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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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徙居吴兴之德清县。以唐天佑十六年己卯生，後唐天成中出家。通南山律，为两浙僧统。太平兴国三年，忠懿王钱俶携版图归国，大师入朝，太宗素闻其名，召对滋福殿，赐紫方袍，寻改师号曰通惠。八年，诏修《大宋高僧传》，听归杭州旧寺，成三十卷，进之。居无何，徵归京师，住天寿寺，诏撰三教圣贤事迹，分领其事，著《鹫岭圣贤录》，又集圣贤事迹，凡一百卷。今上咸平元年，诏充右街僧录。年八十二，视听不衰，以述作颇多，叙引未立，猥蒙见托，不克固辞。总其篇题，具如别录，凡内典集一百五十二卷，外学集四十九卷，览其文知其道”云。
《十国春秋》八九《赞宁传》，即本於此。然谓《高憎传》、内典集外，又著《鷲岭圣贤录》一百卷，则误读《小畜集》之文也。《高僧传》，《鷲岭圣贤录》即内典集之一种，内典集不过诸书之总名，序云：“总其篇题，具如别录”，则各书之子目也。
本书之体制及内容
本书体制，一如《续传》，惟《续传》仅每科後附以论述，此书则每人传末亦时有论述，或申明作者之旨焉，名之曰系，其有答问，则谓之通。系者法《张衡赋》，通则法《白虎通》，此与《续传》不同者也。
本书十六《清彻传》：“系曰：彻公言行，无乃太简乎？通曰：繁略有据，名实录也。昔太史公可弗欲广三五之世事耶，盖唐虞之前，史氏淳略，後世何述，今不遂富赡，职由此也。又与弗来赴告不书同，诸有繁略不均，必祛诮让焉。”此所谓申明作者之意也，其法甚善。
又古人著书，除类书外，多不注出典。此书所本，多是碑文，故每传末恒言某某为立碑铭或塔铭，此即本传所据，不啻注明出处。
本书内容，亦分十科，舆《续传》无异：一译经，三卷；二义解，四卷；三习禅，六卷；四明律，三卷；五护法，一卷；六感通，五卷；七遗身，一卷；八读诵，二卷；九兴福，三卷；十杂科，二卷。正传五百三十二人，附传一百二十五人。“读诵”《四库提要》作“诵读”，此虽小节，然以今语改古语，为校勘学中一大忌，因〈续传》亦作“读诵”，非偶然也。
唐时佛教最盛，《旧唐书·方伎传》尚有玄奘、神秀、慧能、一行等数人，《新唐书》—概删除。《通监》亦大都不载，故严衍《通监补》凡例，有补二氏一条。此书所载，十之九皆唐僧，可以补《唐书》、《通监》之阙矣。
本书之特色及缺点
本书最精彩者为《习禅篇》，因中国禅宗，起於初唐，至晚唐而极盛。会昌五年毁佛，教家大受挫折，惟禅宗明心见性，毁其外不能毁其内，故依旧流行。五代末，北宋初，佛教各派均已式微，独曹溪以下五宗，於此时渐次成立。五宗者，自六祖慧能後，分为二派：曰青原行思，曰南岳怀让。南岳复分二派：曰临济，曰沩仰；青原复分三派：曰曹洞，曰法眼，曰云门，是为五宗。今日惟临济、曹洞犹存，三宗早绝。本书除云门宗开山之云门文偃外，於各宗重要人物，皆有专传。云门匡真大师塔铭，本南汉大宝元年立，又碑铭大宝七
年立，以僻在广东乳源县，故赞宁当日搜罗未获，今皆见《南汉金石志》。
然禅宗自曹溪五宗以前，派别已极纷歧，斗诤甚烈，禅宗本身诸史，多讳而不言。赞宁本非禅宗，且博学多通，号称“律虎”，当时玄学，每斥讲家为数宝之人，见本书《习禅篇》总论。赞宁於禅宗斗诤之迹，亦不为之讳，故卷八《神秀传》论谓：“达摩没而微言绝，五祖丧而大义乖。”考唐代禅宗史者，固可於《宋僧传》求之，此本书之特色也。
慧皎著书，提倡高蹈，故特改“名僧”为“高僧”。道宣戒律精严，对沙门不拜王者一事，争之甚力，皆僧人之具有节檗者，有专书名《沙门不应拜俗等事》。赞宁则本为吴越国僧统，入宋後，又赐紫衣，充僧录，素主张与国王大臣接近；本书又为奉诏而作，故不能与前书媲美。
《宋高僧传》七五代《棣州开元寺恒超传》：“恒超姓冯氏，范阳人。挂鍚无棣，二十余年，节操高迈，前後州牧修名执刺相礼重者，止令童子辞以讲贯，罕曾接对，初有所慊，终伏其高。时郡守李君素重高风，欲飞章举赐紫衣，超闻惊愕，为诗曰：‘虚著褐衣老，浮杯道不成，誓传经论死，不染利名生。’且曰：‘如其复尔，则吾在卢龙塞外矣。’郡将闻而止。相国瀛王冯道闻其名，知是乡关宗人，先遗书序归向之意，超曰：‘贫道闲人，早舍父母，尅志修行，本期弥勒知名，不谓浪传宰衡之耳，於吾何益。’门人敦喻，不得已答书，具陈出家之人，岂得留心虚名薄利。瀛王益加郑重，表闻汉祖就赐紫衣，自此忽忽不乐，以乾佑二年，微疾终於本院。”此五代时高僧也。赞宁对之，宁无愧色。然赞宁於《恒超传》不便批评，乃於前卷《宗密传》论，发其意见，且藉以自解焉，在史法中所谓互见例也。
《宋高僧传》六《宗密传》论曰：“或有诮密不宜接公卿而屡谒君王者，则吾对曰：教法委在王臣，苟与王臣不接，还能兴显宗教不！今之人情，见近王臣者则非之，曾不知近王臣人之心，苟合利名，则谢君之诮也，或止为宗教亲近，岂不为大乎，宁免小嫌，嫌之者亦嫉之耳，苟了如是义，无可无不可。”因此赞宁之书，不提倡高蹈，与慧皎异；又沾染五代时乡愿习气，以媚世为当，故持论与道宣又异。
《宋高僧传》十五《义宣传》论：“或曰：今沙门姓既为释，名复不讳，言我不随俗谛，云何对君主称臣，莫西域有否？通曰：姓名不对王者，臣妾表疏合然。昔齐帝问王俭，遂令对见称名，至唐肃宗朝，始见称臣，由此沿而不革。良以沙门德薄，日就衰微，一往无复矣。又以法委国王，诚难改作，王谓为是，楷定莫移，故佛言虽非我制，诸方为清净者不得不行”云。言为心声，赞宁所言若此，故其书颇主张随俗浮沉，与时俯仰，不叙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美，致使西山之节，郁而不彰。欧阳公生平深恶冯道，故对赞宁亦屡示不满。
《归田录》第一条曰：“太祖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故，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遂以为定制”云。太祖当作太宗。呜呼！赞宁对宋帝之言，抑何与冯道对辽主之言相类也。欧《五代史》五四《冯道传》：“耶律德光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为俳语对曰：‘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
得。’”赞宁之言，得毋学此。
《六一诗话》又言：“吴僧赞宁，国初为僧录。安鸿渐尝街行，遇赞宁与数僧相随，鸿渐指而嘲曰：‘郑都官不爱之徒，时时作队。’赞宁应声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时皆善其捷对。”鸿渐所道，乃郑谷诗，云“爱僧不爱紫衣僧”也。欧公对赞宁印像如此。若赞宁者，真可谓名僧也矣，以言乎高，则犹未也。此本书之缺点也。
《四库提要》正误
《四库》著录赞宁之书凡二种：一为谱录类《笋谱》》—卷，一为本书。又杂家类存目七载赞宁《物类相感志》十八卷，以与本题无关，不具论。
赞宁略历，《提要》於《笋谱》述之，谓：“咸平中，加右街僧录，至道二年卒。”此大误也。至道年号，实在咸平之前，不知何以不考至此，《释氏疑年录》六已辨之矣。至本书《提要》之误，则有四点：
一、《提要》谓：“《高僧传》之名，起於梁释惠敏，分译经、义解两门，释慧皎复加推扩，分立十科。”此谬说也。梁僧未闻有惠敏，更未闻有惠敏著之《高僧传》。“惠”与“慧”通，“敏”特“皎”之形譌耳。《提要》之说，盖本於晁氏《读书志》。《晁志》衢本传记类著录《高僧传》二部：一为六卷，梁僧惠敏撰，分译经、义解两门；一为十四卷，梁僧慧皎撰，分译经、义解等十科，此《提要》所本也。六卷本，袁本《晁志》入释书类，盖一不全本。因慧皎《高僧传》向分二函，可洪《藏经音义随函录》二十七，载《高僧传》一部，上帙六卷，下帙八卷，慧琳《音义》八十九、九十同。《晁志》著录释书类者，盖仅得前帙，因叙目在後，不知其不全，著录时又误慧皎为惠敏，衢本乃将两部并列。《通考·经籍考》释氏类因之，《四库提要》遂演为《高僧传》之名起於惠敏之说，不知惠敏固无是公也。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均循《提要》之误，谬说流传，不得不加纠正。《宋史·艺文志》有慧皓《高僧传》十四卷，岂慧皎之外，又有意皓耶？“皎”之误“敏”，亦犹是耳。《隋志》杂传类及杂家类重出虞孝敬《高僧传》六卷，姚氏《考证》引《法苑珠林·传记篇》，谓：“孝敬後出家，改名惠命，即晁氏之惠敏”云。按《续僧传》一，孝敬僧名道命，不作惠命，故今不取其说。
二、《提要》谓：“唐释道宣《续高僧传》，蒐辑弥博，所载迄唐贞观而止。”并列举十门之名，似馆臣曾见皎、宣之书，何以不著於录，不知馆臣实未见皎、宣二传也。十门之名，亦据《晁志》及《通考》列之耳。不然，此唐以前史传岂有不录，而独录赞宁书之理，此其故，《简明目录》释家类曾微露之，曰：“佛氏之书，浩如烟海，非惟经论语录，不可胜数，即叙述释家故实者，亦难以赅载。故今惟即官库所有，择可录者录之，以见梗槩；官库所未收者，自有彼之佛藏在，无庸代为搜辑”云。然则今《提要》释家类所著录及存目者，特随手掇拾，以备一格，凡内府所未颁，及各家进呈所未及者，皆未尝按类以求，故皎、宣之书独阙也。
三．《提要》谓：“赞宁此书，於武后时人皆系之周朝，殊乖史法。”不知此最合史法也。武后於载初二年九月，既改国号曰周，直至中宗神龙元年二月，始复国号曰唐，此十五年中，事实上为周，史家岂得称之为唐。即如释明佺於天册万岁元年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後人为易於识别，易“大周”为“武周”可也，若必改为《大唐刊定众经目录》，岂非谬甚。赞宁博学，颇讲史法，吴处厚《青箱杂记》六，称其：“曾撰《非史通》六篇，为王禹称所激赏。”固未可以“乖史法”讥之也。
四、《提要》谓：“本书所载，既托始於唐，而《杂科篇》中乃有刘宋、元魏二人，亦为未明限断。”不知本书继道宣书而作，固非断代之书也。前传有阙，後书补之，奚为不可，安得以“未明限断”讥之乎！且本书载唐以前人，不始於《杂科》，卷十八《感通篇》已有後魏、陈、隋五人，卷二十四《读诵篇》又有隋二人。赞宁曾於卷十八隋僧《钦师传》论发明其例，曰：“魏、齐、陈、隋舆宣年月相接，胡不入续传耶？通曰：有所不知，盖阙如也。亦犹大宋文轨既同，土疆日广，良难遍知，纵有某僧，其奈史氏未编，传家无据，故亦阙如，留俟後贤也。”此最合史法之论，撰《提要》者未之见耳。一部《宋高僧传》独阙云门偃禅师传，职是故也。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三
《弘明集》十四卷 梁释僧佑撰
僧佑即撰《出三藏记集》之人，见《梁高僧传》十一。天监十七年卒，年七十四，黑白门徒，一万一千余人。东莞刘勰为撰碑。
《出三藏记集》十二有《弘明集目录序》，以《牟子理惑》始，以佑自撰《弘明论》终，凡十卷。其後续有增入，为十四卷。两《唐志》、晁氏《读书志》皆著录。
《四库》著录释家类第一部，《提要》谓：“梁以前名流著作，今无专集行世者，颇赖以存”云。
本书之体制及内容
本书为总集体，颇类《昭明文选》，故《旧唐志》入总集类。然以六朝佛教之盛，全部《文选》，关涉佛教者仅王简栖头陀寺一碑。此编所录，则概皆阐扬佛教之文，中以书启论述为多，铿然可诵。作者百人，又僧十九人，单第十卷作者已有六十三人，为严可均《全梁文》增益人数不少。序称：“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以今本舆《出三藏记集》所载目录互校，原本十卷，皆梁以前文，後
所增人，多梁代文。今本第九、第十卷之梁武帝，高丽本作“大梁皇帝”，当是僧佑原文，称武帝者，後人追改也。
本书板本及学人利用
本书现在通行者，大别为两种本：一藏本，一单刻本。
藏本又大别为两种：一嘉兴藏本，即所谓支那本；一频伽本。
单刻本又大别为两种：一吴惟明刻本，即所谓汪道昆本；一金陵本。
《四库》所著录者为吴刻本，《提要》言：“末有僧佑後序，而首无前序，疑传写佚之。”以是知为吴刻本也。
藏本有前序，惟吴刻本无前序。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所著录者为支那本，即嘉兴藏本。记中所引者，亦即前序中语，然仍袭《四库提要》之说，谓“是书前无自序”，大可异也。
《四部丛刊》所影印者，即吴氏两《弘明集》合刻本，封面题汪道昆本，循《郘亭书目》以来之误也，因卷首有万历十四年丙戌汪道昆序故。
汪氏在隆、万间颇有名，然序中以梁裴子野为唐人，可谓一言不智。序中康虞之名凡数见：一则曰：“二集并入大藏，如海一沤，康虞抔而出之，易梵荚为儒荚。”再则曰：“二集所辑，具有羽翼功，幸得康虞为之胪传。”三则曰：“康虞之为是举也，殆将发墙面之蒙，解两家之难。”末则曰：“康虞得师达观，抑或可以语此，是集固将流通无间，恶用不佞之言。”
康虞即吴惟明，与焦竑、冯梦桢友善，见《藏书纪事诗》三，紫柏老人弟子。汪序所谓达观者，即紫柏也。紫柏於万历八、九年间倡刻方册藏，改梵荚为方册，即後来所谓嘉兴藏。汪序所云。易梵荚为儒荚”，亦受紫柏影响。嘉兴藏《弘明集》刻於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吴氏捷足，先刻三十年，故万历间流通之《弘明集》，大半为吴刻。梅鼎祚辑《释文纪》、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皆曾利用之。《释文纪》二十八载僧佑《弘明集》前序，云：“见《出三藏记集》，《弘明集》不载。”知所据者为吴刻也。
《四库提要》撰者既未见藏本，又未见《出三藏记集》，故不能补僧佑自序。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所收为嘉兴藏本，而所录之自序，则为後序，此自是张氏之疏，非嘉兴藏本无前序也。陆心源《丽宋楼藏书志》因之，乃亦以佑後序为自序。其实今《弘明集》卷末所载僧佑後序，本名《弘明论》，不名後序。《出三藏记集》载《弘明集》目录，明题此为《弘明论》，本论前数行亦自称《弘明论》，藏本前序亦谓附论於末，则此非後序明矣。然自《四库提要》以来，诸家均莫能正之，奇也。一误吴刻为汪刻，二误後序为自序，三後序固非自序，亦非後序，实乃《弘明论》。
《牟子理惑》问题
《弘明集》卷一载《牟子理惑》，撰者失名，今本有题汉牟融撰者，盖本之《隋志》。《隋志》儒家类有《牟子》二卷，题後汉太尉牟融撰。然太尉牟融乃後汉初人，著《理惑》之牟子乃後漠末逸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