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9-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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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关系。
波伏瓦从未直露地谈论她同萨特的性关系以及她对萨特的性感受。但从她的回忆录以及其他资料可以推断出的是，某些男性比萨特更能给她性满足，例如她的美国情人阿格林，还有比她年轻许多的朗兹曼。博斯特应该也是。但这些男性没有一个能够构成她与萨特关系的威胁。而反过来，同样的，萨特同其他任何女性的关系均不足以破坏他俩的关系。他俩的关系确实是一种超越性爱的关系，虽然其中仍然包含着性爱。
波伏瓦的回忆录有段话说明了这一点：“人们总是说，我们的思想几乎完全一致，然而我们却始终一丝不苟地对对方的观点进行批评、修正或肯定。……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当中的一个说了前半句话，另一个人就能说出后半句；如果有人问我俩同一个问题，他会得到相同的回答。在某个字眼、某种感觉、某片阴影的刺激下，我俩会走上相同的思路，并在同一时刻产生相同的感触——相同的记忆、相同的联想，而这些，第三者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这就是这一对伴侣在没有婚姻约束的情况下能够保持长达五十年关系的根本原因。
从对章太炎的评价看文坛
？ 章念驰
关于章太炎的传说与评说，不绝于世，但真正的章太炎却离我们越来越远。在其他历史人物身上也有这种现象。这大概与整个社会文风浮躁有关，历史不再是民族的精神，而成了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历史人物被演义化了，子虚乌有的传讹代替了真实历史，结果带给当今社会的是不诚实与浮夸风气，造成人们不择手段竞相追求“成功”，这是必须力戒的。
甘肃《读者》杂志最新一期（2002年6月B期），转载了王澍先生《中国近代名人的缺失》一文（摘自《大家参考》2002年4月上半月，下称王文），我看了真是大吃一惊。其实王澍此文我在《书屋》 2002年3月号上早已见读，只是篇名为《中国近代著名人物败笔拾遗》，内容是一样的。该文对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宋教仁、章太炎、胡适、鲁迅这些近代重量级人物一生的所谓“败笔”，予以“大胆揭示”，批判之笔纵横骋驰，口沫飞溅，煞是气壮，但他又称“余胆也小”，惟恐落得“嫉贤恶谥”，还说这样“批判重量级人物，一定会遭受物议，这一点我做好了思想准备”。圣人名人不能批评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而且这些名人并非没有缺陷，王氏完全有权批评，杂志完全有权转载，只是批评应该是有据的，一切宏论应该是从史实出发，若无史据，岂不成了信口开河，成了昏话梦呓。我不能说王文句句是昏话梦呓，至少他对章太炎的评价，基本上不合符史实。以往《读者》上也转载过不少论述章太炎的文章，说实在大多也是道听途说。我曾从事过《章太炎全集》编纂，对章太炎生平与学术曾作一番梳理，还是他的嫡孙（我始终不认为后裔有当然发言权，也不赞成后人仅仅凭感情为先人一味溢美），也许对章太炎这历史人物较有发言权，因此想就王文中关于章太炎的“败笔”及以往《读者》转载的关于章太炎的文章作一匡正，并就当前文坛对历史的杜造和戏说，提出一些意见，冀与十方学人共探讨。
论史当力戒杜造
王文称：“一般把章太炎1924年脱离国民党视为败笔。”他说“这够不上败笔，我们毋宁说他透视到了将来国民党的腐败，很了不起”。这段褒奖章太炎的文字对章太炎来说实在是太抬举他了，他竟能早早透视到国民党的败兆，而脱离了国民党。但问题是章太炎从来没加入过国民党，何来脱离国民党之说，文章一开头就不知悖到哪里去了。
王文又称：“章太炎的真正败笔有二：一是攀附权势，二是他的出世思想与行动。”
章太炎如何“攀附权势”呢？王文指出一是“与孙传芳一起投壶作乐，落为笑谈”，二是晚年章太炎索居苏州，而“章的爱侄在上海与人发生官司纠葛，情急之下，章太炎想到了上海的黑帮老大杜月笙，给杜修书一封，求其帮助。杜喜出望外……便把事情摆平了……趁热打铁立即起程亲赴苏州拜访大名鼎鼎的‘章疯子’……送给章太炎一张银票……章太炎则投桃报李，亲自为杜月笙修家谱。就这样，一笔肮脏的交易在一位声震寰宇的国学大师与一位地痞流氓之间做成了”。
上述文字真可谓绘声绘色，煞有介事，忿然鞭鞑，满纸正义，然而这却是子虚乌有。所谓“与孙传芳投壶”，始见于1926年鲁迅先生《趋时和复古》一文。当时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反对南方蒋介石的北伐军，也反对北方吴佩孚、段祺瑞北洋政权，提出五省联保，自任总司令，又提倡复古，举办投壶新仪（一种古代的游戏，比谁将箭投入瓶内多为胜），请章太炎赴南京主持投壶典礼，遭到鲁迅先生批评。鲁说：“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来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壮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鲁迅的批评是尖锐的，也是正确的，他不希望看到他的爱师与军阀为伍。事实上章太炎也没有去南京参加投壶新仪，尽管《鲁迅全集》注释也明注了这一史实，但不研史实的人始终将鲁迅这段名言奉为真实，以讹传讹，一直把章太炎参与投壶当作晚节不保。这里并不需要隐讳章太炎反对“北伐”与“赤化”。他反对一切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哪怕苏俄共产党，他也反对，他更反对北洋军阀暴政，所以提倡“省治”、“联省自治”，因此他支持过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这时他的主张与他先前领导辛亥革命时言行大见落伍，提不出更合时代命题的主张，没有反映时代的命脉，但王文所谓的“投壶作乐，落为笑谈”，毕竟是无稽之谈。
再说王文所谓章太炎与杜月笙的“肮脏交易”更是无据之谈。俗言盛世修志，发迹续谱，连船王包玉刚发迹了也要续个家谱，认了青天包拯大老爷为族祖。上海滩闻人杜月笙发迹后也不例外，他在原籍上海浦东高桥修祠办学，并请“国学大师”章太炎撰《高桥杜氏祠堂记》一篇。章太炎在《记》中称“余处上海久，与镛习识”，自承在上海众多岁月中早已认识镛，即与杜月笙是相识的。查上海史史料，在上海名人聚会中章与杜确常相遇，但未见俩人有厚交之载。章太炎为人作赞、立传、书丧、记事，撰铭不知几数，有烈士喻培伦、焦达峰、秦力山、邹容、史量才等等，也有故友孙中山、黎元洪、黄季刚等，还有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包括为杜家祠堂作记（并非如王文所说“修家谱”）。章太炎以文为生，为人撰传，有收润笔的，也有分文不取的，例如史量才死于特务枪下，章太炎不仅敢为之文，且分文不收。杜月笙一生做了很多坏事，但未尝未做一些好事，近年来史学界不乏对他有全面评价。而章太炎之《记》也无一阿谀之词。该文撰于1931年，杜家祠堂也是建于1931年，王氏不知这起码事实，而杜造了章太炎爱侄打官司求助杜月笙帮忙，杜趁机赴苏州结识章太炎云云。史界都知道章太炎是1934年迁居苏州，1936年去世于苏州，怎么会有杜月笙赴苏州拜访章太炎恳请“为杜月笙修家谱”，时空与起因及内容一概全错，与史实全悖。关于章太炎“爱侄”打官司，更是杜造，章太炎兄弟三人，大哥无后，二哥有二子，一向本分，1930年左右，才二十至二十五岁，从无与人打官司要请流氓头子来帮忙之事，王氏此说近乎污蔑，这到真的会引来后人诉讼官司的。至于究竟谁托章太炎为杜家祠堂作记，史料记载谓章太炎义兄章士钊系杜月笙门客，由钊请托；也有史料称由章太炎“苏报案”坐牢时狱友徐福生所托，徐福生号称“闹天宫福生”，与杜月笙稔熟；也有医生陈存仁自称是他受杜月笙所托为之。今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可肯定的是决没有什么爱侄打官司一说。王氏不是捏造就是采信道听途说，这种做学问方式太不严肃了。
王文所说的所谓第二个“败笔”就更可笑了。王文称章太炎“既然在世上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就应该做到底。章太炎偏不。中年的他曾经上当受骗，被诓到峨眉山剃度，他过分迷恋佛学，热衷于出世，实为败笔”。
稍知近代史的人，就知道章太炎用经学、史学、诸子学、佛学、西学构筑了他庞杂的思想体系与学术体系，并用于指导近代民主革命，为近代民主革命提供了哲学武器与伦理思想。“儒、道、佛”三者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学术思想内涵。章太炎更是创以佛释儒，别开学术蹊径。他对于佛学注力甚深，《齐物论释》有一字千金之自许，但他完全是无神论者，从不烧香拜佛。在辛亥革命前，他流亡日本最困苦阶段，一边自学梵文，一边从事革命，还动员鲁迅兄弟等同学梵文，甚至想过去印度出家，但这仅仅是一瞬之念。至于中年“被诓到峨眉山剃度”，则完全是空穴来风。详考章太炎一生，曾于1913年入川。这是在“护法运动”期间，他作为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受命去西南联络诸军阀联合护法，行迹大多可见诸当时报端，未见在繁忙调停期间被人骗到峨眉山去剃发当和尚之事，以后他再也没有去过四川。真不知王氏又从何觅得这等新闻，并大大发挥了一通。
这使我想起古人说的两个老掉牙的笑话，一是说两个秀才对挂在城头的一个字争论得面红耳赤，他俩各卖风骚才华，互不相让，其实城头的字还没有挂出来呢；另一个是说一个道德家口沫飞溅地大诟某老爷家的儿媳如何风流不本分，而这家老爷早就去世并膝下无子，何来儿媳风流之说呢。这两则笑话与王文论章太炎如出一辙，弊在杜造，无中生有，无病呻吟，忘了任何高论应当论从史出，否则信口开河，既伤害了对方，又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社会！
历史不宜戏说
历史是非常严肃的社会科学，应汰感情、忠史实。虽然我们不能要求今人如做考据文章，做到字字珠玑，无一字无来历，但忠实于基本史实是最最起码的。历史与文学不同，文学要编造情节，要浪漫与激情，如小说就允许杜造。如果一个社会用小说来代替历史，用戏说来对待历史，将历史演义化，那么这个国家与民族将失去自己的历史。这种后果是严重的，亡史形同亡国。现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严肃的历史剧越来越少，许多杜造的历史或戏说的历史取代了正史，这将在青少年心中种下混乱。
《读者》还刊载过数篇关于章太炎的文章，来源大抵都出自陈存仁先生之笔。陈氏是位医生，他自称二十岁时拜见章太炎，成了章太炎的“弟子”，因此他的回忆录在一般人眼里当然有很大权威性。而且他的回忆录写得特别生动有趣。他自称自幼爱写作，1949年定居香港后仍边行医边写作，在香港销路最大的《星岛晚报》辟了一个“津津有味谭”专栏。据他儿子陈树桐先生说：“这个专栏一写就是二十年，天天一篇，一年365天，从不间断。”由于陈存仁是老上海，也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又因行医，“交游甚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几乎都有接触”，因此写起文章来，“往往信手拈来，便是一则兴味盎然的趣事”（陈树桐《银元时代生活史·后记》，2000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陈氏著有《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等，在香港办过《存仁医学丛刊》，著述甚丰，文字生动，情节曲折，又都以第一人称写作，有相当大的可读性。在这些故事中，他往往以主人翁自居，引来许多刊物竞相转载。20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还翻印了他的《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这本书中有一章节是《事章太炎以师礼》即是专写章太炎的。还有1953年他写的《章太炎先生医事言行》、1972年他写的《章太炎师结婚考》，都成为各杂志竞相转载的内容。在此我随便列举几个被陈氏颠倒歪曲的史实，来说明史当求实，不宜搞戏说。
一，陈存仁在回忆录中说：1928年，他二十岁时随姚公鹤补国文。姚与章太炎稔熟，三天五天总有书信往来（我从来没有搜寻到俩人通信），总叫他递送，因而得以结识章太炎。章太炎得知他白天又在丁甘仁医生处抄方，稍知医学，便很喜欢他。有一日问他何不拜己为师，陈存仁马上叩了三个头认了师，便成了弟子，以后在章太炎家一面帮做杂事一面受教（一代国学大师如此草率收下一个没有国学根柢的人做弟子，匪夷所思，此姑不细究）。陈氏又说：章太炎当时“住南阳桥康悌路底一小巷内”，“太炎的卧室就在楼梯中间的阁楼上”。他每次去总是直达阁楼。说得煞有介事。太炎确住过南阳桥敏体制尼荫路裕福里二号，这弄堂虽小，但房却不小，迄今犹存。在这里章太炎接待过许多来客，国民党西山会议派还在此宅召开过“护党救国”会议，反对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并成立了“辛亥同志俱乐部”。但是，1927年仲夏章太炎即迁出南阳桥，搬到同孚路同福里八号，不是陈存仁说的“同福里二十五号”。事实上陈存仁根本不可能在1928年在南阳桥太炎住宅拜太炎为师。因为1927年6月16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因章太炎反对当局而对他明令“通缉”，同遭通缉的还有张君劢、黄炎培、沈信卿、蒋维乔……连刘海粟都在通缉名列之中。太炎名列其首，罪名是“反动学阀”。当时蒋介石镇压异己，是十分坚决残酷的。章太炎薄薄一份家产当即被“查封”，被迫匿藏在虹口租界日本人办的吉住医院避难，在这所医院整整藏匿了半年之久。他趁避难，在吉住医院动了二次手术，都是割除鼻息肉。事实证明，1928年才认识章太炎的陈氏根本不可能在1927年于南阳桥的“阁楼上”拜师章太炎。
二，陈存仁在他文章中说：“章太炎老师实际上经济情况非常穷困。”章太炎虽系开国元勋，却一不为官二不从商三不置地，从不接受洋人资助，始终是一个文人，靠写作卖字为生，但生活还是要比一般文人好些，他毕竟是一流学者。但是陈存仁说：他“到师门第二年，才知道老师欠租二十个月，房东迫着要他迁出，章师母写了一封信，叫他拿去见董康。董氏很有钱，立即写了两张庄票，叫我带回”，太炎才得以解困，并用这笔钱搬到同孚路去。章太炎是否穷到这程度，令人置疑。同时，章太炎1927年迁居同孚路怎么成了1929年由陈存仁去向董康要了钱才搬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董康于1926年与章太炎共创上海法科大学，同任校长。1927年后，国民党占领上海后他投到国民党旗帜下，成了新贵，而章太炎是国民党声讨与通缉者。道不同，不相谋，何故会如此大方资助章太炎，完全不能让人理解与信服。
三，陈存仁说：“某年春间”，他随章太炎夫妇去杭州，“宿昭庆寺，盘桓数月而归”。“章师在杭州每日行动，报纸都会记载，因此来访者络绎不绝”。一日他陪章太炎去楼外楼饭店吃饭，正好蒋介石夫妇由周象贤陪同简装轻行也去楼外楼吃饭，双方不期而遇。蒋主动向章问好，并询章太炎近况如何。“太炎说‘靠一支笔骗饭吃’”。蒋表示要让周象贤派车送太炎回去，“太炎频说‘用不到，用不到”’，“蒋主席没有办法，就把自用的手杖送给他，作为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