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策副篇-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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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开国二十七年既是让我们感到无比自豪、扬眉吐气、英雄辈出的时代，另一方面“文革”十年却也是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思想压制和政治迫害的一个时代，我们时常感到无所适从，感到缺乏方向感，很难完全说清这二十七年。中国人在近代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像这二十七年一样振奋过，但是对于大量遭受政治迫害的个人和家庭来说，他们却也经历了无尽的、也许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苦痛。那的确是一个痛并快乐的年代，我们的父辈在清教徒式的的清规戒律和严格的政治教条中、在极度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发展出了两弹一星，建立了全面的重工业体系；用极其简陋的武器、但却是高昂的士气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人；我们的父辈为今天中国的发展打下了牢固根基，但是却不得不忍受极为清贫的物质生活。他们的生活固然极其简陋，但是内心却充满着理想和激情，浪漫和追求，痛苦和失落，追寻和求索，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无法完全理解的。

无论如何，在大家的争议和讨论中，1976年的中国已经不再是1949年那个中国，无论毛的遗产是正面还是负面，1976年的中国都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新中国的发展历经曲折和沧桑，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和思索，但就是在我们对历史的沉思和探索、争议与讨论中，中国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重要历史阶段　——　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与许多还在现代化道路上苦苦徘徊而不得其路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较，我们是非常幸运的。通过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我们已经跨越了民族国家构建这一重要现代化阶段。1978年，另外一位伟人将率领中国开启第二个现代化阶段　——　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主义阶段。今天，我们在两代伟人的政治遗产中，来到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公民社会建设、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功能分化阶段。

现在常常流行着一些非常轻率的观点，比如说有人认为如果是南京国民政府治理下的中国就不会经历“反右”、“大炼钢铁”和“文化大革命”，中国今天就是一个超级大国了。这种观点缺乏历史感和理性分析，非常情绪化和草率，但是却极容易混淆视听。我想，国内也一定有这样的观点，有时候闲谈中也会听到这种非主流性的说法，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细细思考这种观点的荒谬性然后去反驳这种看似有理的观点。我们就按照这种思路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新中国的二十七年，中国将是什么样？那么我们可能今天还要为大西南的几百万土匪而疲于奔命，政府每年都要兴师动众去剿匪；我们可能还要面临数以千万计的各种传染病病人，鼠疫、麻风和血吸虫病会夺去无数人的生命；我们可能还要面临六七亿的文盲，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盲大国；我们还要面临军阀之间的年年征战不止，每年的国内战争军费可能会占了政府公共开支的相当份额；如果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那么中国的战略地位仅仅是放大一号了的日本罢了。中国会被牢牢地绑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上，成为美国的一颗大棋子。因为南京国民政府要依靠美国来摆平国内不同的武装集团，因而必然高度依赖美国。可以设想美国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一定遍布沿海各个港口城市，美国大兵可以随意大摇大摆的招摇于中国的街道上，无视中国的法律，中国却因为其享有治外法权而毫无办法；我们恐怕依然还要面临土地分配这一最棘手的难题，如同南非、印度、巴西和津巴布韦一样，对农民和地主之间的血腥斗争和土地兼并问题束手无策。不要忘记，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再想通过政府强力或是暴力分配土地已经是不可行的了，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只是在分配土地上纵容了一些黑人农民去攻击白人农庄主，马上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抗议和制裁，这些国家土地分配的棘手难题在今天是很难完全妥善解决的，而且越往后拖就越难解决，而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面临这样的难题了；缺乏了独立发展道路的中国一定会同菲律宾和阿根廷一样，成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场，不同的是，我们将是一个大得多的实验场，其结果恐怕也是更具灾难性的，我们会面临一个比今天严重得多的两极分化的阶级社会，社会的动乱随时可能被点燃······

的确，历史是无法重新选择的。就算是历史可以选择，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一个充满自信和具有民族精神的中国，哪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经历重大的曲折，哪怕我们在现代化航行中会经历一定的迷航，但是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人民中国。我们经历了成功和喜悦，也经历了迷茫和痛苦，但是只要我们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不是别国的势力范围和附庸，我们有着独立的国格和人格，具有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那么我们就可以修正自己的错误和缺失，在继承过去丰富政治遗产的基础上，继续沿着中国崛起的航道傲然前行。中国崛起，不仅是1978年后的崛起，而是毛时代加上邓时代的崛起，是几代人艰苦奋斗的共同结果，新中国的二十七年给我们留下的正面遗产，依然是我们今天前行的基础。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我们父辈洒下的汗水和开创的英雄业绩，值得我们永远感恩；新中国的二十七年，风风雨雨中无数感人历史瞬间，值得我们永恒的铭记；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成就与失误，喜乐与痛苦，我们都无怨无悔，都把其看作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新中国的二十七年，是共和国成长的二十七年，也是中国崛起的二十七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中国崛起策副篇三：什么是“伟大”
Liu　Tao；　June　11；　2007　·　Filed　under　China　Rises
keywords：　中国崛起策；　副篇；　政治家

什么样的人物是伟大的人物，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致的标准。不同的文化圈、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不同的历史时代对于“伟大”的评判都是有差别的，有时候甚至是相反的。

亚历山大大帝，从马其顿出发几乎征服了整个西亚、中亚，甚至兵临南亚，算是气吞山河的大英雄了；汉武帝，击败匈奴，攻城掠池，杀伐无数，却树立了一个民族的信心，给予了一个民族对悠远雄阔历史的回忆；成吉思汗，一代天骄，杀戮无数，却率领蒙古大军攻到欧洲西亚，在蒙古人眼里他无疑是一个大英雄；拿破仑，率领军队几乎统一欧洲，却兵败莫斯科，再败滑铁卢，虽然最终失败却也悲壮无比，是法兰西民族骄傲的象征。

如果用今天人类的历史评判标准，那么上述四位大英雄都很难算得上真正的“伟大”，他们虽然都树立了本民族的自信，成为千古一帝，但终因征战屠戮太多，与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提升和对人权的尊重完全背道而驰，很难在普世意义上让人感到伟大。尽管亚历山大、汉武帝、成吉思汗和拿破仑分别是马其顿人、中国人、蒙古人和法国人的英雄，但是在人类现代文明的“伟大”坐标上很难标出他们的名字。但是以下几个历史场景，让我体会到一种跨越历史、跨越国籍的伟大：

一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其两届任期已满的时候，民众欢呼要求华盛顿再度连任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在这样的情况下，华盛顿想要连任是轻而易举的，他甚至可以做一个皇帝，毕竟当时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还是陌生和年轻的，世界上再多一个皇帝也不会是太大的异数，而且个人在面临巨大权力欲的诱惑时是最难抵挡的，可是华盛顿却抵挡住了诱惑，克服了人性的弱点，坚定拒绝了再任要求，希望从他开始树立好典范、建立好制度。美国从此树立了总统不能连任三届的制度典范，这样的举动的确让人感到“伟大”。

二是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在军事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却出人意料地为土耳其建立了政教分离的现代宪法国家。考虑到伊斯兰国家文化传统力量的强大和土耳其当时的国情这可以说是石破天惊之举，其后续作用是强大的，土耳其因此成为突厥语系中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也是穆斯林世界中最开放、最深与现代世界文明接轨的现代国家，凯末尔这样的远见之举让我深深体会到什么是伟大的政治家。

三是印度国父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展现了人性力量的伟大和文明力量的内涵。其运动一直持续到全世界都谴责殖民者为止，印度完全赢得了反对殖民统治的道义斗争，并实现了印度的独立。甘地，为祖国的独立，为印度建立一个现代宪法，为消除印度的种姓制度所作出的不懈斗争，都让人体会到跨越文化和民族的　“伟大”。

还有一个有趣的争论是：戈尔巴乔夫究竟算不算是伟大的政治家？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民众对此有截然相反的评价。对于西欧和美国的民众而言，戈尔巴乔夫是他们心目中现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戈尔巴乔夫瓦解了他们心目中的极权堡垒，削弱了共产主义的力量，实现了他们心目中的民主改革，如果没有戈氏放手，甚至没有德国的统一，德国人对他的敬意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一方面，俄罗斯内部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却是两极化的，赞扬者称其为把俄国带向现代社会的伟人，批评者则认为他是苏联解体和国家分裂的罪魁。现代世界里，没有任何一名政治家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承担着完全两极不同的评价。

笔者的个人看法是，戈尔巴乔夫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理由如下：表面看来，戈尔巴乔夫如同华盛顿一样不痴迷权力，关键时刻甚至能够放手权力，实现西方人欢呼雀跃的民主改革，戈氏在西方被捧为伟人和完人。实际上，一名政治家可能不求权力，不求金钱，但却会竭力求得名声和赞许。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一定的名声和赞许，希望得到社会的肯定，政治家当然也不例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政治家是特殊的职业，他们的决定无时无刻不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因此如果政治家把个人名声看得过高，看得比国家利益还要重，甚至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的代价去博取名声，那就很可怕了。对名的追逐和对权与利的追逐一样，一旦达到痴迷和不惜代价的程度，那带来的后果是同样严重的，甚至会更加严重。当年戈尔巴乔夫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国内的反对力量和西方的民主社会都在诱导戈氏，再往前走一步，就能摘到世界民主先生的桂冠，就会成为世界级的伟人，就会成为独裁制度的终结者，就会成为文明世界永远的朋友，无数鲜花、掌声和荣誉都在诱导戈氏迈向所谓民主改革的方向；当然如果采取相反的措施，得到的只会是世界观众（实际上是西方观众拼凑成的世界观众）的嘘声和蔑视，鲜花没有了，掌声没有了，朋友的笑脸没有了，无上的荣誉没有了，世界伟人证书没有了，有的可能只是嘲笑、轻蔑、臭鸡蛋和石头。果不其然，戈尔巴乔夫沿着“世界观众”引导的方向前进，民主改革了，苏联解体了，国家崩溃了，休克疗法了，社会保障坍塌了，无政府主义来了，戈氏的世界民主先生和世界级伟人的地位也奠定了。

有的人会反驳说，戈尔巴乔夫毕竟将苏联引向了世界现代政治文明，并让受压迫的东欧卫星国赢得了独立，甚至使德国重新统一，并结束了冷战，这难道不是丰功伟绩吗？我不否认以上几点，特别是东欧人民和德国人民民族自觉的意愿必须尊重，但是我必须反问，难道这些必须以苏联自身毁灭为代价吗？难道这一切必须以苏联的解体和崩溃为代价吗？难道迈向世界政治文明就必须以国家的分裂和人民的痛苦为代价吗？难道就不能寻找一种渐进的方式，既稳步迈向现代政治文明，又捍卫苏联的国家利益和人民生活的基本安康吗？难道一个苏联的政治家，不应该首先考虑本国的国家利益和本国人民的利益吗？

显然，当时的戈氏，既可以促进德国的统一，让东欧国家取得主权，又可以稳健地使苏联迈向现代化之路，而不是在别人的诱导下拱手把国家的政权和主权毫无保留地让出，使国家分裂惨剧发生。

一个政治家，首要考虑的永远应该是本国国家利益和本国人民利益。捍卫本国利益、促进本国人民的福祉永远高于政治家本人的权、利和名声。世界伟人的名声是诱人的，本国民众在国家解体后面临的苦痛却是灾难性的，两者之间，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尤其对一个面临现代化任务的后进国家而言更是这样的，当该国面临千头万绪的改革任务的时候，该从哪个地方下手进行改革，应该要有全局观。既要朝世界主流文明方向前进，注意国家在世界上的形象，但有时候又不能太在意“世界观众”的评价，这其间根本评判标准只有一条：按照本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适时适当地完成本阶段应该完成的改革，按本国的时间表而不是按别国的时间表去进行改革，既不削足适履，让政治改革步伐停滞不前，又不求急冒进，听任某些社会力量或是国际力量的摆布，让国家陷入深不可测的危险局面。当“世界观众”赞许时，也不要太高兴；当“世界观众”恶意批评时，也不要太在意。始终按照既定步伐坚定地完成当前应该完成的重要改革任务，抓紧有利时机完成当前应该完成的政治改革，为国家的制度建设打下扎实的根基。如果政治家顺应国家的潮流，顺应时代潮流，为国家建立了好的制度，就必将成就真正伟大的事业。不在乎任期内能否成为世界伟人，关键是心系自己的国家，心系自己土地上的人民，为他们建立好的制度，不轻易让他们陷入险境，如是，历史终将会给予其“伟大政治家”的称号，而名垂青史。　

中国崛起策副篇四：凝聚改革共识，稳步推进改革
Liu　Tao；　July　11；　2007　·　Filed　under　China　Rises
keywords：　中国崛起策

中国崛起策十二到二十五篇谈的是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这里略微作一下小结。

崛起策系列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15到20年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是中国国力决定性跃升的重要阶段，是中国从发展中国家逐步抵临工业化国家门槛的历史机遇期，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关键的阶段已经来临。为了把握这样的历史机遇，抓住百年国运的决定性时期，我国必须适应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巨变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

崛起策把政治改革作两种不同面向的分析。一是从具体改革措施和方案而言，未来二十年应当解决的有以下重要课题：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医疗系统、公共教育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促进人力资源的培养；稳步促进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的发展，逐步形成各个社会团体和平有序地就其利益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社会自治的方式让社会矛盾和意见得到疏通；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并阶段性地将地方选举的层次逐步提高，同时进一步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两大重要机构政治代议功能和意见表达功能，逐步将人民代表大会演变成为名至实归的全国最高立法机关；四是建立法治国家，逐步落实法律的权威，实现司法制度的自治运行，司法制度建设和司法水平应取得质的提升。

从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的角度来看，崛起策系列运用了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观点，认为中国未来20年的重要任务是实现现代化社会高效的功能分化。同时应该逐步理清国家、市场和社会领域的关系并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