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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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清为义学憎徒，博极群书，对禅宗时致不满，卷六《讥异说》篇尤甚，谓：“《付法藏传》止有二十四人，其师子後舍那婆斯等四人，并余家之曲说，又第二十九名达磨多罗，非菩提达磨也。”以是颇为禅者所诟病。
明教嵩撰《传法正宗论》四篇，即为对神清而发，《正宗记》卷二末，《评北山清公书》云：“唐高僧神清，不喜禅者，自尊其宗，乃著书而抑之。固哉清也，徒肆己所爱恶，而不知大谬先圣，虽能编连万世事，亦何益乎！书曰‘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清之谓也。”嵩虽掊击清书，然与嵩并世之台宗僧徒，亦对嵩书还击，胜负未分也。清攻击禅者，谓师子後舍那婆斯等四人，并余家曲说，未明指何书，慧宝注以为指《宝林传》，德珪注又谓舍那婆斯名悮，应云婆舍斯多。此皆知有《宝林传》，而不知《宝林传》之外，尚有诸书，如《历代法宝记》之属也。作舍那婆斯者，乃诸书根据《达摩多罗禅经》及《出三藏记》萨婆多部目录而来，非悮也。《宝林传》以达摩为二十八代，今清书谓达摩多罗为二十九代，是《历代法宝记》之说，非《宝林传》之说也。慧宝以甲作乙，德珪又以不悮为悮，非敦煌发见《历代法宝记》，赵城发见《宝林传》，吾人又何从而正之？则新史料之发见，不可不刻刻留心也。
《传法正宗记》十卷、《正宗论》二卷
宋释契嵩撰
宋、元、明、清藏著录。嵩所撰尚有《辅教编》三卷，晁氏及《宋志》、明、清藏皆著录；又有《坛津集》十九卷，明北藏著录，前三卷即《辅教编》重出，盖万历时续入藏者，明南藏及清藏无《坛津集》。
《坛津集》，《四库》别集类五作二十二卷，盖由弘治本出，即今《四部丛刊》三编所影印者是也。与藏本分卷不同，而内容次第无异，盖同出於永乐本。惟《四库提要》谓王士禛《居易录》十七载《坛津集》十五卷，当另一本。
《坛津集》卷首有陈舜俞撰《明教大师行业记》，言：“嵩所著书，自《定祖图》而下，谓之《嘉佑集》。”今卷末附录诸师著述，有惠洪《礼嵩禅师塔诗》，见《石门文字禅》五，而《文字禅》十九有《嵩禅师赞》，附录却未收。附录又有无名序一篇，永乐、弘治两次刊本，均疑为著《湘山野录》之莹道温作，而不知即《文字禅》二十三之《嘉佑集序》，亦可见明代僧徒之陋也。
契嵩生平
契嵩字仲灵，藤州坛津人，今广西梧州藤县，熙宁五年卒，明教其赐号也。行迹具陈舜俞撰《行业记》及《禅林僧宝传》二十七。
《东坡志林》三言：“契嵩禅师常瞋，人未见其笑；海月慧辩师常笑，人未见其怒。予在钱塘，亲见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坏者五；海月比葬，面目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云。
海月慧辩，与辩才元净皆天台宗，明智祖韶弟子。海月熙宁六年卒，辩才元佑六年卒，其塔铭皆苏子由撰，见《欒城後集》二十四。《东坡後集》十六有祭龙井辩才文，曰：“呜呼！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於其间，禅律相攻。我初适吴，尚见五公，讲有辩、臻，禅有琏、嵩，後二十年，独余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谁宗！”
此翁谓辩才，辩、臻则海月慧辩与南屏梵臻也。臻亦天台宗，四明知礼弟子，视慧辩为侄。释可观《竹庵草录》诸宗立祖条言：“昔日南屏臻老，曾与嵩仲灵往复辩正”，即其人。盖与嵩异派相攻者也，而东坡则并交之。
琏者，大觉怀琏，与嵩皆云门四世孙，所谓同高祖昆弟也，《禅林僧宝传》十八有传，元佑五年卒。北宋云门之盛，琏与嵩皆其中健将。是时天台与云门旗鼓相当，工力悉敌，复有士大夫周旋其间，故特形其盛。天台派《佛祖统纪》十五尝论之，曰：“智者之为道也，广大悉备，为其徒者自尊信之，未足以信於人，惟名儒士夫信而学焉，斯其道为可信也。智者之世，有徐陵、柳顾言；荆溪之世，有梁肃、李华；明智之时，有晁以道、陈莹中。是数君子，不特知道，又能立言以赞之，故智者之道愈光也。”
此明智名中立，与祖韶同赐号，而後卒五十余年，亦得士夫之信仰者也。然吾以为岂独士夫赞之能致其光大，士夫毁之亦能致其光大也，特患人置之不论不议之条耳。何以言之？晁以道尝言之矣，《景迂集》十四日：“予尝怪韩文公，欧阳公力排浮图，而其门多浮图之雄，如澄观、契嵩辈，虽自能传於後世，而士大夫今喜称道之者，实二公之力为多也。往年孤山智圆，凛然有名当世，读书甚博，性晓文章经纬，师法韩文公，常责其学者不如韩能有功於孔氏；近则嵩力辩欧阳之谤，有占义士之风。是二人者，忘其雠而慕其善，又一反也。”
此所谓相反而实相成也，孤山智圆为台宗之山外派，台宗有山家、山外之分，将另论之。智圆著书满家，其文集名《闲居编》，取法乎韩，契嵩著书名《非韩》，而文实学韩。《坛津集》十有《上欧阳侍郎书》，曰：“今天下之士，指阁下之门犹龙门，而阁下之门难升，又过於李膺。若某者，山林幽鄙之人，无状以书奏天子，因而得幸下风，不即斥去，引之与语，温然，乃以读书为文见问，此特大君子与人为善，诱之欲其至之耳。”
嵩固非韩者也，何其声之似韩也。然惟其似韩，故当时禅讲虽不相能，嵩舆辩又瞋喜不同道，而辩竟有求嵩之事，是亦学韩之力也。《坛津集》十五有《慈云式公行业曲记》，式公者遵式，天台大师，慧辩之祖，而明智祖韶之父也。其文曰：“蒙识韶公几三十年，晚山中与其游益亲。韶公耆年淳重，名德之师也。尝以大法师实录命余笔削，始以敝文不敢当，及蒙奏书还，而韶公已物故，方感慨，今辩师益以录见托，愿成就其师之意。辩师端审善继，又明智之贤弟子也，会余避言山中，嘱之愈勤，顾重违其师之意。姑按韶公实录而论次之，命曰《曲记》，盖曲细而记其事也。”一行业记耳，何人不可为，而必有待於嵩者，以其声之似韩也。智圆而在，或无所求於嵩，嵩卒後一年辩卒，嵩而在，辩塔铭亦或无所求於子由也。因论嵩生平，而连类及之如此。
《正宗记》之内容及得失
《正宗记》为传记体，其书在《景德》、《天圣》二录之後。於唐以来禅宗二十八祖世系，宗《宝林传》，而求古籍以证明之，解释之。嘉佑六年进之朝。
卷一 为《始祖释迦如来表》。名为表，实非旁行斜上
之体也，盖一世谱而已。
卷二至六 为迦叶至东土六祖大鉴止。
卷七、八 为《正宗分家略传》。记大鉴以下至十二世，凡一千三百四人，其有行迹可纪者，以见於《景德》、《天圣》二录及《宋高僧传》，故略其行事，只叙其世次。嵩为大鉴十一世，然卷八记云门之嗣，至嵩本师洞山晓聪而止，不及本身，亦犹《景德录》道原之意也。
卷九 为《旁出略传》。叙六祖以前旁支世系，凡二百五人。又《宗证略传》十人，皆本书所据各说之译者著者，不分缁素，故裴休、刘昫在焉，以曾采裴撰《圭峰传法碑》及《旧唐书·神秀传》也。
卷十 为《传法正宗定祖图》。绘三十三祖传法故事，今藏本则有说无图矣。
《正宗论》二卷，四篇，则阐明达摩之法，的有师承，以破神清《北山录》及《付法藏传》之说，曰：“後魏毁教时，僧昙曜於仓皇中，单录诸祖名目，亡於山野，会文成帝复教，前後更三十年。当孝文帝之世，昙曜进为僧统，乃出其所录，诸沙门因之为书，命曰《付法藏传》，其所差逸不备，盖自昙曜逃难致然也。”
其重要之根据，则在《出三藏记》之萨婆多部师承目录及《达摩多罗禅经》。然二书只有达摩多罗，无菩提达摩，故《景德录》於菩提达摩下曰“本名菩提多罗”，《正宗记》改曰“初名菩提多罗，亦号达摩多罗”。又於《定祖图》菩提达摩下注云：“其名称呼不同，如达摩多罗，凡三四说。”其所以必须如此解释者，盖就已成之说而弥缝之、补救之，以求合於古籍，亦煞费苦心矣。
其必不可掩饰，如《宝林传》所纪年代，十误八九，《景德录》改而仍误，《正宗记》则一概芟夷之，曰：“《宝林》、《传灯》二书，皆书天竺诸祖人灭之时，以合华夏周秦之岁甲。然周自宣王以前，未始有年，又支、竺相远，数万余里，其中渺茫隔越，吾恐以重译比较，未易得其实，辄略其年数甲子，而存其帝代焉。”
此亦坚壁清野之法，欲使人无所藉口也。然因史学常识不丰富，每以不误为误。如卷五《达摩传》注云：“《传灯录》诸书旧说，并云达摩来梁在普通八年，今按史书，普通只七年，惟今王佑《长历》甲子数或有八岁，可疑”云云。不知普通八年三月十一日，始改元大通，明著梁史。《长历》列有八年，有何可疑。轻於立论，未免为识者所笑耳。
年历之外，《宝林传》所载文献多不足据，如梁武帝撰《达摩碑》及昭明太子撰《达摩祭文》等，《景德录》均削而不载，盖其慎也，而《正宗记》反采之。当《宝林传》未复出时，吾不知其所本，今二文均见《宝林传》八，乃知《正宗记》实本於此也。
《宝林传》又有二十九祖可大师碑，题唐内供奉沙门法琳撰，中有“东山之法，於是流焉”之句，以内供奉授僧及称禅宗为东山法门事皆在法琳以後，此碑之伪显然。《正宗记》探其中之传说可也，据此碑以攻《唐僧传》不可也。今《正宗记》六《可大师传》后，评《唐僧传》云：“《唐僧传》谓可遭贼断臂，与予书曷其异乎！余考法琳碑，师乃雪立数宵，断臂无顾，投地碎身，营求开示。然为《唐传》者，与琳同时，琳之说
与禅者书合，而宣反之，岂非其采听之未至乎，故其书不足为详”云。此可见嵩於史料真伪之鉴定法，殊未注意也。
然嵩不特攻《唐传》，且并攻赞宁。《正宗论》四云：“初宣律师以达摩预之习禅高僧，降之已甚，复不列其承法师宗，蒙尝患其不公。赞宁僧录，继宣为传，论习禅科，尊达摩之宗，及考宁所撰《鹫峰圣贤录》，盖亦傍乎《宝林》、《付法藏》二传，非有异闻，其所断浮泛，终不能深推大经大论，而验实佛意，使後世学者益以相疑，是亦二古之短也。”
嵩盖工於为文，疏於考史，又往往为感情所蔽，於伪史料既不能割爱，於前辈复肆意讥评。《四库》《坛津集》提要谓其恃气求胜，东坡谓其常瞋，未见其笑，盖天生性格使然，无足怪矣。
《正宗记》板本
《正宗记》吾所见嘉兴藏本．频伽藏本。扬州砖桥刻经处本，《定祖图》皆无图，惟碛砂藏本，图绘甚精。其卷首记云：“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局，今依福州开元禅寺校定元本《传法正宗记》一十二卷，重新刊板流通。其明教大师所上之书，及人藏剳子，旧本皆在袠尾，今列於首，庶期展卷，备悉所从。延佑二年乙卯五月日，住持传法比丘清表题。”
所谓福州开元寺本，即南宋隆兴二年甲申所刊者也，今藏本皆由隆兴福州本出。据宋濂《学士文集》卷三十，有《传法正宗记序》，云：“唐兴，曹溪大弘达摩之道，传布益众，义学者忌之，而神清为甚，乃据《付法藏传》所列，谓师子遭难，绝嗣不传。犹以为未足，诬迦叶为小智，不足承佛心印，指禅经实後来傅会，难以取徵。而好议论之徒，纷纷起矣。宋明教大师契嵩读而痛之，博采《出三藏记》，洎诸家记载，为《传法正宗记》，以辟义学者之妄。其卫道之严，凛凛乎不可犯也。”是为洪武甬东本，吾未之见，仅介宋序如右。
《释门正统》八卷 宋释宗监撰
《佛祖统纪》五十四卷 宋释志磐撰
二书皆天台宗所撰之佛教史。《正统》撰於嘉熙间，《统纪》撰於咸淳间，相距不过三十年。後书大抵以前书为蓝本，增加史料而改造之，然前书未可废也，故合论之。
二书之体制及内容
二书皆仿“正史”体，有本纪、世家、表、志、列传、载记等名目。天台宗立於陈、隋间智者大师，尊龙树为高祖，後人又以智者为四祖，唐时荆溪湛然为九祖。会昌毁佛，教典沦佚，吴越王求遗书於高丽，斯道复振。北宋初四明知礼，遂致中兴，赐号法智，天圣六年卒，自是天台子孙皆法智之後矣。
《释门正统》者，以天台宗为正统，立释迦牟尼．龙树为本纪，天台东土诸祖为世家，又有八志，志之後为传，末有载记，仿《晋书》十六国例，以天台以外诸宗人载记。
《佛祖统纪》则稍变其例，自释迦牟尼、西土二十四祖、东土九祖，以至四明知礼，凡十七祖，均立本纪，以诸祖旁出
为世家，旁出者犹“正史”之诸王传也。世家後列传十二卷，《四库提要》此书附存目，作列传十三卷，误。传後为表，表後立九志，三十卷，居末，仿《魏书》例也。有《山家教典志》，犹诸史之艺文，专载天台宗著述目录；有《名文光教志》，犹地方志之艺文，专载有关天台宗之文；有《诸宗立教志》，载天台以外诸宗：有《法运通塞志》，其体为编年；有《历代会要志》，其体为类事，则不独天台一宗之事，凡考求佛、道二教交涉，及摩尼、火袄诸教历史者，均可取资也。
台禅二宗之争
先是《景德录》二十七载禅门达者，虽不出世，有名於时者录十一人，智者大师顶焉。台宗人见之，大不谓然。故《释门正统》卷一《智者世家》云：“彼焉知大师岂止禅门达者而已。”此静之所由起也。《释门正统》，本庆元、嘉定间皑庵吴克己撰，宗监著书，仍袭其名，故恒引鎧庵之说。鎧庵尝著论攻击《宝林传》，本书卷四《兴衰志》云：“唐德宗之末，金陵沙门慧炬撰《宝林传》，夸大其宗，至与僧传所纪如皂白冰炭之不相入。迨及我宋，吴僧道原进《传灯录》，李遵勖集《广灯录》，皆以《宝林》为口实，故鎧庵论之曰：‘《宝林》说诡，非特达磨、慧可事迹与僧传不同，其最虚诞无稽，而流俗至今犹以为然者，七佛说偈、世尊拈花是也。七佛缘起，所经刼波，前後隔远，岂有遞相说偈付法之事，纵若有之，未审吾佛何处举似，梵僧何年译至此土也。”
又曰：“世尊将入涅盘，宣正法眼藏，分付摩诃迦叶，良以迦叶头陀第一，能为四众作依止，可以匡持法藏故也，岂待涅盘会上，重新微笑而受法耶！然名公钜卿，如杨内翰，黄侍读，皆为其所愚，一则《俧灯》作序，一则庐阜书石，乃知邪说移人，虽豪杰之士，有所不免。”庐阜书石，谓山谷数为丛林书七佛偈刻石也。《豫章集》二十五有《七佛偈跋》言其事，僧家甚以为重。
《兴衰志》又言：“仁宗嘉佑二年，钱塘长老契嵩进《定祖图》、《正宗记》，自慧炬撰《宝林传》，称有二十八祖，及此土六祖，厥後《传灯录》复踵其讹，嵩遂取小乘禅经及《宝林传》等定之，以谓〈付法藏传》可焚。吴门子昉法师著论辩之，去其伪谬四名，复准《付法藏传》，止二十四代。”按嘉佑二年，当作嘉佑六年。子昉者，净觉仁岳之嗣，所谓山外派也。
《释门正统》八述《防师辩祖书》云：“宣律师《续高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