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9-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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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看到，比起二十年以前中国普遍的贫穷状况，现在收入不高的农民和城镇低收入阶层的生活也是相对幸福的。我青少年时代亲身体验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恐惧饥饿的感觉。而现在，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对饥饿的恐惧已经基本消失了，这是中国人民改革实践的伟大胜利，也是人类二十世纪人道主义的伟大胜利。但是，温饱的人群中的低收入个体一旦遇到他人生境遇中的不幸，如大的疾病，除了死神来规劝他去地狱或天国的路，医院的医生因不能得到维护医院发展的金钱也一般没有“胜造七级浮屠”的动力。
所以，迫切的事情是——人道主义的理性精神呼唤中国社会必须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加入WTO之后，外国的保险公司将进入中国市场，我是发自内心的高兴。我并不在乎资本的所有者的属性——是国有还是私有、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对那些在病床上呻吟的人来说，得到治病的金钱最重要，只要及时，金钱来源于哪种保险公司并不重要。我这样说并非意味着我成了金钱崇拜者而忘记了所谓民族利益，不，从资本的运作来说，以保险公司为例，我有和我的一个在国家电力公司的朋友相一致的看法，他说，电力系统的电网越大则整个系统越稳定。我认为保险公司也一样，保险公司覆盖的人群越多则保险系统越稳定，而且我有一个很明确的感觉——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比较成熟、诚信。中国因为融入了国际大系统将给社会带来更稳定的局面，而不是相反。中国的民族利益将因开放的资本市场获益更多，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意义在那个乡村老太太的表现是，如果她把自己存有的一千元钱买了医疗保险，那么她为老伴治病得到的金钱不是来自村里邻居的帮助而是全世界买保险者人群的帮助，她将不会有“听天由命”的无可奈何、辛酸的泪水以及可能失去亲人的痛楚。
打破封闭的小农经济，让资本在中国市场自由地、理性地运作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人道主义。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是近五十年来最好的，我们不能指望政府在一夜之间把所有的社会问题消除掉。例如“三农”问题依然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我们勤劳的朱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之后回答记者提问时，坦言农民收入过低的问题令他寝食难安。但是，目前基本良好的社会经济形势不应该成为我们漠视社会痼疾而任其存在下去的托词。中国现行体制中的诸多弊端使我们总是不断地看到我们本不愿看到的情景，一方面是中国农民的负担在各级官员高喊减轻的声音中不断地加重，另一方面是某些封疆大吏的成百上千万元人民币的大肆贪污。我们必须找到层出不穷的贪污者轻而易举地进行贪污的深层原因，我们应该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思考那句不朽的名言——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产生腐败。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思考上任何人没有设置禁区的权力，否则我们无法面对辛劳的父老乡亲流泪的双眼。
当然，情况也在悄悄地有所变化，新一代知识分子因为接受现代教育（他们中许多人接受了外国大学的教育）正在和即将成为社会的中坚。例如，较高素质的新闻工作者正在使过去的“舆论工具”回归舆论本身应有的地位，使我们能够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不过，在我们庆幸新闻的真实性的同时，又不得不为真实的新闻中反映的权力霸权而愤懑慨叹。《北京晚报》2002年6月5日一篇文章《公民民主权利遭到粗暴践踏——她多次被强迫送精神病医院》：
黑龙江省绥楞县四海店镇宝山村农民黄淑荣到当地信访部门反映问题，在县信访办认为她反映的问题“大部分属实”的情况下，却被多次送进精神病医院，强制进行“治疗”。……黄淑荣今年43岁。从 1998年开始，她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土地承包和干部腐败问题，被多次强制送进精神病院。
如果这位叫黄淑荣的农妇真有精神病，政府对其“强迫治疗”真是伟大的人道主义，不幸的是，政府对其“仁慈”的强制治疗有其特别目的。为了自身的“稳定”，政府是如此地“当家做主”，竟然肆无忌惮地践踏公民的民主权利。分析政府在这桩“小事“上敢于为所欲为的原因，大致有：1。黄淑荣是偏远农村妇女，文化不高，黄淑荣的反驳对于医院的“专家诊断”不会构成威胁。2。政府是强大的，他有“充足”的理由和权威让医院的医生得出黄淑荣有精神病的结论。不过政府如此有恃无恐的最主要原因恐怕是不畏惧任何“监督”，或者说面子上的权力监督机构都是在政府的体制内，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监督力量。这样，强大的政府与职业医生合伙就造成了这样的事实——说你有精神病你就是有精神病，你有精神病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断地上访，你不断地上访反过来更证明你有精神病——这是多么粗暴和蛮横的“理由”啊。参与鉴定的哈尔滨第一专科医院医生都是司法鉴定的专业人员，请听鉴定人滕秀英振振有辞地说：“说实在的，我们是为政府排忧解难。”
呜呼，如此排忧解难！政府是谁家的政府？两千年前，当孔子面对悲伤地哭泣的妇女询问了原因后，曾对他的学生们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苛政猛于虎。”不过，如果孔夫子今天说这话，精神病司法鉴定的“专家”们或许会鉴定他有“精神病”！
目前中国政治最大的弊端是权力监督的极端薄弱。腐败仅仅是一个侧面，深层掩盖的是权力者对普通公民意志的漠视。
我们的学校教育乃至整个意识形态应该逐渐把追求“正义”作为自己的最高原则。正义，既不是利他主义也不是利己主义而是人道主义。当然绝对的正义是不可能的，因为正义总是人类理解的正义，而人类的理解总是不完善的。但历史地看，自从希腊雅典实践民主政治的两千年以来，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能够实现国家政治最大可能的正义，而集权主义不能实现正义，进一步说，罪恶总是和集权主义相伴而生的。
我们必须借鉴世界各国优秀的政治体制，这是中国现在时态的人道主义的最迫切要求。中国加入WTO之后外国资本的拥有者总要与中国的中央或地方政府以及各级政府官员发生关系，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是中国真正地融入国际社会所必需的。如何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向优秀的国家学习。加入WTO并不仅仅意味着中国经济的融入世界，WTO应该是一座更宏伟的桥梁——中国人民通达世界优秀文化的桥梁。
“恐龙胃”与“物理人生”
——兼论宗教伦理于构建绿色生态的意义
？ 王开岭
一
一位在政策研究室工作的朋友对我说：基层官员们为何那么嗜吃喝？那么多时间、精力花在陪吃、招待上？换句话说，为什么独对食物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兴趣？除了“集体同吃”能避免“个人贪污”之嫌、往往不被纪律和司法追究外，关键是穷惯了、饿怕了——要知道，现在这批占据各部门要职的干部，大都四十岁以上，有的甚至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受害者，故对食物的欲望一直旺盛得很、执拗得很。另外，官员们毕竟属工薪阶层，在外蹭一顿饭局，吃得过瘾不说，至少省了家里一顿饭钱不是……
应该说，朋友的话不无道理。但另一事实是，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富裕人群中，不同样存在狂饮豪嚼吗？甚至更变本加厉，乃至到了“什么都敢吃”、“吃无敌”的“黑吃”、“恶吃”、“海吃”、“暴吃”的地步。
不错，相当比例的中国人的确被穷怕过、亏狠过、饿坏过。但对食物的疯狂摄取，仅仅是一种对物质匮乏、饥饿身世的矫枉过正？变态的吃喝风可简单地视作一种对长期亏损之胃的机械补偿吗？若仅仅这样，仅属一种生理上的“补亏”，倒可乐观了：只要经济发展了，物资丰裕了，“恋食症”即迎刃而解、自然痊愈。可事实根本没这般简单，如果把超常、无度、贪婪的物资挥霍仅仅归咎于一个民族漫长的贫穷与饥饿史的话，又该如何解释当今南方省份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饕餮宴”“恐龙席”呢？
曾见一份报道：“深圳一天吞掉十吨蛇。”如果说深圳食蛇已成标志的话，那海南流行的则是吃鸟，数年下来，原本种类繁丰的海南鸟族今已伤残累累、羽光凋零。事实证明，在物资富裕程度已足够高的人群中，人生的“物化”价值倾向不仅没得到遏制，反而更加膨胀和愈演愈烈。这一点，在深受汉文化浸濡的港澳台、新加坡，体现得更充分。
资料显示，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动物（包括很多珍稀类）消费地在亚洲，尤以香港、广东、台湾为盛。在中国菜的餐单上，你尽可以找到穿山甲、猴脑、熊胆、寿龟、鹤鹳、灰雁、鹿血、河豚、蛇蟒、大蜥蜴、扬子鳄……“四条腿的除了桌椅板凳什么都敢吃。”在西方人眼里，这简直疯了，简直是一种恐怖，一种“暴力饮食”、“犯罪饮食”、“地狱饮食”，大概惟有魔鬼撒旦才如此癫狂。
难怪有人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复杂、最深不可测的胃！
我想，仅仅大还不要紧，重要的那胃里都装着些什么？可怕的是，里面竟有那么多惨不忍睹的动物尸体……那简直不叫胃，而是世上最大的动物坟墓！
什么样的胃呢？大概应叫“恐龙之胃”罢。
推杯换盏、划拳猜令、呕物狼籍、残羹剩炙……确属中国生态的一大标志景观。不仅官场，百姓间的私人交往亦如此，只是价码、档次稍“寒碜”点而已。从团体名义的工作会餐、会议招待，到民间身份的婚丧嫁娶、节庆暇聚、联络感情，哪个少得了觥筹交错、杯光筷影？哪个城市哪级政府没有自己的“接待中心”？哪家单位的财务账本不赫然登着一笔“招待费”？情谊、关系、面子、买卖、批条、贷款、项目、公章……尽可以吃出来，喝出来。中国人的豪迈、能量、胆魄和激情，似乎惟在撞杯的一刹那方石破天惊地乍泄，似乎也只有在酒精中才可升腾到沸点。西方自然也有腐败，也有不正当交易，但大都是远离饭局的，即使生活中的朋聚小饮，也多采用“AA制”。
前几年，据媒体披露：有北京和广东的商人比阔，曾一掷几十万订一桌酒席，直至店家实在举不动更高价牌为止……这种石崇斗富的奇观实在令人咋舌，但更令人不解是：这究竟算什么？此即事业成功、人生辉煌的标志？
那种纸醉金迷、花天酒地、一掷千金……相信绝不会发生在洛克菲勒、比尔·盖茨们的身上。事实上，西方那些比我们阔得多的世界巨贾们，常常过着一种节俭、朴素、节制的生活，其价值可能体现在创造财富和纳税额上，但同时也把降低物耗、拒绝浪费、节制欲望作为一种追求，一种信仰和操守。他们往往要把很多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转移到别人身上，比如高额的产值税、收入税、遗产税，比如无偿捐助教会、资助公益事业、设立文化基金等。据几年前的一份统计，美国每年的社会捐赠，大约总有一千四百亿美元以上，而致力慈善事业的基金会，就有三百多个，每个基金会的经费，动辄即二三十亿美元……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美国人无疑在权利观念上是最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但在道德观念上恐怕是最典型的‘公共主义’者。”（袁伟时《路标与灵魂的拷问》）据国际组织“世界价值调查”1990年的统计，百分之八十二的美国人至少为一个（平均2。4个）志愿公益组织提供志愿服务，这个比例在德国为百分之六十八，加拿大为百分之六十五，英法分别为百分之五十三和百分之三十九……不久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就曾表示，愿将遗产的绝大部分捐献给社会。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基督教精神中的平等、博爱、仁慈、慷慨等思维习性外，更与公民社会对权利与义务的理解、自觉承担与共享意识有关，与其深层文化中的某种超功利价值目标有关，与其对社会的满意程度、生命体验中丰富的审美含量有关。
事实上，中国人的生态欲望一直呈现着两股奇怪的情状：一方面是健康欲望的蜷缩、正常理想的遭冷漠和受抑制，比如爱情、婚姻、性、言论表达、个体选择、自由意志等；另一面却是不合理需求、畸形与变态欲望的疯狂膨胀和大肆流布……比如饮食，西方人提倡的是营养，注重的是环保和资源有限性，从而主张一种节约型适度型便捷型的餐饮方式，原则上“够用”即可，像自助餐和分餐制，吃多少取多少，决不剩余和浪费；而国人重视的乃“花样”、“碟数”、“排场”和“规格”。变幻缭乱的山珍海味、野馐奇佐，甚至成为一种炫耀财富的资本。“吃”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吃”、“吃什么”、“吃什么价”。吃并不仅仅满足生理的需要，更反射着主人的心理和社会欲望，“胃”似乎同时兼容着“大脑”“脸面”的特殊功能……双方的质别，绝非饮食文化的“单调”与“丰富”所能比拟，而只能从价值观、生命信仰和审美气质方面去检索，去界定。
仔细打量即发现：中国人的情感联络和权力的腐败形态，差不多全是物质型的。像“一年酒消费逾西湖水量”、“一年公款吞掉几艘航空母舰”之类的“事迹”，即这种交易的成果。所以，“反吃喝”便也成了反腐败的一大紧要事：“清正廉洁”这块匾要从招待费、从官员们的嘴里、胃里往外掏。不过，反吃喝确也反出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特色”。听说过一件事：一位省级领导到基层县区视察，嫌工作餐“不标准”，勒令换“自助餐”，可小县城根本没这洋玩意，于是，趁首长大讲“廉政须从管嘴做起”的当儿，县府急忙调车，由一位副县长亲自带队，警车开道，浩浩荡荡，从几十里外的市区大饭店借来餐具、厨师和菜料。已备好的酒席呢？好办，全泼进了猪槽……这等事若摊上西方人的智商，是要给弄傻的。
中国人，你为何只想到吃？为何对自己的胃那么眷顾和青睐，惟独于头脑却漠不关心呢？想想“四大发明”的火药，到头来也只填了烟花竹筒，而指南的磁勺，也只排遣了深宫闺庭的寂寞……想想一百年前，大清朝吏中算见过世面的李鸿章李中堂，竟也二话不说，将英国公使送的名犬牵进了厨房……或许，我们的生命实在太“生理”了，实在缺乏更辽阔、遥远的生命理想和审美想象，视野惟碗口大小，眼光也往往只有筷子长度。或许，什么时候，中国人把气胀而积垢的胃给疏通好了，神智才有望变得健朗而清明，中国的人文现代化才真正苏醒罢。
毋庸讳言，中国人的欲望结构和消费形态皆严重地“物理化”“算术化”，文化品质中缺乏纯净的精神审美和超功利的价值目标。亦即说，这种对食物的大幅欲望和超量需求，显露的是一种陈腐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一种对人生的物质化理解和顽固的生理消费模式——“生理人生”、“物理人生”、“算术人生”（食物需求，不过乃物质需求之最浮表最直观的形式）。这和是否“温饱”“小康”并无决定性的因果关系。贫穷表现出的是一种“物化”，富裕昭示的也是一种“物化”，落魄时对金钱的吝惜及疯狂追逐反映了对物的倚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