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恩仇录-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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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插言：“委员长这一点是绝对超人的，作为领袖，确属难能可贵。”
蒋介石止住胡宗南，说道：“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以往如何待人，你们是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我身为长官，自觉不足为训。”说到这里，咽下口唾沫，正正身子，骤然间加重了语气：“张汉卿常对我说，他有老子，他跟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我走。他劝我搞法西斯组织，说什么‘国民若是不甘做亡国奴，非得大彻大悟、信仰领袖、拥护领袖不可，我们国民应有耐心，要给领袖一个充分试验的机会。’说的比骂的还要好听。可现在他竟如此，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满厅里鸦雀无声，蒋介石的声音凌厉而尖刻。
“张汉卿有什么军人品格？打不过共产党，就向共产党投降；还吹牛皮要打日本，如果打不过日本，还不是要向日本投降吗？”他拍打着茶几逞威，“他的部队正在火线上牺牲，他和王以哲竟秘密跑到陕北与敌人议和，这怎么对得起部下，怎么对得起长官！王以哲身遭横祸，这是上天行罚，罪当诛之！”
宋美龄见他脾气太大，又见杨虎成半低着头，脸色很不好，忙端起盘子里的水果给各位分发，边分边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嘛，汉卿又在溪口，就是吸取教训，也可以慢慢讲嘛。”她这样一说，蒋介石的话调才渐渐缓和了些。
“张汉卿是这样一个人，虎成竟跟着他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幸亏还没有荒谬到底，假如说昏天黑地中不肯回头，还能有今天吗？！张汉卿这些天自我反省，已经初步认识了自己的一些错误。我认为无论哪一个人，‘知错能改即圣贤’，能认识过错就能得到原谅，也就会有他的前途，我向来这样看人的。比方说唐生智，也曾背叛我一次，可是他表示真诚悔过，我不是还照样信任吗？！这是我向来的作风……” 蒋介石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
目光下视、默不作声的杨虎成，在蒋介石说完后只说了一 句：“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
第二天，蒋介石约杨虎成单独谈话。
蒋介石问：“事变解决后，中央对你的部属进行了处置，这样安置有没有不当之处？”
“没有意见。”杨虎成回答。
蒋介石又问：“经过此次事变，你在这样个环境中继续任职，情感上是否觉着有不方便的地方？”杨虎成没吭声，他马上又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你继续任职，各方面会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考察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由政府负担，启程的具体时间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方便的话，把谢葆贞和孩子都带出去转转……” 蒋介石这一着棋，杨虎成作过揣测，当着蒋介石的面，他只好点头应允。
从内心讲，杨虎成不愿意离开陕西，不愿意脱离十七路军。久经沙埸的战将一旦脱离了自己所凭依的部队，无异于跤龙失水。张汉卿已经是失水蛟龙了。从杭州回到西安后，虽然蒋介石已经给他下了“革职留任”的处分，他仍密切注视着华东的紧张局势。他觉得经过此次事变，蒋介石怎么也挡不住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了，一旦抗战爆发，他就会投入战场而不再出国。
四月十六日，四月三十日，蒋介石两次来电，催促杨虎成起身，十六日电是让顾祝同代为相催的，电文里有这样的话：
总之虎成如磊落态度，听命辞职，则照中正在杭所谈者，毅然行之，不应提出任何要求条件，亦以至诚。
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等人联名给蒋介石去电报，说明杨虎成将军患高血压病，请求准杨缓行，蒋介石不许。
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诚，带着众位高级将领联合请求宋子文、宋美龄转恳蒋介石的电文前往上海，飞行途中，过郑州时，《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也上了飞机，二人相识，闲扯起来。张季鸾问：“杨主任何时去洋？”
“尚在洽商之中。”李维诚答。
张季鸾悄声说道：“老蒋对张、杨恨之入骨，日后恐怕是凶多吉少，你老兄最好是超脱一些。”李维诚没有回答。
到了上海的第二天，李维诚在中国建设公司见到了宋子文。在西安营救蒋介石时，宋子文见了无论谁都面带微笑，和善之至；尤其对杨虎成及杨虎成身边的人，简直要作揖叩头。现在则大大不同了，摆出一副十足的官僚架子。李维诚呈上联名电文，说明了来意。宋子文看了一遍，慢吞吞地说：“这个请求没有什么好处。这对他说是维持纪律的最轻的处分，是经过研究的。他只有赶快来沪准备去洋。”
“他有些病……”
“如果有病，来上海医治也比西安强些。”
李维诚有些愤然：“这个意见我当然可以转达，但他的部属都在整理队伍，待命杀敌，不免有些难舍难分。再说，陕西人心实，他们一直相信委员长的诺言和你宋先生的保证，所以才联名，诚恳地请你转达。”
宋子文冷冷地说：“你再不要提陕西人了。委员长说过，‘陕西人野蛮透顶，过去就出过李自成、张献忠、犯上作乱有传统。’”
李维诚气得发抖：“我想亲自见见委员长。”
宋子文说：“委员长现在上海，正医治在临潼造成的牙疼、腰伤，脾气很大。我即就是委婉进言，他也决不会采纳。你最好不要去见他，增加对他的刺激。”
“那么蒋夫人呢？”
“她一个女子，哪儿管这号事？！”
离开建设公司，回到寓所，李维诚关上门，大哭了一通。
离开西安之前，杨虎成在新城公馆里会见了十七路军的主要将领。大伙议论纷纷，有人提议：“杨主任不能离开部队，更不能出国，既然被撤职了，可以以养病为由，住到耀县的药王山上，北面邻靠红军，与蒋相抗，等候时局变化，尔后再行出山。”
许权中非常激烈：“我率领我的部队担任警卫，中央来硬的，我们就和他硬干！”
许多人赞同这个提议：“蒋介石逼人太甚，在杭州说好的‘启程时间暂且不定’，现在却连连逼迫，这安的什么心？！”
杨虎成制止住众人：“张副司令与我举行了这次兵谏，为的是改变国策，挽救民族危亡。看目前的情况，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尚未最后翻脸。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相命脉的大事。我们不能让蒋介石抓住把柄来背弃在西安谈妥的条件。只要能实现全国统一抗目，就是把我个人牺牲了，把我们十七路军牺牲了，我认为都是值得的，是有意义的！”杨虎成动了感情，在场的许多人淌下了热泪。
五月二十七日，天清日丽，惠风和畅，杨将军即将飞离西安而前往上海的消息传遍了西安古城，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学生、各界爱国人士和市民，还有十七路军的官兵，从各条街巷向西郊飞机场汇集，飘飘彩旗下奏响着各样乐器，男女老少高呼着起起伏伏的口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拥护八大主张！”
“欢送杨将军！”……机场上更是人山人海，部队吹起了礼号，从乡村赶来的大锣大鼓和军号声、乐器声竞相起伏，响彻云霄。杨将军从人海甬道中缓步行进，挥动帽子，频频向人流致意，两旁排列的队伍争先恐后同他握手，许多人激动得热泪满面，说不出话来，甬道多长哟，杨将军足足走了一刻钟，才来到欧亚航空公司的客机旁边。这样盛大、这样隆重的送别仪式，在西安是空前的。学联的学生代表挤到飞机前，将几册题名为《故乡花草》的纪念册赠送给杨虎成，这是许多学生用来自终南山的一系列植物标本分贴的。杨将军捧住它，手微微有些颤抖。关中的土地，故乡的人民似乎有某种预感，在这一天是分外的激昂，分外的深情……杨将军在舱门口连连招手答谢，高呼：“朋友们，同胞们，再见！”他声气宏浩，声音象远雷一样掠过人海，掠过晴空……
也就在这个机场，蒋介石脱险才五个来月，他就用一根有形无形的丝线，将杨将军调离了西安，调离了这块自小生养他的土地。离开古都了，飞机飞得很稳。杨将军的秘书发现，有一个头不蓄发、身穿朴素蓝制服的旅客同杨将军并排坐着，二人你一句我一句说不完的话。
秘书有意走过去了认一眼，哦！是周恩来先生！另一边是邓宝珊先生。周先生是冒着危险，去国民党的后方为杨将军送行的，这是谁也想不到的事儿。
在杨虎成从西安尚未启程之前，为了早些料理出国的一些琐事，谢葆贞带着七岁的孩子杨拯中和副官张遇春早早赶到了上海，住在十七路军南京办事处事先联系妥的“新亚酒店”五楼房间里。为了安全，他们在旅客登记为“孙”姓。李维诚住在谢葆贞隔壁房间里进行照料，办事处主任晁晓愚从南京特意赶到上海，住在西藏路“一品香饭店”安排有关活动。
一天早晨八点多钟，李维诚正在谢堡贞房间里坐着扯闲，茶房敲门进屋，递上于右任的一张名片，说道：“于院长公馆来了一位副官求见。”于家与杨家是老交情，虽然于右任这个“宣尉使”在潼关碰了一鼻子灰，对杨虎成生过一番闷气，而两家私下的密切情谊却并未因此而中断。于公馆在静安路静安别墅里。谢葆贞是西安远客，来副官求见，是很自然的。
李维诚发话：“请他进来。”
进门的副官皮鞋锃亮，分头上打了蜡，模样白白净净。他向李维诚和谢葆贞一一鞠躬。向谢葆贞鞠躬时，问道：“是杨太太吗？”
“是的。”谢葆贞小声回答。
“鄙人是监察院的副官，名叫张庆善。今天早晨，院长公馆炖牛肉，大阿婆（于佑任的老夫人）派我来请谢先生和少爷一同去吃肉，现在请您收拾一下，公馆的汽车已经来了，在门口专候。”
李维诚是陕西银行经理，人情事故极是精细，他登时生出几个疑点：“于公馆即使炖牛肉请杨夫人，为什么昨晚上不事先来电话打个招呼？今早上打电话也行，为什么没有电话，却派来一位副官？这副官怎么这等俗气，还拿着院长的名片作证明呢？这里酒店中新式汽车很多，专供宾客出入，为什么还要派车“专候”？谢葆贞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李维诚，李维诚笑着给张副官回话：“好罢！请您先回去，谢小姐稍事收拾，也就去了。”
副官又问：“我是不是在外边稍等一等，同太太一同去好些？”
“那不必，这里的汽车也很方便，都是自己人，请不要客气。”李维诚说。
张副官不好纠缠，即告辞退出。李维诚送他到屋外后，立刻拨出于佑任公馆的电话，电话里异常惊讶：“哪有这回事？！”李维诚恍然大悟，知道那家伙是鬼蜮之徒，忙问茶房：“刚才那位副官呢？”
茶房说：“下楼去了，走了。”
李维诚连忙拨电话找来办事处主任晁晓愚一面将于佑任那张假名片递给他看，一面擦着汗水说话：“这次来上海并未露出真名实姓，这些人怎么会知道呢？”
晁晓愚说：“不单是知道得一清二楚，欺骗手段也是高明异常，多玄乎呀！”
谢葆贞也惊出一身冷汗。她说：“刚才如果没有李经理在这里，恐怕就要闯下大乱子了！这里不能再住了，咱们另找个妥善的地方。”三个人坐着想了想，李维诚说：“这里怎么也不能待了。咱们是不是先回西安？”
谢葆贞说：“虎成很快就来，咱们这样往返，恐怕不合适。”
晁晓愚说：“那么，南京呢？”
谢葆贞说：“虎成他最讨厌的就是南京。”
李维诚说：“那就在本市寻个地方。你在宋子文先生和于院长他们两个公馆中考虑一下，看哪家比较合适咱再和他联系。”
“当然于家是熟悉多了。”谢葆贞答。
当李维诚和晁晓愚坐汽车前往于公馆进行联系时，途中又扯起方才的事：
“活见鬼！怎么会出这号事！”
晁晓愚压低声音说：“早就传说谢先生是共产党，会不会是军统那边盯住她了？”
李维诚摇头否定。他说：“上海华洋杂处，坏人很多，绑匪拉票，抢人卖人都是有暗网的，况且谢小姐才二十三岁，长得又那么标致。所以她的安全问题，实在是大意不得！”
晁晓愚若有所思：“李经理，政治这玩艺儿复杂极了。你可不要低估了委员长呀。他表面上温和宽厚，肚子里的弯弯曲曲可稠着哩。”
杨虎成出国以前，十七路军的重要干部赶到上海送行，一天晚上，在祁连路的临行寓所里，杨将军对赵寿山、孔从洲说下了许多体己话。杨虎成很激动，这个晚上的话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十七路军是由辛亥革命以前一部分被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组合成的，长期以来是一群合伙的弟兄关系，从民国初年到靖国军收拢，退到陕北，有了和共产党的合作以及安边教导队的举办，为参与北伐战争准备了条件。留在关中的部队一九二九年开到山东经过整训，才成为一支象样的军队。一九三0年回陕，大旗下共有六万人马，成为陕军中硕果仅存的部队。十七路军能在动荡风云里站住脚，倒不是我杨虎成有什么能耐，关键是我们能够跟着时代潮流前进，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国家民族的需要方面。
“这次‘兵谏’，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扣了蒋介石使他没脸再打内战了。所谓“停止内战”一点，大体上有了眉目。剩下的一半‘救亡抗战’，我能不能亲身参加很难说。你们相处几年，比较了解，内部一定要精诚团结，舍此，就会被蒋介石肢解
消灭。我们是国民党军队中首先提出抗日的部队，要在抗日战场上积极作战，有了好战绩，得到人民的支持，他蒋介石就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最重要的一点，我谈谈我们和共产党的关系。靖国军队失败后到了陕北，我和共产党有了接触，投入了大革命的行列，从榆林南下的时候，就是那么几千人，但声势很大，打败了北洋陆军第七师吴新田，坚守了西安，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日益走向反动，我们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因此有了在皖北的合作。皖北暴动失败后，我们对共产党虽然还未失望，但对他们当时的政策接受不了。部队回陕，我们只能通过南汉宸、杜斌丞他们作些抗日救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卖国投降活动一步紧跟一步，而我们这时候和共产党的关系也不睦，以致有张汉民的牺牲，使我非常苦恼。过去有一朋友告诉我：“中国历史上各王朝的灭亡，不外有三个因素――外戚、宦官、藩镇，有一于此，这个王朝便要覆没。蒋介石已兼而有之，再加上外界有了强敌日本，内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蒋介石这个统治绝不会长久。一九三五年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接着毛泽东先生又派汪锋带他的亲笔信来找我，要建立统一战线，我觉得共产党的政策对头了，我们有了合作的条件。毛泽东之所以要主动找我们，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的，他从我们以往的历史出发，知道我们不是封建军阀，是一支革命队伍。
“这次事变，全国上下一致喝采。我们这个摊子纵然这一次摔掉了，也摔得值，摔得响！你们心中有数。中国军阀全部败在蒋介石的手里，我杨虎成缠不下蒋介石，你们更缠不下他，能缠下蒋介石的只有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你们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我告诉你们：“我们住渭北，北边是朋友，南边是冤家；北边是光明，南边是陷井。到了蒋介石压迫我们，我们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