外，只好向大家表示歉意，但书籍是永恒的，书，也会给我们带来和平。在动荡不安的日子里，莫斯科的地铁车站、公园、购物的队列中都有手不释卷的俄罗斯妇女。苏联解体后，图书馆与民众的生活一样陷入相当困难的境地，但民众的读书热情却丝毫未减。即使在迄今尚未通公路或电话的村庄，人们依然坚持保存农村图书馆。莫斯科现有图书馆四百多个，每天到图书馆去学习的人总是在数千以上，人们在那里读书看报、准备功课。其中，三十岁以上的妇女越来越钟情于俄罗斯古典文学，用于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多。有的老年妇女读者利用图书馆的历史已有三十多年。秋千架上，白桦林中，常常可以看到祖孙同读一本书，母亲在给襁褓中的孩子讲故事……一点四亿俄罗斯人，私人藏书就有两百亿册，每个家庭平均藏书近三百册。有的家庭简直就是一个小图书馆，并常常把自己的藏书借给邻居、同事和孩子们。中心城市是这样，边缘地带亦是如此。在海参崴，商店内没有顾客的时候，年轻貌美的女店员安静地坐在柜台内侧看书。在许多公共场合，都能看到许多俄罗斯人手不释卷的专注神情，那书多是厚厚的各种名著的精装本。无论外界如何嘈杂，他们一如既往恬静地神驰在自己的世界中。这么一个爱读书的民族，有什么艰难困苦不能战胜呢？
在我们以往的印象中，美国人好像有点吊儿郎当，不大爱读书。然而这儿又用得上中国那句老话了：老黄历翻不得了。据调查，如今美国人业余时间最喜欢的三项活动的时间分配为：一是与家人和孩子玩，占百分之二十，二是看电视，占百分之二十一，三是读书，占百分之三十五，高居榜首。美国的孩子五岁就到公立学校上学前班，许多家长在此之前就开始让孩子读书。各种儿童教材层出不穷，公共图书馆定期组织各种阅读活动。例如，在波士顿的公共汽车或地铁上，常常看到前后左右的人在那里聚精会神地读书。近年来，洛杉矶一年一度的图书节每次都吸引约十五万人参加。2005年全美的图书节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行，学校的音乐厅、讲座厅都派上了用场，几乎每场演讲会门前都有人排队等候空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爱瑞克·奥特曼（即《当总统们撒谎时》一书作者）参与的一个题为“谎言、欺骗、掩盖”的讨论会，听众络绎不绝，门外不断有人往里挤，令组织者意想不到，只好出动消防队员来维持秩序。嘉宾有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女士、数位参议员、十几位前普利策奖得主。共有三百八十名作家参与了九十六场演讲会和讨论会，六个书朗诵或诗朗诵舞台剧参加了演出，四百家出版社的图书参加了展销。美国人很忙，但忙有忙的读书办法。大量图书被录音、制成光盘和磁带，供人走路、开车、健身时听。怪不得美国人在世界上这么牛气，原来人家也是个玩命读书的民族。
“青年”语源小考
？ 楚 人
《书屋》今年第八期《〈青年〉杂志与〈青年杂志〉》一文中所述的“青年”并非近现代语词，更不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来华基督教组织创建基督教青年会时所新译定的名词，而是早已有之。如唐牟融《寄张源》诗云：“咫尺西江路，悲欢暂莫闻。青年俱未达，白社独离群。曲径荒秋草，衡茅掩夕曛。相思不相见，愁绝赋停云。”这里的“青年”便是指的年轻人。唐宋以降，这一语词出现得更多，如元无名氏《硃砂担》第一折云：“为甚青年便头白，一夜起来七八遭。”清郑燮《再和卢雅雨》之二云：“莫以青年笑老年，老怀豪宕倍从前。”“青年”一词除了指年轻人外，也表示青春年华，如《京本通俗小说·西山一窟鬼》：“婆子道：‘老媳妇犬马之年，七十有五。教授青年多少？’教授道：‘小子二十有二。’”
张学良的一两件事
——且说邵飘萍之死
？ 散 木
《书屋》近来连续刊登了两篇关于民国报人邵飘萍的介绍文章，想到明年就是邵飘萍以身殉报的八十周年了，心中不免感到些许欣慰。其实，自从邵飘萍1926年牺牲之后，人们对他被张作霖父子杀害的有关议论就不绝于耳，因为人们无法想象一位新闻记者竟会横遭如此的劫运，也难以理解张作霖父子竟懵懂于杀戮一位代表民意的新闻记者将会有怎样的损失和高额“成本”的付出（也就在邵飘萍死难的一年之后，北洋军阀最后一支力量的奉军全线败退，1928年6月，曾经不可一世的奉军又退出京城，张作霖也在日本人制造的“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死）。人们大概想不到：果然竟是张学良这位赳赳武夫的少帅成全了烈士之名。当然，由此也留下了一个话题：当年的张学良，应该如何评说呢？
话题应该从1926年4月北京的政治形势发生遽变说起。自大沽口事件发生后，北洋军阀最后的有生力量直鲁联军和奉军开始加紧进攻国民军。当时国民军已处于三面受敌的包围之下。就在“三·一八”惨案发生的翌日，国民军在前线开始总退却。3月23日，直鲁联军占领天津，随即国民军谋求与直鲁联军和奉军阀妥协，借以保存实力，固守北京。4月1日，奉系军和直鲁联军将领在天津举行军事会议，商讨进攻北京国民军的事宜，决定张宗昌任前敌总司令。3日，奉军派飞机轰炸北京。6日，奉、直、鲁、晋各军联合向北京总攻击。7日，奉军及直鲁联军分四路进攻北京。15日，直、奉军猛攻北京，鹿钟麟遂下令总退却。此后，国民军开向南口一线。24日，避入东交民巷的邵飘萍被人诱出被捕。随即获悉邵飘萍遭难的汤修慧夫人迅即告知北京新闻界和各方面人士，恳请采取行动紧急营救邵飘萍。此后北京新闻界召开会议商讨营救邵飘萍的办法，会议当即决定：由上海《新闻报》、《时报》、《商报》等十三家报纸各派一名代表，集体去游说先期抵达北京的张学良（张作霖尚未到达北京）。25日下午五时，刘煌等十三名代表分乘四辆汽车赶赴张学良下榻的石老娘胡同会见了张学良。当时代表们再三恳请驻军本着尊重舆论的善意，释放邵飘萍，或将之暂予监禁，以免其死。张学良则振振有辞地告诉代表：“逮捕飘萍一事，老帅与子玉（“子玉”即吴佩孚，“老帅”即张作霖）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惟此次……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各方决定，余一人亦难做主。”张学良的一席话，说明逮捕且欲杀害邵飘萍是直奉联军既定的方针，虽然少帅与邵飘萍此前也有私交，但他绝不可能擅自违背已由直奉军阀各将领铁定的计划。此谓杀一儆百。直奉联军进入北京，为了借“反赤”获得出师之名，并以此控制局面，势必要拿几个人头来开刀问祭。十三位代表听了张学良的回答，面面相觑，他们不愿意失去最后的希望，又再三解释和恳请，但张学良始终没有动容。最后，张学良终于讲出这样的话来：“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他还对代表们表示：他是宁肯“一一负荆请罪”，但“此事实无挽回余地”。这时，会见已经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张学良已经渐渐失去耐心，他借口要去参加一个会议，起身送客，这样一来，代表们只好含泪而归。
《书屋》今年第六期曾以亮的文章《乱世飘萍》谓北京新闻界营救者以杨度为首，不知有何凭据。其实，杨度是参与了此后营救李大钊的活动，他与营救邵飘萍并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