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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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杭州曹籀本，同治八年刻。《越缦堂日纪》十三册言：“曹据庄氏校证本，授杭州尼明净翻刻。曹本妄人，又年老不知校勘，故貤谬满纸。”《日本访书志》言：“近日杭州曹籀重刻是书，言汉阳叶氏有影宋本，为某所乾没，竟不出，至疑之雷击，不知宋藏原本，犹在天壤间。”此即同治间撰《龚定盒文集》题词之曹籀，《定盒续集》四有“纵难送曹生”，即其人。
慧苑书板本
慧苑书板本，亦大别为藏本与儒本。
藏本二种：一、二卷本，宋、元、明南藏等属之；一、四卷本，明北藏及嘉兴藏属之。此书自《开元录》著录，以迄明南藏，皆二卷，明北藏始以一卷分作两卷，嘉兴方册藏因之，故有四卷。
臧镛堂刻本书序言：“镛堂寓吴门时，故友王西林为毕秋帆宫保掌经典，从借唐以前遗书，西林以《华严经音义》四卷写本见示，盖宫保抚陕右时所得释藏本也。读之如获一海外奇珍，旬日间尽录之。後宫保抚山左，招镛堂课孙，学使阮芸台一见首问此书，并出北藏板二卷，属为校讎。始知西藏本为後人改窜，远不及北藏之真，兹悉以北藏为正。”
此序以四卷本为南藏，二卷本为北藏，大误。又生造一西藏之名，乱人耳目。夫所谓南北藏者，指刻板之地，非指藏书之地，若其书得自陕右，即称之为陕右本可也，岂能谓之西藏，况所谓西藏者即北藏耶！自镛堂刻此书以来，竟播
其误於众，诚为可惜。
守山阁钱熙祚刻此书跋亦谓：“陈氏所校二卷本为北本，未见远胜西藏，此为嘉兴楞严寺所刊支那本，卷目舆西藏同，视北本尤完善。”
南北倒置舆臧同，今守山阁所刻者实嘉兴本，而云“卷目与西藏同”，益可证臧所谓陕右本者即北藏也。故凡臧、钱序跋中“南”“北”字样，均须互易，而西藏之“西”字，亦须改为“北”也。
铁琴铜剑楼藏者二卷，当为南藏，亦误称为北藏。惟粤稚堂所刻四卷本为北藏，伍崇曜跋独不误，且声明二卷本为南藏焉，此伍氏之特识也。闻伍跋多出谭莹玉笙手，故其误尚少。
慧苑书儒本五本：
一、臧镛堂本，二卷，叙录一卷，嘉庆四年刻。所刻者为南本，而序误为北本。叙录又有乾隆五十八年录此书序，时所录者为北本，曰：“《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四卷，唐京兆静法寺沙门慧苑撰，近同里孙渊如编修辑《仓颉篇》，兴化任幼植主事辑《字林》，徵引《一切经》、《华严经音义》，而二书始见知於世。《唐志》载元应《众经音义》，而慧苑书未著录，余见而嗜之，手自纂录，凡属梵言，悉从省节，有涉儒义，并列简编，仍存其卷第篇目，俾後人可考也。”
此序与庄炘《玄应书序》，实相呼应，惟将孙、任二君名次互易，知孙渊如曾争此二书发见权也，将於下文述之。臧本与藏本及诸儒本大异者，凡音译之文，悉被删削，仅存义译之文，故诸家称此本为删节本，以其变乱古书也。惟此本刻於粤，板式甚精，最近日本京都研究所将《拜经堂丛书》影印，此本在焉。
二、陈氏丛刻本，二卷，道光间江宁陈宗彝刻。
三、守山阁本，四卷，道光间刻。出自嘉兴藏本，而跋以为视北本尤完善，不知嘉兴藏本即北本也。全书案语均误以二卷本为北本。
四、粤雅堂本，四卷，咸丰四年刻。自言出北藏本，似尚未见臧氏、钱氏之书也。
五、曹籀本，二卷，即取臧氏节录本与玄应书合刻。
二书新印古本
二书板本，现以碛砂藏本为最古。碛砂藏者，苏州陈湖延圣院所刻之藏也。藏刻於宋、元之交，其板久废，一九三一年发见西安开元、卧龙两寺有藏本，上海影印宋板藏经会乃集资二十五万，改梵荚为方册印行之，一九三五年出版。
先是庄炘宰咸宁，得大兴善寺明南藏本玄应书刻之；毕秋帆巡抚陕西，又得明北藏本意苑书传之。曹籀言：“汉阳叶润臣有影宋本玄应书，为人所乾没，遂不传。”不知西安开元、卧龙二寺，与咸宁大兴善寺同在一城，而陕抚又即驻西安城内，其中即有宋、元佳本，乃瞠目而不之见，必待百余年後，始获见之，岂非吾人大幸。
此本之佳处，在一语一行，朗若列眉，最为清楚。二书原编“阶、纳，陛、弁”四号，即今影印本之四五八至四六一等四册，弁册之後半，即为慧苑书。惜碛砂藏无影印单行本，不可谓非失察。
二书之流行及利用
二书久在释藏，然未有人注意。焦竑《国史经籍志》释家类收罗释典最多，二书独不著录；乾隆初，翻刻全藏，二书亦独被遣落。乾隆四十七年，任大椿撰《字林考逸》，始利用之，然任书出後，归安丁小疋杰谓曾著是书，稿存任子田处，子田窃而刻之，作书遍告同人，事见江藩《汉学师承记》六。然《字林考逸》为谁作，乃另一问题，最初利用两《音义》者为《字林考逸》，则尚无异议。
乾隆四十九年，孙星衍刻《仓颉篇》辑本序，言：“顷礼部仪制司任君大椿集《字林》八卷，索之弥月，始获一见。星衍以戊辰之岁，读书江宁瓦官寺合，游览内典，见元应《一切经》并慧苑《华严经音义》，引《仓颉》为多，随加钞摭，兼采儒书，阅五年矣，粗具条理，刊而行之，庶亦小学之助。”
据此序，孙君之意，以为发见两家《音义》者自我，非得之《字林考逸》也。然所谓戊辰者何年，谓乾隆十三年乎？则孙尚未生；谓嘉庆十三年乎？则序作於乾隆四十九年。序中所谓阅五年者，无非显明其在《字林考逸》之先，而未察“戊辰”二字之无著也。岱南阁本《仓颉篇序》如此，《问字堂集》四载此序亦如此，二者均孙君所自刻，何谬误若此！吾欲为孙君解释，谓戊辰为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之讹，则在《字林考逸》之前矣，而舆阅五年之说不合。张绍南为君撰年谱，以阅藏事隶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与五年语合矣，然何解於自序之戊辰。《仓颉篇》辑本初稿，乾隆四十六年辛丑曾篆刻於西安，其本今罕见。其自序则北平图书馆印《孙渊如外集》收之，中有“猎於儒书，以及异端”之句，疑曾采藏经音义，然吾未见其本也。北平馆跋语误以乾隆四十六年为二十二年，孙君以乾隆十八年癸酉生，是时才五岁，何能著书？推其致误之由，盖以辛丑为丁丑也。然对戊辰之解释，终无所补益，则姑以疑案存之可也。
乾隆四十九年孙君序又谓：“元应、慧苑之书，世多不传，南宋人博雅如朱子、王应麟，亦未之见。中引古书尤多，足舆陆德明《经典释文》并垂於世，星衍又尝揄扬其实，属友刊行焉。”则其後两书之刻，孙君亦自以为功，可见其念念不忘两书之发见权也。平情论之，两《音义》之流行，《字林考逸》、《仓颉篇》辑本，均不可谓无功。然自宋以来，两《音义》具存，未尝亡佚，儒家诸本，迭经写刻，终不如藏本之古。今後学人所当致力者，一则慧琳《音义》复出，已将两《音义》收入其中，可资校勘；二则丽本所传两《音义》，与宋、元、明本大异，亦堪互证。日本缩刷藏，支那本与丽本并收，最为有见，惜乎频伽本以两《音义》外间多有，竟将丽本削而不收也。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四
《一切经音义》百卷 唐释慧琳撰
《续一切经音义》十卷 辽释希麟撰
琳书与玄应书同名，凡《开元录》入藏之经，悉依次音之，有旧音可用者用旧音，余则自撰。麟所续者，《开元录》以後至《贞元录》之经，续琳书，非续玄应书也，故合论之。
二书在清末为显学，其内容体制与玄应，慧苑书同，而部帙数倍之，其可贵自不待言。兹特略其内容，而言其历史。二书通行者有日本板，及频伽藏影印本。
慧琳希麟略历
慧琳，《宋僧传》五有传：“唐京师西明寺僧，姓裴氏，疏勒国人。始事不空三藏，印度声明，支那训诂，靡不精奥。尝引《字林》，《三仓》，诸经杂史，撰《大藏音义》一百卷，起贞元四年，迄元和五载绝笔，贮其本於西明藏中，以元和十五年庚子卒於所住，春秋八十四矣。迨大中五年，有奏请入藏流行，近高丽国偏尚释门，周显德中，遣使齎金入浙中求慧林《音义》，时无此本，故有阙如”云。
疏勒为汉时旧地，在今新疆南路喀什噶尔。《通典》言：“唐时其国王姓裴，侍子常在京师。”颇疑裴姓乃中国人，国於此地，慧琳其支属也。博通梵汉，综贯玄儒，在唐代西北耆旧中，当首屈一指。宣统初纂《新疆图志》，其人物传绝不闻有此类之人，殊可诧也。传中有可注意者，贞元四年始撰《音义》时，琳五十二矣，至元和五载书成，琳已七十四，中间凡二十三年，老而不倦，为可敬也。惟此据《宋僧传》言之，赞宁未见其书，当另有所本。据本书景审序，则言建中末年创制，迄元和二祀而成，舆《宋僧传》所言，相差数岁。然费时二十余年，书成时年过七十，则二说尚无大异。
《宋僧传》谓：“周显德中，高丽国遣使入浙，求其书不得。”所谓浙，指吴越国，赞宁讳言之。《宋僧传》廿五《行蹈传》谓：“慧琳《音义》不传，瑫述《大藏经音疏》，行於江浙”，亦指吴越国。然当时中国不统一，吴越无其书，未必他处无其书也。试以希麟之书证之，麟所续者琳书，使麟不见其书，则又从何续起。希麟者，燕京崇仁寺沙门，其自序谓：“唐建中末，有沙门慧琳，棲心二十载，披读一切经，撰成《音义》总一百卷。依《开元释教录》，从《大般若》，终《护命法》，所音都五千四十八卷。 自《开元录》后，相继翻传经论，及拾遣律传等，从《大乘理趣六波罗密多经》，尽续《开元释教录》，总二百六十六卷，前音未载，今续者是也。”据此，则麟曾见琳书，知燕京有其本也。希麟序无年月，然卷五“旃蒙岁”条下，谓：“旃蒙为唐代宗永泰元年乙巳，到今统和五年丁亥，得二百二十三年。”则麟书实撰於宋雍熙四年，与《宋僧传》同时。江浙无是书，燕京何得有是书，言宗教不能不涉及政治矣。
《慧琳音》，大中中虽曾奏请入藏，然广明之後，长安迭经兵燹，经典自易散亡，燕京地处边隅，人习“诡随之俗”，金世宗所谓：“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故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琳音》舆圆照《贞元续开元录》之能保存，及传至高丽者，亦以此，此谈政治，文化者所不可忽也。
二书之流行及利用
乾隆五十一年，庄炘刻玄应《音义序》已知《宋高僧传》有慧琳《音义》，但恨其不传。然乾隆二年，日本已有刻本，清人不知也。《书目答问补正》謂：“其书见唐《艺文志》，乾隆七年日本重刻。”均不确。光绪初，中日通使，馆员始发见其书，认为舶来佳品，渐有以相馈赠者，会稽陶方琦即利用之以补辑《字林》、《仓颉》；《越缦堂日记》于光绪六年十二月及八年十月、九年十二月，皆曾记是书；十四年陆心源刻《唐文拾遣》，卷二十七采本书景审序，二十九采本书顾齐之序；十八年山阳顾震福利用之以撰《小学钩沉续编》；二十二年陈作霖撰本书《通检》；二十七年杨守敬刊《日本访书志》，於是士林无不知有是书矣。
惟光绪二十二年缪荃孙辑《辽文存》，独不收希麟《续音序》，盖不省为辽僧也。三十年王仁俊辑《辽文萃》，卷二补希麟序，乃举五证以明之，实则麟之为辽僧，本书卷五已自言，无烦多证也。
辽时文化本陋，惟燕云十六州为中华旧壤，士夫多寄迹方外，故其地佛教独昌，观缪、壬二家所辑遣文，属佛教者殆十之六七。京西大觉寺，有辽咸雍四年《清水院创造藏经碑记》，言：“有南阳邓公，舍钱五十万，募同志印《大藏经》，凡五百七十九帙。”足为辽有藏经之证。其数比《开元录》之四百七十九帙，且有增加，故慧琳、圆照．希麟之书，不载於宋藏者，均存於辽藏。《辽史》廿三《道宗纪》：“咸雍八年十二月，赐高丽佛经一藏。”此高丽所以有慧琳、圆照之书也。然元至元二十二年撰《法宝勘同总录》，卷十，慧琳、圆照、希麟之书，皆已著录编号，是元时本有其书，不待清末始复得之日本也。
至日本之得是书，当在明天顺间大将军源义政向朝鲜请得全藏之时，见本书卷首纪事所引《善邻国宝记》。陈作霖《通检序》谓：“历千载而云遥，寄三韩而亡恙，直至明神宗之代，倏遭平秀吉之师，人府先收图籍”云云，非事实也。今将琳、麟两《音义》流行表录後：
西八一O 元和五年，《慧琳音义》成。
八五一 大中五年，奏请入藏。
八八O 广明元年，黄巢入长安，《慧琳音》存京师
者亡。
九三六 後唐清泰三年，《慧琳音》存燕京者，随燕云
十六州入契丹。
九五五 周显德中，高丽求《慧琳音》于浙，不获。
九八七 辽统和五年，燕京沙门希麟续《慧琳音》。
一O七二 辽咸雍八年，高丽得《慧琳音》于辽。
一二八五 元至元二十二年，《法宝勘同总录》著录《慧
琳音》。
一四五八 明天顺二年，日本得《慧琳音》于朝鲜。
一七三七 清乾隆二年，日本翻刻《慧琳音》》。
一八八O 清光绪初，中国复得《慧琳音》于日本。
一九一二 民国元年，频伽精舍复印《慧琳音》。
罗振玉《面城精舍杂文》甲篇有《慧琳音义跋》，云：“昔孙伯渊得玄应书，已诧为秘册，今慧琳书又数倍於玄应，九原可作，当以此夸示孙伯渊，其快意为何如。”惜乎清人所谓小学，至是已成强弩之末，罗君乃利用之以考史，如敦煌发见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首尾残阙，罗君据《琳音》卷一百所标难字，知为慧超书。吾人近考《四库提要》惠敏《高僧传》之譌，利用此书卷八十九，知为慧皎书之前帙，皆在声音训诂之外，亦在乎善用之而已。
《汉孳室文钞》正误
《琳音》复出，陶方琦用之甚早。陶光绪二年进士，曾督学湖南，卒於光绪十年。所著《汉孳室文钞》，有《绍兴先正遗书》本，关涉两《音义》者，不止一首，其中有偶误者，不得不加纠正，非敢掎摭前人，欲借此为轻於立言者戒耳！陈东塾尝言：“吾党切不可轻易立说，立说而误，又烦後人驳正，此书籍所以日多也。”书多亦何妨，但本无事而自扰之，诚可不必。
《汉孳室文钞》四，有《书〈众经音义〉中〈大般湟盘经〉及〈妙法莲华经音〉後》曰：“唐释元应《众经音义》卷二有《大般涅盘经》四十卷，卷六有《妙法莲华经》八卷，相传为释元应撰。近余读《大藏音义》，知《大般湼盘经音义》两卷，乃释云公撰；又音《妙法莲华经》八卷，注云沙门大乘基撰。是二经音义，非元应书也。”
正曰：《湼盘》、《法华经》有玄应音，又有云公及大乘基音。慧琳《音义》卷二十五《湼盘经》用云公音，二十七《法华经》用大乘基音，而不用玄应音，事本平常，安得因此遂谓玄应书之二经音义，非玄应撰也。
《文钞》又谓：“元应之书，初无自序，其序乃终南太一山释氏撰，而不得其名。今观《大藏音义》，於《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