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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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样，我向许多大学申请奖助学金或研究助理的职位。在30年代学生所能得到的经济资助和今天的各种优厚的奖助学金计划比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很幸运地获得两所大学提供的奖学金，分别是布朗大学的应用数学系以及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系。至于我所以能获得芝加哥大学的奖学金，自然是因为琼斯向他在该校的老师奈特积极争取的结果。
面对这两者之间的选择，我几乎是到了要用掷铜板来决定的地步。假如我去了布朗，我将会成为应用数学家。由于选择了芝加哥，今天我成为了经济学家。就像诗人弗洛斯特所写的，“双叉道自黄树林中分出”。我不能说自己选择的是人迹较少的路，但无疑地，我所选择的路决定了往后的一生。
当年我会做这样的选择，并不只是因为经济学在知识上的吸引力，或许这根本不是主要的因素。伯恩斯与琼斯的影响很大，但也不是惟一的因素。当时的环境与时代，至少应该也同等重要吧！我在1932年大学毕业时，正逢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恐慌的谷底，当时最受瞩目的问题就是经济。如何走出衰退？如何降低失业水准？如何解释一方面是需求强劲，但另一方面却有广大资源闲置的矛盾现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要解决当前燃眉之急的问题，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比应用数学家或精算师更能发挥作用吧！
〉〉〉名师启迪
我在芝加哥的第一个学期，也就是1932年秋季，有一门课是由威纳讲授。对我而言，这位伟大的老师不但是经师，也是人师。从专业领域来看，他的课程为我开启了一个新世界，让我了解经济理论是一套首尾连贯、逻辑完整的知识，绝不是由一些支离破碎的主张或命题拼凑而成。这门课程毫无疑问他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知性经验。
除此之外，在这门课程中，我也结识了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同学萝丝·戴瑞克特（Rose Director）。威纳是以姓氏的英文字母顺序来安排学生的座位，因此萝丝和我比邻而坐，这又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们在若干年后结婚，47年后的今天，依然共度幸福美满的生活。这里我要再提一次机遇的重要性：萝丝在奥勒兰州的波特兰市长大，而我则是来自新泽西州的小镇，我们在芝加哥的经济学课堂上相遇。这一切是不可能由任何人事先刻意安排的。
当时芝加哥大学的师资阵容，还包括奈特、西蒙斯、明兹、道格拉斯以及舒兹等。经济学界对他们的大名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经济学领域以外的人士就未必知道。他们堪称是一群才华卓越而各有专精的经济学家，经过他们调教的研究生也同样出类拔萃。事实上，今天在座的除了萝丝之外，还有一位我的同学，那就是鲍尔定（Kenneth Boulding）。我从那时起就认为，我们从教授处所学到的，还比不上同学之间相互切磋的心得，即使到现在我还是这么想。教授的真正功能，恐怕只是提出一些主题，供大家自由讨论吧。
再继续谈我个人的经历。舒兹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教授统计学及数量经济学，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数理经济学与统计学教授霍特林的好友。经由舒兹向霍特林推介，我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所以在芝加哥一年之后，我就前往哥伦比亚大学。
霍特林在数理统计学方面给予我新的启发，一如威纳在经济理论课程上对我的影响。除此之外，米契尔（Wesley C。 Mitchell）不但引导我用制度性的观点来处理经济理论，也介绍解决景气循环的不同方法；而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则教导我独特的创见，即结合纯理论与社会及制度方面的研究方法。同样地，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也是头角峥嵘，有些成为我终生的好友。
〉〉〉理想的学习环境
根据个人的经验，我愿意做这样的结论：至少在30年代，对一个刚刚起步的经济学者来说，最理想的学习环境组合，应该是在强调理论的芝加哥大学待一年，也到强调制度影响与实证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待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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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9）
在哥伦比亚待一年后，我回到芝加哥担任舒兹的研究助理，在这里我又碰到了不可多得的际遇。我的两位研究生同僚恰好是施蒂格勒以及沃利斯（W．Alien Wallis）。
施蒂格勒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也应邀参加这一系列讲演。他目前仍执教于芝加哥大学。不论在友谊上，还是在知识的影响上，他都令人如沐春风而分外珍惜。大概没有其他的经济学者拥有那么活泼而具原创力的思想以及卓越的文采。他的经济学可以说是独树一
帜，融合幽默的笔触与文学的气息，来说明经济性的内容。少有经济学者能像他一样具有这么丰富的创意，又对经济研究的途径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沃利斯后来曾担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院长，又接掌罗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校长的职位，目前则是负责经济事务的国务次卿。他们两位至今仍然是我妻子和我最好的朋友，也都一直与我在专业领域相互切磋。
受到芝加哥以及哥伦比亚两校学风的综合影响——前者重理论，后者重统计与实证研究，我的科学工作也大都兼顾理论与实务，也就是包括理论以及对理论内涵的验证。我之所以用“科学工作”一词，就是要刻意将其与萝丝和我合著的通俗读物有所区分，这些读物包括《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选择的自由》（Free to Choose）及《现状的桎梏》。
我的博士论文系根据顾志耐所指导的一项研究而写成，顾志耐也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当时任职于国家经济研究局。我所参与的专案计划，用到了有关专门职业所得的资料，乃是当时他为商务部初次构建国民所得的过程中搜集而来。顾志耐和我根据研究结果合写了《独立专业之所得》（Ine from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Practice）一书。该书的核心，乃是运用经济学的分配理论来分析解释各类专业所得的资料。这项著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完成，但到战后才正式出版，主要是因为其中一项研究发现尚有争议。这项发现涉及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独占地位对医师所得发生的影响，在之后的四十多年仍然一直受各方注意。我后来的另一本著作《消费函数理论》（The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以及一些我个人或与施瓦兹（Anna J．Schwartz）合著的货币方面书籍，也都同样具有结合理论与实证的特性。
〉〉〉战争期间的研究
另一项对我的科学工作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验。大战的头两年——即1941年至1943年，我在美国财政部的税务部门担任经济研究员。事实上，到今天为止，我妻子萝丝对我当年参与设计及发展所得税的就源扣缴，一直不能释怀。毫无疑问地，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如果不从就源扣缴下手，政府不可能收到那样多的租税。但因为有了扣缴制度，使得政府部门在战后还能够课到更高金额的税收，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个人深切体会到，尽管为了战时的目的，实施扣缴有其必要，但这项制度在战后却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在华盛顿的两年工作中，我在华府决策过程中学到甚多，可以说是弥足珍贵的经验。可喜的是，我在染上政治狂热症之前就已经及早脱身，否则对志在学术研究的人来说这种病症无疑是不治之症。
大战的后两年——1943年至1945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战争研究部的统计研究组担任数理统计工作。该部门的设立，主要是为军方及其他从事战争研究的团体提供统计方面的协助，在编制上隶属于战时创设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霍特林是这个单位的理论顾问，而沃利斯则是执行长。这次的经验让我有机会和来自不同领域的自然科学家共事，否则我不可能和他们有太多的接触机会。我必须运用统计的方法来处理非经济的数据资料。出乎意料的是，在解释战争相关资料的作业研究方面，社会科学家经常比自然科学家还管用。原因很简单：社会科学的学者惯于处理杂乱无章的资料，而战争期间的资料正是一团糟；自然科学家所处理的往往是在受控制的实验下所产生的精确资料，因此面对实地搜集来的资料大都是一筹莫展。
〉〉〉令人存疑的预测
这段期间发生了一段插曲，使我日后对经济预测——特别是根据复杂的多元回归所做的计量经济预测持怀疑的观点。当时有一项耐高温合金的开发计划，由我们提供统计上的协助，这些合金将作为喷射引擎的衬里以及涡轮增压器的叶片，而合金的主要成分是铝、镍及其他金属。喷射引擎与蒸汽涡轮的效率，主要取决于运转时的温度。温度只要稍微提高，即可大幅提升涡轮、涡轮增压器或喷射引擎的效率。这项实验分别在麻省理工学院、匹兹堡的巴特尔实验室（Battelle Laboratory）以及其他地方进行。
我们这个小组对实验的统计设计提供建议，并分析大部分的实验成果。在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我根据大量数据资料计算出在不同温度下合金成分与合金强度的多元回归。我的想法是，利用导出的方程式，应该能够找出产生最佳成果的合金组合成分。从纸上作业来看，我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完美无瑕。方程式的配适度极佳，显示有一种全新成分的冶金，可以大幅超越目前任何既有合金的强度。测试的方式，是将相当的重量悬吊于该合金样本上，并置于已加热至稳定高温的炉内，然后测量多久之后会断裂。当时最好的合金，大概在10～20小时就会断裂；而我的方程式却预测，这种新的合金可以维持大概二百小时之久。多么惊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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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20）
经济预测可能要耗上十年的光阴，才能取得所需的新证据，自然科学在这方面就有利多了，你随时可以测试一些预测。所以，我打了个电话给共事的麻省理工学院冶金专家，要求他按照我的规格制作一些新合金，然后予以测试。为了保持必要的记录，这些合金必须加以命名。我对自己的方程式颇具信心，因此分别以F1及F2来命名，但我还没有自信到告诉这些冶金专家我的方程式所预测出的断裂时间。这种谨慎证实是明智之举，因为F1合金在两个小时左右断裂，F2则大概维持了三个小时。从此以后，我对自己或其他人利用多元回归方程式
所做的经济预测，都抱着高度存疑的态度。
在我演讲的最后部分，我要把话题转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层面。在座可能有人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曾经遭受批评，而主要的论点是：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科学。其中批评最力的当属缪达尔（Gunriar Myrdal），这位瑞典的经济学家曾和哈耶克共同获得诺贝尔奖，但之后却有了不同的想法，并撰写一系列的文章谴责此一奖项，也对自己曾经受奖表示遗憾。他表示，经济学并不是一门和物理学、化学或医学有着相同意义的科学。
〉〉〉经济学也是科学
我相信缪达尔是错了。我们应该把经济学家所做的科学工作和他们所做的其他工作加以区分。经济学家既是社会的一员，也是科学家。我们并没有把百分之百的生命投注在纯科学工作上，但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当然也是一样。基本上，我相信经济学所具有的科学成分，和物理学、化学或其他自然科学成分，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不错，物理学家可以在受到控制的实验室下操作，而经济学家则不能，这点是那些持不同看法的人所经常强调的。但是光凭这一点，实在不足以否认经济学的科学性。大气科学是一门大家公认的科学，但几乎不可能进行控制的实验，在许多其他的科学领域也都有类似的限制。经济学家固然不太可能执行控制的实验——虽然有些是可能的，也已经在做了——但是未控制的实验，经常会产生近似控制实验的资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要比较不同的经济制度，有哪一个控制实验会优于东德与西德的经验呢？这两个国家以前是同一个国家，人民背景相同、文化相同、遗传基因相同，但却因为意外的战争而分裂为两部分。在柏林围墙的一边，是相对自由的经济体制，而另一边则是集体主义的社会。
所谓的控制实验，也并非可以百分之百控制。两种不同的状况之间，可能存在着无数的差异，想要将之完全掌握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不相信在所谓的控制实验与未控制实验之间，原理上存有任何差异；同样地，不论是在物理学或经济学的领域，进行科学工作的可能性，也应该是不分轩轾的。我们有必要清楚区分一个人在科学研究领域所做的事和他身为一个公民所做的事。这样的观念，在物理领域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学。就以星球大战计划（Star Wars）这个热门的争辩议题而言，有些物理学家声明反对星战计划，但却有另一批物理学家支持这项计划。很明显的，这些不同的声明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已获大家认同的科学知识，绝大部分反而是这些物理学家个人价值观以及对政治事件的判断等等。要评价他们在科学上的能力或贡献，凭借的不该是这些声明，而应该是他们在科学上的工作。我相信，这种做法也适用于经济学家。
〉〉〉广泛的社会关怀
再回到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我曾在公共政策上扮演非常活跃的角色，并希望能影响公共政策，我也常公开演讲或是撰写有关政策问题的文章。不过，在从事这些活动时，我的身份是一位公民——希望是一位学有专精的公民，而与我的科学能力无关。我相信，由于具备了经济学上的知识，使我能够对一些议题做更好的判断。但是，基本上，我在科学上及学术上的成绩，不应该由我在公共政策上的活动来做评价。
刚才主持人在介绍我的时候，曾提到我希望接受同行的评鉴。他提到的这段插曲，是发生在底特律的一个停车场。就在宣布我获得诺贝尔奖的那天早上，因为先前我已答应当天到密歇根州，为该州要求平衡预算与节约开支的法案修正做巡回讲演，因此必须一早就离开芝加哥。我抵达底特律机场时，负责推动修正案的代表前来迎接，并带我到底特律记者俱乐部参加当天演讲之前的记者会。当我们到达俱乐部的停车场时，看到现场众多的记者和电视台的人员，真是吓了一跳。当场我就说，我很惊讶推动修正案的努力会受到这么多的关注。就在我从车子里面走出来时，一位记者伸出麦克风，紧贴在我的脸上说道：“你对获奖有什么感想？”我说：“什么奖？”他说：“诺贝尔奖。”很自然地，我表达了获悉这个消息的喜悦。记者又问：“你认为这是你学术生涯的顶峰吗？”之类的话，我说不是。我又说，我的经济学家同行对我未来五十年工作的评价，会比七位瑞典人目前怎么看我的工作成绩，更让我感兴趣。
当我在密歇根州巡回讲演的时候，我并不是以科学家的身份来做这件事，而是以一个深切关心公共问题的公民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