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策副篇-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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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至少保持了国家基本行政管理、社会秩序以及国家版图的统一，在无政府的“索马里化”局面下任何一支具有暴力武装的地方军队都可以接管地方政权，任意侵犯国民的财产和生命，随意破坏国家的基本法律法规，每个军阀都可以自行颁布政令和法令，可以随意实施处决，国家的基本行政秩序陷入彻底崩溃的局面。更为惨痛的是，在解体原子化的局面下，分裂势力必然利用他们看来的“千载难逢”的所谓民族独立的机会，借机分疆裂土，谋求从中国永久地独立出去，因为中国的各路军阀和“中央政府”之间正在发生混战，根本无力顾及边疆地区的安危。辛亥革命之后，外蒙古利用这样的机会借机独立，西藏和新疆也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险些独立成功，中国的现代版图和五族共和的局面陷入空前危机之中。
再来看1911到1949年之间的中国，当时的严重困局期待秩序重建：那就是需要有某种政治力量用强有力的动员手段，统一中国，彻底结束中国毁灭性的解体原子分化局面，迅速建立有效的中央政府的统治，以强烈的意志和力量扭转中国文明所呈现的衰势和颓势，将中央政府的政令和法令贯彻到全国任何一个角落，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如果不迈出这一步，那么后面的市场经济、界定民权、法治国家、民主政治和功能分化就根本谈不上。没有一个有效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民族国家，以后的一切恐怕都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今天读到毛主席的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真的可以体会到这其间的深意。客观地分析，当时的中国处在现代化道路上第一个基本阶段的入口处，也就是民族国家构建的阶段。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无论是任何政治力量，其名称可以叫甲党，乙党，丙派，丁团体，也可以信仰A思想，B主义，C路线，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种政治力量，哪个政治团体，利用哪种政治思潮和主义，能够率先建立强有力的组织，能够率先以强有力的力量动员中国的基层，能够利用强大的组织能力统一中国，能够打破中国千年的乡土社会和家族分割的局面，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明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并不是一句刻板的政治宣传口号，而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历史规律，至少我今天是坚信这一点的。
其实，“一个政党，一种主义，一个领袖”这样的观点并不是毛泽东，也不是蒋介石提出来，而恰恰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孙中山先生在民主革命屡遭挫折之后，受到十月革命后列宁思想的影响，接受了这种我们今天看来近乎集权专制的思想观点。但是细细想一下，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在中国处于“索马里”化的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任何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中国政治力量都会先暂时搁下我们最终希图演进的现代化彼岸目标，因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在太遥远。国民党提出的“军政”、“训政”和“宪政”的三阶段目标正是经历了无数挫折和失败后更切实际的渐进改革目标，这跟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改革和制度建设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和共产党正是中国两支最进步和最有希望把中国引向现代化之路的政治力量。我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关键不是政党和主义的争斗，而是一个是否有能力建立民族国家的问题。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袁世凯政府是一个中央政府权力极度衰弱的政府，其实际控制的范围就是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袁世凯也许当时有机会建立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秩序，但是其称帝的丑剧让袁政府四面楚歌、声名狼藉，使中国滑向了更加混乱的军阀混战的解体原子化局面；1927年的南京国民政府比北洋军政府迈进了一步，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大陆，蒋介石政权也曾作过努力和尝试，建立一个更有作为的中央政府，并进一步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然而南京政府的效能依然非常有限，其真正实际控制的范围即使是在南京政府最强大的时候，也不过是山东、安徽和江西的部分地区和江苏、浙江、上海全境。中央政府的实际管制效能局限于五到六个省市，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各路军阀仍然实际控制不同的地区，桂系军阀、湘系军阀、山西军阀、云南军阀、新疆军阀、四川各路军阀实际控制中国的各个地区，更不要说国民党还远远没有动员基层的能力，也无意去实行土地改革，把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范围从点线扩展到整个国家的平面上。尽管对南京政府的现代化努力今天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给予正面的肯定，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中国“索马里化”的危局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中国依然处在割据军阀加乡土社会的原子分化局面，维系“中国”存在的只是中国人历史上形成的精神纽带和文化联结，如果不是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的话，“中国”极有可能在这种危局下土崩瓦解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革命的成功不仅象征着党派斗争的成功，更象征着中华文明在面临衰落、崩溃甚至毁灭中迎来的新希望，是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凤凰涅磐，是中国崛起大戏剧的开端。新中国的头二十七年，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二十七年，也决不是跟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崛起断裂的二十七年，相反，正是因为有了这二十七年，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才会有今天这样波澜壮阔的局面。过去笔者跟许多同时代的学生一样，对新中国的这二十七年了解甚少，不太感兴趣，而且认为这二十七年就是“反右”、“大炼钢铁”、“自然灾害”、“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负面事件的结合体，对今天的中国没有什么正面意义。恰恰是在出国后，接受了社会学的专业训练、并开始懂得数据分析和实证分析以后，再回头看新中国的这二十七年，真是感慨万千，既感慨自己过去的浅薄无知，又反思这种不愿深入去了解一个时代、但却轻易下结论的判断在先的认知模式。年少时候的我很有爱国热情，但是思维非常简单，总是一切向外求，向西方寻求，在国外十年后，却反而变得更加喜欢向内寻求，寻求本国文化、历史、传统和制度环境中独特的现代化遗产和现代化动力源，当然更加结合了当前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感觉到看待问题的角度竟是与十年前完全不同了。好了，有点扯远了，现在回归正题，来看一看，新中国的二十七年中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贡献。这里将超越简单的好与坏的价值判断，而是着重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新中国二十七年为我们留下的重要的现代化遗产：
—— 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中国领土范围内的“索马里化”和解体原子分化的局面。诸路军阀分割国家政权和各自为政的局面被一个具有强大效能和动员能力的中央政府所取代。
—— 相对于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新中国政府统一了政令，作到了政令有效地推及全国，并建立了远超过上面三个政府治理下的税收汲取能力（中国崛起策二十二将详细谈及）。
——中国基本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尽管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政府效能也是漫长的，但是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没有任何平行国家体如军阀、军头、游击队、流匪和大家族等可以截取国家的权力。中国完成了欧洲国家持续了近两百年的民族国家构建过程。
——国家通过土地改革消除了现代化最重要的障碍，并在基层农村通过政治运动和土地分配建立了强有力的基层动员能力。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政权仅仅通到县级一层的局面被彻底改变。大家族的解体虽然从文化角度和人类文化学的观点来看殊为可惜，但是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却是必然要走的一条路。只是新政权的政治动员模式过于激烈，来的速度过快过猛，在人们还没来得及讨论“传统和现代”的课题的时候，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了土地分配的问题，瓦解了中国数千年的家族势力、乡绅统治和乡土社会，其副作用当然是很大的，但是却为中国现代化扫除了无比棘手的障碍。
——尽管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人民公社是生产效率低下的和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但是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它却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农村地区和乡土社会第一次被纳入了国家的行政规划和行政管理之中，中国千年的乡土社会和原子分化的局面被彻底改变。国家的治理能力不再仅仅限于几个核心的点和由这些点联结而成的线上，而是真正扩展到广大平面地区。这样的历史性巨变堪称是划时代的和具有转折意义的。从此中国历史摆脱了各个朝代治乱的平面循环怪圈和始终没有实质进步的局面，而真正把中国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从此，中国农民的认同感不再只是对家族的认同，而是对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强大的国家和政府的认同。“国家”概念的迅速扩展见证了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而这在新中国政府成立后仅仅10年就基本完成了，这是何等的伟业？
——农村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也见证了新政权的基层动员能力和庞大动员规模，为农业的稳定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人民解放军在建国初期剿灭了湘西、四川和云南的数百万土匪，而这些土匪力量从明清、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就长期存在，没有任何一种政权力量和地方军阀力量试图或是能够作到全面剿灭西南的土匪，因为西南的山区和险峻的地貌为土匪提供了永久生存的土壤。不要低估了新政权剿灭西南土匪的重要意义，否则的话，今天的中国将出现“菲律宾化”和“印尼化”的局面，国家每年会花费无数的财政资源和国防力量跟流匪进行无止境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在东南亚数国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政府军和匪军的战争在这些国家也不会停止。如果不是新中国强大的动员力量和组织力量，考虑到中国国土幅员之广大，地形和地貌之复杂，我们不知道还要花多少力量去“剿匪”，这势必将严重延缓中国现代化进程和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
——尽管西藏问题让中国在国际上倍受争议，但基本事实却是，新中国政府第一次在历史上直接控制了西藏和实现了对西藏的行政管理。如果不是新中国政府，可以想见的是，中国版图就不会是今天的形状。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政府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全国的卫生体系和医疗系统，并消灭了麻风、天花、麻疹、乙脑、流脑、血吸虫等传染病，而这些传染病在中国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之久，对人民健康危害性极强。五千年中华文明历史上从来没有哪届政府能够完全消灭这些疾病，如果不是新中国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并建立全民卫生保健系统，我们还要面临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许多可怕的高发传染疾病扩散的局面。今天的中国民众去南亚旅游，在城市街道上就会看到很多患有可怕传染病症的病人，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让我们避免了上述局面。新中国在教育、扫盲和公共卫生医疗方面的成就让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建国前的 35岁提高到1978年的68岁，这都是在中国生产力极低的条件下完成的。1978年在阿拉木图召开的世界卫生会议上中国的公共卫生制度被列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成为后进国家的学习目标。中国的卫生制度和公共教育培育了人力资源，为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在今天国内为中国是否应该参加抗美援朝这场战争激烈争论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这场战争是真正确立中国大国地位的一场战争。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的确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场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但是对于一向以欧美中心主义看待世界的欧美民众来说，他们对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不甚了解，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和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即使欧美历史学界对中国的抗日伟业也是轻轻带过，他们往往认为亚洲战场的战争就是太平洋战争，就是美日之间的对决，是美国打败了日本。这样的观点也深深根植在日本右翼的思想中，他们认为日本是败给了美国的原子弹，而不是败给了中国，所以日本右翼在二战后对中国依然非常蔑视，非常猖獗。真正树立中国民族自信和大国地位、并表现出中国人英雄气概、卓越的军事能力和民族精神气质的就是抗美援朝战争，当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大的民族牺牲和伟大的民族精神逼退了世界超级霸主、曾经战胜过日本人的美国的时候，世界震撼了，日本人震撼了，日本右翼更被震慑住了，他们突然发现，面对他们的是一群新的中国人，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有着强大民族精神的新中国人。新中国成立后，抚顺日本战俘营的管理员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幕。当时，许多顽固不化的日本战犯拒不承认战争罪行，还非常顽固骄傲，而当抗美援朝志愿军胜利的消息传来后，这些骄傲的日籍战俘低下了头颅，开始认识到即使打败日本的美国都再也无法保护他们，并开始低头认罪。日本战后的政府也正是在抗美援朝后开始同新中国政府外交联系的。当周恩来总理1955年参加印尼万隆会议的时候，许多国家对新中国显示了敬畏和佩服，这样的心态转变在抗美援朝之前是无法想见的。抗美援朝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尊严，赢得了对手的尊重，保证了中国未来几十年的领土安宁和现代化建设，真正振奋了中国人近百年来颓废的民风和士气，体现出了中国人独特坚韧的民族精神。 面对前人用巨大的牺牲换来的今天中国大国崛起的局面，我只能用“无比感恩”一词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当然，对于新中国头二十七年伟大业绩的肯定并不意味着我们忘记过去的许多沉痛教训，这二十七年的挫折、教训和失误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中央政府的确是中国现代化第一、第二阶段之必须，但这并不必然等同于领袖专断、领袖崇拜和滥用权力，事实上中共八大是非常具有正面意义和非常理性客观的一次党代表大会，许多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比如权力监督、权力制衡和基层民主等当时都有讨论，但是领袖个人崇拜和独断的阴影终究盖过了集体领导的理性设计，最终把中国引向了一场场阶级斗争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十年是灾难的十年，导致了国家公检法（司法）系统彻底的崩溃，建国以来培育的精英几乎被集体清洗，也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毁灭性破坏，国家的基本秩序一度荡然无存，公民基本权力被严重侵犯。如果说“大炼钢铁”是急于求成和无心之过的话，那么十年“文革”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人祸，这一点上来说，毛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的。许多对于新中国完全不同的两极评价都是从这些争议中产生的。如果没有“大炼钢铁”和 “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和灾难的话，也许我们今天对毛和新中国头二十七年的评价要容易得多，争议也会少得多。
新中国开国二十七年既是让我们感到无比自豪、扬眉吐气、英雄辈出的时代，另一方面“文革”十年却也是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思想压制和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