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策副篇-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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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策从世界各成功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经验总结到：一个现代化国家制度建设中系统功能分化是关键，也是核心；而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的无止境的争论可以休矣！长期一党执政的新加坡和日本是功能分化社会，但却在成功理顺了体制后取得了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是属于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许多实现了多党选举的国家和地区由于没有实现功能分化，司法系统被政治权力和经济操纵，政治和经济系统也相互侵入对方的范围，于是选举成为阴谋选举、抹黑选举、买票选举、作票选举，民主成为民粹、动乱和暗杀的代名词，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我们，能否实现高效的功能分化是关键，新加坡、香港和日本应当成为中国重要的借鉴。
崛起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我国的宪法已经是一部现代民主宪法，关键是如何科学界定党在政治、经济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如何真正落实人民代表大会的全国最高立法机关的地位，如何进一部加强政治协商会议的社会整合功能、代议功能、意见表达功能和团结功能，如何真正实现参政党的议政和参政功能，将是政治改革重要话题。
崛起策认为，党的领导和法治国家完全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任何社会，只要有人类的组织和制度，就会有领导。在我国，党的领导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党的领导使得中华民族得到新生，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和统一市场构建的两项历史伟业，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以来其它任何政治力量都无法完成的。现在，完成两个重要历史阶段的中国已经来到制度建设的第三个历史阶段，也就是现代化最高级阶段。党提高领导水平，逐步领导国内各个群体建设好的制度，这是历史的选择，因此党的合法化领导是中国人民选择的结果，也是中国未来20年取得稳定发展、实现中国崛起的重要保障。党的领导指的是行政意义上和政策意义上的领导和指导，是政治系统范围内的权限，但是在司法领域，党的权力当然在法律之下、在法治范围之内，因此确切地说，党是在宪法赋予权限范围之内进行领导，因此只要政党本身遵守法律，确认法治权威，党的领导和法治国家就没有矛盾之处。新加坡的例子就非常生动地证明了，既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的领导，但是执政党的权力却在法下，是法律范围内的执政党，新加坡是世界上法治国家和廉政的典范，其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党的领导和党在法下是不可分割的宪政原则。执政党将自己的权力置于庄严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之下，逐渐实现权力监督、权力制约和权力平衡，将是中国是否能够过渡到法治社会和实现功能分化的关键。
对于当前的民主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和谐社会主义的讨论，笔者认为有争论是好事，有争论才会有进步。笔者在欧洲留学的背景以及对福利国家的研究方向让笔者对欧洲社会民主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天然具有好感，在世界意识形态纷呈的“思想市场”上，笔者非常欣赏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对此也有一定关注。但是任何思想、理论要考虑到时代环境、社会大气候和一个时代人们普遍的接受程度，某些思想是具有相当进步意义的，也是未来执政党转型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但是现在提出来未必就能取得最好的效果。也许五年、十年后再提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党内党外接受程度就更容易一些，毕竟一个时代完成一个时代的任务，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应当分清楚哪些任务是当前应该完成的紧迫任务，哪些则可以放一放，宁可谨慎地再等一等。当然，作为一种自由讨论是不错的，而且是应该尽量放宽尺度的，我们未必要有民主社会主义之名，但是可以充分吸收其优秀和合理的部分，为执政党转型服务，也为当前中国现代化大业服务。
总体而言，崛起策认为：民主政治急不得，法治建设慢不得。崛起策通过一系列关于内政的文章已经清楚阐明法治建设对于中国制度建设的核心意义，法治，法治，才是当前中国最紧要的改革任务。没有好的法治国家，民主也必定是低质量的民主；相反，有了好的法治水平，民主化进程即使稳健一些、甚至谨慎一些，都没有大碍，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例子就充分证明了法治先行于民主，但是却能将社会建设得高效率、井井有条；台湾和菲律宾却是民主先行于法治，其结果是既没搞好民主，也没搞好法治，最后的结果是自我沉沦，白白错失经济发展的宝贵时机。世界上有很多实行民主的国家陷入了内乱和分裂，却没有听说任何一个国家因为建立法治社会而崩溃解体，这再次显示了法治在现代化社会的核心意义。没有法治的民主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法治却可以独立地先行于民主。中国当前最急需的应当是法治社会的全面推进和基层民主的逐层递进。
从过去的历史发展教训来看，我们要警惕“民主”、“自由”的滥觞，也就是“民主弥撒亚”和“自由弥赛亚”的思想，不问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也不问什么是民主内核，什么是自由根本；更不问在中国国情中如何实现民主和自由，而只是把这两个词当作时髦的粉饰，整天在街道上高喊“民主”和“自由”，一些人往往无视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分化性、也无视中国国情高度的复杂性，把中国一切问题都推到这两个词上，自身却不情愿到基层去了解民主政治的真谛和内涵以及生动活泼的社会现实，这种对“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狂热是非常不可取的，对社会进步不会有太多正面意义。1980年代的教训给了我们太多的反思，绝对化地张扬“民主”和“自由”使得社会思潮越来越激进，最后导致国家和社会关系紧张，中国国家利益也受到极大的影响。写到这里，笔者突然想到，什么样的民族是一个具有智慧的民族？我认为智慧的民族有以下定律：
* 一个智慧的民族不会在同一个地方绊倒两次，也不会因为同一个难题连续两次下错棋。
* 一个智慧的民族懂得用最小的代价、最少的与传统文化之断裂来实现新时代的目标。
* 一个智慧的民族知道最大限度避开内部的动乱和暴力，运用理性和平的方式，去驶向现代化的彼岸。
* 一个智慧的民族最善于进行精密长远的规划，阶段性地一步步把本民族向现代化方向导引。
* 一个智慧的民族最懂得中庸的道理，应该最少走极端，更应该避免在不同的两极间来回摇摆不定。
* 一个智慧的民族也是最开放、最具有学习精神的民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 一个智慧的民族是最善于运用体制改革来克服解决内部矛盾的民族，也是内部最少进行相互排斥、内战的民族。
* 一个智慧的民族应该是最少产生狂热思想的民族，最少用口号治国的民族。人民越有智慧，意识形态的口号就越少。
当然，这个智慧民族的定律还可以写下去，但是要说明的道理已经很明白了：中华民族经历了百年沧桑和无数历史教训后，应变得更有智慧，这次我们绝对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中国崛起最关键的阶段，各个阶层、社会团体、执政党和参政党完全可以在国家崛起的宏大目标下进行合作主义的改革，因此，和谐社会的提出的确是符合当前政治改革需要的。希望社会各个团体、各种力量珍惜来之不易的历史契机，维护中国安定团结的局面，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民族复兴大局为重，凝聚改革共识，将改革稳步推向前。当然，政治改革虽不能冒进，但也绝对再经不起拖延：为了国家利益计，为了中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计，为了中国崛起的神圣宏大之目标计，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计，我们这一代应该完成的任务都不能再回避延迟。历史给予每个民族的机遇都不是无限和永久的，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机遇、勇于完成当前时代应该完成任务的民族才真正称得上是智慧的民族。既然毛泽东时代中华民族能够把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一举完成民族国家建设的伟业，邓公能够在艰难岁月里把握伟大历史机遇推行市场经济改革，那么今天，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青春中国就应该抓住时不我待的重大历史契机，抓紧有利时机进行制度建设，为中国逐步迈向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在大历史的运行过程中，历史女神永远只垂青那些勇于自我革新、长于精密设计规划、善于掌握自己命运的民族。一个内部制度强大、健全的中国、才是真正无敌的中国。天佑我中华这次不再错过历史机遇，天佑我民族紧紧抓住复兴良机，天佑我中国实现崛起强大的宏图远志。
我们最大的信念就是：这次我们一定会成功，就如同在奥运会和世博会申办成功后打出的“我们赢了”这四个大字所体现的信念一样。希望二十年后这四个字也能深深印刻在我们每个人的脑海中，也许那时我们不需要多热烈的庆祝，而是平静地迎来了我们几代人孜孜以求的强国之梦的实现，让时间来验证这一切吧。
美好的远景 艰难的路程——参与崛起策副篇四讨论
Zhang…Zi； August 8； 2007 · Filed under China Rises
keywords： ppeesshr； 中国崛起策
作者：ppeesshr
刘涛先生的《中国崛起策》已完成了上半部分。并在副篇四做了小结。半年前我在新浪网发现此文，看了策一到策十一后，兴奋得拍案叫绝。我感到笔者是横论天下，纵论古今，一泻千里，朗朗万言，读之使人眼界开阔，他以行云流水的写作风格，通俗流畅的语言，大量地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说明观点，因而引起如此众多网友的关注、讨论、转贴。感谢阅微堂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环境。这里高手云集，讨论热烈，语言坦率，风格高雅。作者和广大网友的爱国热忱跃然网上，通过大家讨论为作者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空间，作者原本打算写出20篇左右，最后竟翻了一倍。好像作者原本以国际策为主，后来国内策却占据了中心，围绕崛起策的讨论使大家看到了祖国的美好远景。阅微堂真是功莫大焉。
崛起策副篇四指出未来20 年是我国复兴的机遇期，建立和完善四项基本制度是未来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对于法制问题，国家、市场、社会功能界定，政治、经济、司法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作了简要说明后，作者以深情的语言表述对未来的信心与企盼。我觉得渐进式发展是《中国崛起策》的核心观点，制度建设是《中国崛起策》的关键内容。网友们发表了大量留言，看了这个小结和网友们的讨论使我想的很多，其中厚泽网友对未来2…3年的发展估计值得关注。我想谈以下几点意见和看法。
一、加强中央权威是当前重中之重
做事的一般规律是先易后难，由近及远，分出轻重缓急。当前最急需的是：加强中央权威，首先解决尾大不掉，让中央的声音，特别是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两大建国方略走出中南海，冲出北京城，像万丈光芒的阳光一样，洒遍中华大地。在此基础上解决最急迫的民生问题。物价、房价是群众关注的焦点，引起民怨的关键。人们对朱榕基总理的高薪养廉、下岗分流多有批评之词，但对他在1993年和银行约法三章，控制了物价飞涨势头，实行软着陆却是永不忘怀，当前可以借鉴。拆迁圈地是当前引发社会矛盾，出现警民冲突的多事地带，是民愤的徵结所在，建议赶快刹车。以免使群众情绪走向极端。官商联手的暴力拆迁圈地对共产党的伤害是太大了。
加强金融防范是当前另一个重大议题。在策二十三后面有一位apollo网友的留言对此有一段精彩的议论。我国要防止国际金融大鳄的兴风作浪，千万不要步日本人和东南亚的后尘，使中国人民通过低廉工资节衣缩食积蓄的外汇储备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二、促进社会和谐，从何处起步？
制度建设、民主建设、法制建设等固然重要，但那是一个长期任务，既不能停滞不前，也不可能急于求成。我以为促进社会和谐是当前摆在我国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事情。它不但关系到国家稳定，也是解决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所在。要建立和谐社会，除了要解决上述两项急迫任务外，再一个就是解决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仅次于上面两项的又一件大事。
我们过去的发展靠什么？一是出口，二是投资。内需只占次要的一部分。中国货凭借其低廉劳动力成本，向世界各地推销。欧美各国人民在享受中国廉价商品的同时，还抱怨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中国对外的贸易纠纷不断，美国一再逼中国的人币升值。中国的美元储备节节攀升，好像是富得流油，实际上老百姓的购买力一再萎缩。世界经济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或者发生突然事变，依赖国外市场的中国企业就会纷纷倒闭。工人就要大批失业。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产品为了打入国外，不但压底工人工资，而且还牺牲环境，太湖等地环境污染事件的曝光，说明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达到临界状态，岌岌可危了。
投资尤其是吸引外资是拉动中国经济的又一个内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外汇很少，国家鼓励出口，企业以赚取外汇为荣，少赔一点也干。过犹不及，任何事情过度就会走向反面。中国已成为劳动密集型初级产品的世界加工厂。大量消耗能源，污染环境。有的网友说：“美元是朵樱素花，中国政府别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