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11-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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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国涌
朱德眼中的蔡锷“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口角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静，态度庄重……”“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一、袁世凯问莫理循：“蔡锷会统治中国”吗？
1916年2月7日，莫理循见到骑虎难下的袁世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满情绪十分广泛，我遇到的人没有一个不反对帝制的。”连冯国璋也不赞成帝制。莫理循说国内普遍同情蔡锷：“我接到的每一个报告都是如此，无论中外，都赞同他。”并认为可能会重演辛亥革命的一幕。然而，两年半之前在“二次革命”中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南方革命党人的袁世凯不相信，他不仅自负地认为可以将装备很差、兵力薄弱的护国军镇压下去，“而且主观臆测‘蔡锷有野心’，问莫理循是否认为，蔡锷会统治中国。对此，莫里循轻蔑地斥之为‘愚蠢的问题’而未加理睬”〔1〕。
袁世凯恐怕至死都不明白，蔡锷反对他称帝的目的竟然不是为了权力，不是为了争舞台主角，而是“为国民争人格”。我最初是从李敖编的《拆穿蒋介石》序言中看到这句话的：“当年蔡松坡起义，反对袁世凯，最大理由是‘为国民争人格’。”后来读到梁启超在蔡锷的追悼会上的讲话，也有“出为国民争人格”一语，还有“护国军总司令蔡将军誓师之言曰：‘吾侪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我国数万万人之人格，至今日已被袁世凯蹂躏而无复余”。陶菊隐《政海轶闻》“蔡锷”一则有蔡锷致辞：“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蔡锷的遗嘱中也有“以争国民人格”语。
1922年12月25日，梁启超在南京学界演讲《护国之役回顾谈》，又一次忆起蔡锷当年的话：“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2〕
梁启超在《国体战争躬亲谈》中有更为详细的回忆：“云贵首义之中心人物蔡将军锷者，时方在京师，蔡君十三岁时即从余就学，当民国二年辞去云南都督之职，即来京师与余日夕过从，当筹安会发生之次日，蔡君即密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余曰：‘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蔡君韪其言，故在京两月虚与委蛇，使袁氏无复疑忌。一面密电云贵两省军界，共商大义，又招戴君戡来京面商。［戴戡当时刚辞贵州巡按使］……戴君于去年十月到京，乃与蔡君定策于吾天津之寓庐，后此种种军事计画，皆彼时数次会谈之结果也。……议既定，蔡、戴两君先后南下，蔡君临行时托病，谓须往日本疗养，夜间自余家易装以行。”〔3〕
蔡锷抵达昆明几天后，反袁护国的枪声就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打响。当他秘密离北京、取道天津赴日南下之际，曾与老师梁启超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4〕云南誓师之日，蔡锷、唐继尧等也以两事相戒，称：“一绝对不争权力，一不作亡命之想，果若战败，惟有全军战死。”〔5〕
在云南举义前夕的会议上，大家认为云南既然宣布独立，则原有将军、巡按使等名称已不适用，应该另外改组政府。有人提议设立大元帅府或临时元帅府，以资号召，但蔡、唐都不赞成，“以为云南以大义为天下倡，原期各省闻风响应，若先设此机关，使人谓我辈之举，系为权力，反阻人向义之路。宜俟响应省份稍多，然后就各省公议组织，方足以示大公”。最后决定成立云南军政府，军队改称护国军，将所有滇军改编为三个军。蔡锷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合并军、巡两署，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组织略如元、二年旧制。出征部只设总司令部。原议设元帅府暂从缓，盖欲力事谦抑，以待来者。”〔6〕
唐继尧（1883～1927）只比蔡锷小一岁，但进日本士官学校要晚得多。蔡是第三期毕业，唐是第六期，而且唐曾是蔡的部下。当辛亥革命时，蔡为协统，唐是管带，在重视资历的军界，蔡锷无疑是唐的老前辈，所以唐提出以蔡锷为都督，自己率第一军进入四川。而蔡锷不同意，他认为唐在滇主事甚久，驾轻就熟，非唐莫属，自己此来是为牺牲救国，愿为前锋，独任其难。实际上此举更主要的因素还是他不愿取代唐的地位，让世人误以为他为权力而来。当时有这样一番对话，唐发言：“蔡老前辈，远道来滇，甚为辛苦，宜在滇留守，继尧愿出征。”蔡锷回答：“我来非占位置，乃欲对国家民族效力耳。”〔7〕
双方互相退让，相持不下，“情词诚挚至于泣下”，最后多数主张不变现状，唐继尧才同意就任都督，以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而且蔡锷的总司令是以云南省议会的名义任命的，不是军政府委任，以后唐、蔡两人的行文用的也是公函咨文，不是命令。可见云南举义动机纯洁。即使是唐，最初也无权力之心。这一点从他们举义时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三人名义发表的誓词中也可看出：
（一）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助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力思想，悉予铲除。
（二）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才程功，通力合作。决不参以地域观念，自启纷裂。
（三）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消融，绝无偏倚。
（四）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已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等种族界限。〔8〕
1916年2月21日，誓文在《滇声报》发表的当天，《义声报》即发表文章评价说：“一曰无权力思想：从古魁杰举事，类多权力是争，不见先入关中者为王，用激重瞳之盛怒；一见荆州而图霸，深仇大耳之枭雄。惟权力之未忘，遂争夺之靡已。……天生三杰，为天下先，所谓个人权力思想何有焉？”〔9〕这些都是毕生追求权势的袁世凯所无法理解的。
二、蔡锷与袁世凯
“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
蔡锷和袁世凯的关系十分复杂。1916年12月14日，梁启超在上海举行的蔡锷追悼会上说，戊戌变法之后，蔡锷要到东京找自己，称“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洋六元，由汉到京，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到东后以三百元为学费，其余均为交友及公益之用，而自己出来则步行，未尝坐过车子”〔10〕。深知蔡锷的梁启超此言不会是无根的，他也没有必要为袁世凯说好话。可见少年蔡锷之能顺利到日本留学，确曾得到袁世凯的慷慨资助。
不过蔡锷以“士官三杰”的荣誉学成归国后，一直在广西、云南等地从军，与袁并没有发生什么直接关系。直到辛亥革命后，即1912年1月12日，已经是云南都督的蔡锷在给黎元洪的电文中称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推项城之论。徒以清廷关系尚未脱离，故此次选举不及项城者，非不愿举项城，实不能举清廷之内阁总理大臣也。要之，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11〕。但蔡锷同时又反对“株守议和”，主张“长驱北伐，直捣虏廷”。这固然是针对清王朝的，也流露出了他对袁世凯的不满。1912年1月20日，蔡锷致电孙中山等人：“我军乘此朝愤，何敌不破？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持久，糜饷劳师［而］不问。”〔12〕1月26日，他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公开指责袁世凯想在北京召开所谓“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民主国体，“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战备，懈我军心”，并认为这只是“袁之狡谋”，鲜明指出民国政府已成立、总统已选出，“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惟有简率精兵，结连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13〕。蔡锷极力主张北伐，并组织了云南北伐军，发布《北伐誓师词》，称“甘冒不韪，乃有袁贼”，其前锋已从贵州进入湖南。2月12日，等到段祺瑞领衔的北洋军将领敦促清帝退位的通电发表后，蔡锷致电黎元洪还表示要提高警惕：
段祺瑞率军北上，促进共和，大局可望早定，甚为欣幸。惟闻段夙无种族思想，而与袁世凯关系甚深。此次忽然通款，自当推诚相与。然究竟有无别谋，亦宜密为筹备，免堕奸计，而误事机。〔14〕
然而一旦清帝退位，南北和议成功，蔡锷对袁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３月６日，他在给孙中山、袁世凯等人的电文中主张建都北京，称：“若夫祛除私见，调和感情，袁公当优为之，似可无烦过计。”〔15〕3月25日，蔡锷电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称袁“闳才伟略，群望所归”〔16〕。4月11日他给上海各报馆辟谣的电文中又有“况袁公一代伟人，中外钦仰”语〔17〕。总体上看，只要袁拥护共和，蔡锷就坚定地站在袁的一边，极力支持袁建立一个强固有力的政府，集中中央权力。事实上，加强国权、抵御外患是蔡锷一贯的理想，从他未公开的遗嘱里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
1913年2月25日，当宋教仁遭暗杀后，蔡锷也曾通电谴责这“卑劣”的暗杀手段，“痛切陈词，声与泪并”〔18〕。但他坚决反对用兵，主张“宋案”应组织特别法庭，由法律解决，“勿挟成见，勿尚意气，勿凭势力而坏法纪，勿造言词而乱听闻”〔19〕，尤其“严禁军人干预”。蔡锷说，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即使说袁世凯必须推倒，当时正式总统选举在即，“则袁之将来当选与否，宜取决于全国人之同意，自有国会解决”，不能诉诸武力〔20〕。当南北战争迫在眉睫时，5月17日，蔡锷曾和四川、贵州、广西等四省都督联名通电，反对战争，称“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并表示要坚决捍卫艰难缔造的民国。6月7日，蔡锷又和浙江、四川两省都督联名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进行调停，主张以法律程序解决纷争，力阻动兵。
8月4日，战事终于无可挽回地爆发了，江西、南京等地烽烟四起，蔡锷仍通电指出“讨袁”理由不成立，认为依据《临时约法》，总统如果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何况临时政府已近尾声，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如果袁没有获选，却倚仗特别势力不退职，届时再以武力对付袁也不迟。他甚至天真地想组织云、贵、川、桂四省联合军驻武汉，“劝令宁、赣罢兵”〔21〕。
蔡锷后来虽然也曾派兵入川，但他一直把这次战事看作“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22〕。他是反对内战的，认为“同种相残，杀机大启”，“非国家之福”，应该“为国家稍留元气，并以免以暴易暴之讥”〔23〕。所以蔡锷反对袁世凯为将士授勋，认为那样做无异是“奖励残杀同胞”。
“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黄兴送蔡锷这副对联是在1913年6月。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当时“二次革命”已箭在弦上，黄兴派密使约蔡锷一同举兵，蔡锷却劝黄兴不要轻动。据杨思义《蔡锷轶事》回忆：“黄兴派曾任宝靖招讨使的谭心休至滇，约蔡松坡起兵，松坡答曰：‘民国初建，国基尚未巩固，当劝克强安静。袁势方张，此时未可轻动。’谭曰：‘我等若再忍耐，袁贼必将做皇帝。’松坡冷笑曰：‘他如胆敢称帝，我将在西南也做起皇帝来。’谭讶其言，逼问此是何说？松坡正色曰：‘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约法，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谭闻其言，拂袖返沪，面报黄兴，并以此遍告同志。是时我亦在沪，曾亲闻其语。”〔24〕
蔡锷之所以不同意“二次革命”，反对以武力来解决政治纷争，这在他1913年7月24日给谭延辏У牡缥闹兴档帽冉锨宄骸拔夜愿母镆院螅笊耍两翊晡锤矗喜豢捎械诙沃苹怠Ｇ夷彻以掷只觯梦矣心诼遥运炱淝致砸靶模参野钊耍寺玖ν模杂馕辍饲俊⑿痛司伲疵忸呦眨辈荒茉瘛！薄�25〕还有一个原因蔡锷自己没有说，即梁启超一直有个看法，认为在民国以后中国所面对的主要是两大势力，一是“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一是“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这是蔡锷所同意的。孙中山等发起“二次革命”，在他们看来就是后一种“乱暴势力”，是不能接受的。这一点蔡锷于1913年10月5日离开云南前夕在进步党云南支部的欢送会上演说时说得比较明白：“暴烈派以破坏为事，苟可以达其目的，即牺牲全国而不恤。然其进锐，则其退速，今已一落千丈矣……暴烈派之失败，虽以兵力为之，而进步党之鼓吹社会扶助政府者，其功亦诚不小。今后进步党之所虑，惟在官僚派耳。”〔26〕当然蔡锷也深知“根深蒂固”的官僚派“最难征伐”。梁启超是进步党的重要党魁，曾公开倡议“军人不党”，退出统一共和党的蔡锷在老师的邀请下同意出任进步党的名誉理事。毫无疑问，因为没有进步党的支持，袁世凯对“二次革命”的镇压就不会那么顺手。这是袁氏后来称帝时万万没有想到的。还有一点也是袁想不到的，那就是在“暴烈派”被逐出政治舞台后，梁启超、蔡锷所代表的力量所忧虑的就是袁所代表的“官僚派”，他们最后的决裂几乎也是必然的。
袁世凯以强大武力把整个民国变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几乎只剩下远在边陲的云、贵等省还没有被北洋军所控制，蔡锷因而深为袁所忌，只有自请离滇。但这只是一种推测，蔡锷辞职离开云南其实并不是在袁的逼迫下。早在1913年6月中旬，他给梁启超的电文里就说：“久欲来京与袁总统面商各政要，并与各方人士接洽。惟因滇事重要，未敢即行。”〔27〕梁启超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回忆说：“民国三年春天，蔡公把都督辞掉回到北京。他辞都督并非有人逼着他辞，云南人苦苦挽留，中央也不放他走，但蔡公意思一来因为怕军人揽政权，弄成藩镇割据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矫正他，二来因为他对外有一种怀抱，想重新训练一班军官，对付我们理想的敌国，三来也因为在云南两年太劳苦了，身子有点衰弱，要稍为休息休息。他前后写了十几封信和我商量，要我帮他忙，把官辞掉，于是我们在北京常在一块儿又一年。”〔28〕再者，蔡锷很难驾驭手下几个云南籍的部将，如李鸿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