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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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总统幕僚
下一步的演化，应该算是肯尼迪主政时代我在经济咨询委员会的工作经验。日常的经济政策，从来不是我的专长。有一天午餐的时候，我听到萨缪尔森谈到，他认为经济理论的基本功能，就是为写好财经新闻做准备，这席话令我相当震撼。等到自己更为成熟之后，才了解这句话相当接近真实状况。不过在1960年总统大选期间，我只是一位旁观者并没有人请我加入肯尼迪的阵营。所以当我在深夜接到委员会的三位成员——海勒、托宾以及戈登——的电话，要我请假并加入为幕僚时，的确是出乎意料之外。他们向我这位成长理论的小子放出钓饵，我可以在委员会里头做一位象牙塔内的经济学者，只专注于长期政策的思考，而不必理会每天争吵喧闹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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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7）
我相信他们的话，我认为他们的确也是持这样的看法。但在旧的行政办公室大楼待了两天左右，我就了解到，这里的所有心智活动，都是在面对每天发生的新刺激。新刺激马上就发生了。即将卸任的委员会理所当然地要准备1961年1月份的《经济报告书》，而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则要准备一份迷你的报告，作为3月6日在经济联席委员会（Joint Economic mittee）报告的基础。每个人当然都全力以赴，但是有关的报告其实是由咨询委员会的三位成员以及奥肯和我担任主要的起草者，还有倍克曼（Joseph Pechman）。其实他并不是幕僚
的一员，但却是海勒的老朋友，因此也是我们在华盛顿的一名老搭档）。那六周的准备期间，可以说是实证宏观经济学的紧凑训练。当然我用实证一词，并非暗示那是不太严谨的宏观经济学。其实能够发挥个人才智，运用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甚至小幅修正世界的现象，实在是令我最感到快慰的经验之一。
〉〉〉两份《报告书》的对照
托宾和我（很遗憾地，其他的同事戈登、奥肯、海勒都已先后辞世）最近刚把1961年的声明及1962年1月份的《经济报告书》重新出版，其用意是希望作为某种的原则声明。（其实此一版本中也包括了在里根政府第一届任期内由经济咨询委员会成员所撰写的1982年《报告书》，从中可看出他们的观点。）对许多当代的读者来说，1962的报告书好像是新的古典学派对凯恩斯的反革命之前，一份与（凯恩斯学派）宏观经济学全面唱反调的纲要，类似那些“之前／之后的对照”的广告中，属于“之前”的那一部分。如果换做是现在来撰写这份报告书，那么以我们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所学到的，托宾和我（还有奥肯，假如他还活着的话）都不会再写出同样的内容。事实上，即使我认为值得为报告书中的观点辩护，我也无意辩护。它可视为一个良好的例证，从中可以了解到像我这样的人在1961年所相信的是些什么。
首先——也许在这里我有点为自己辩护的味道—你绝对不能说我们忽略了经济体系的供给面。在我们的报告里面，有一整章讨论供给面的因素以及供给面诱因的重要性。毕竟，1962年的投资租税抵减（Investment Tax Credit）正是出于我们这批人的构思。这个成长理论的小子，怎么可能对供给面视而不见呢？当初我们所做的，乃提出一套很合理的论据，说明当时美国经济处在一个超额供给、非自愿性失业以及生产能力未充分利用的状况，而且这些现象已存在几年。我们坚持应该区分清楚下列两种情况：其一是透过需求的刺激来增加实质产出，也就我们所称“消除实际产出与可能产出间的落差”；另一种情形则是透过供给面的变动，来进一步增加实质产出。（在这里有必要再做一些说明，特别是此时此刻的现在，托宾和我早在当时就建议，正确的财政政策目标，是在充分就业下，透过货币面保持宽松，而让联邦预算有盈余。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有更高的国内投资及国民储蓄率，而我们又怀疑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民间储蓄。请别提凯恩斯学派对储蓄有过敏性的恐慌！）
〉〉〉经济均衡的探索
有一类当代经济学者一味地否定超额总供给会持续存在。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不都该知道“市场会结清”吗？难道还有其他值得一提的可能性吗？我必须承认，在1962年的《经济报告书》中，我们并没有对这个观点提出充分的反驳。毕竟，它是写给社会大众看的，而不是写给其他经济学者看的。所以，我这里必须把我们所要说的内容重新建构一次。
对前述的问题，有两种可能的解答。一种是凯恩斯本人的观点：一个经济体系即使存在普遍非自愿性失业以及生产能量未充分利用的情况，依然能达到总体的“均衡”。这种均衡并不是瓦尔拉斯式的均衡，也就是所有的市场都达到结清的地步，但是整个经济态势依旧是达到了均衡，因为并没有来自内在的压力要求情况改变。凯恩斯就这项观念在理论上的完整性，并没有提出很精确的说明，但这应该就是他的主张。我想我们并不采取此说。而另一个可能的解答，则可大致叙述如下：有太多现实的理由使名义价格或是工资不具备完全的弹性。列出这种种理由，当然并不足以形成一项理论。然而，由于有各种名义的僵固性（Nominal Rigities），因此实际数量与相对价格经常会落在错误的位置，甚至往错误的方向移动。因此，受到干扰后的经济要走向市场结清式的均衡，可能会慢得令人难以忍受，而代价也可能非常昂贵。即使确有单一并符合柏莱图效率（Pareto…Efficient）的均衡，任何的修正措施—不管属自动性还是权衡性的—都将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如果是60年代，我们应该会采取第二种说法。坚持相信与拥护这套观念的人，将它冠上“美国式凯恩斯学派”之名，想必是把它神奇面包（Wonder Bread）以及“命运之轮”（Wheel of Fortune）归为一类。当然，早期在希克斯与莫迪利亚尼的著名论文中即可看到此说的精髓；他们都不是地道本土的美国人，不过也不必太在意这些。1962年的报告书中对此说未有着墨，其理由已如前述，但我相信这是托宾、欧肯以及我一致的想法，通常我常采用的简便假设是，名义工资具有僵固性。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已足以得出美式凯恩斯学派的标准结果。但是，这只是为树立模型声望的形式性或权宜性的做法而已。假如遭受质疑，我们还可以很轻易地找到经济体系中其他各式各样的僵固性及不完全性，这些只是更加强化了原有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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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8）
若干年后，我和当时研究所刚毕业的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合写了一篇文章，将我先前所谓“老一辈”的观点做了一番整理。在该文中，我们将名义工资与价格在面对超额需求或供给时调整缓慢的现象，视为理所当然。因此，劳动市场与商品市场都毋需在短期间达到结清的地步，而这种“短期原则”适用于两者。我们也证明，这样的经济体系会有相当偏差的变动，甚至有可能陷入类似失业均衡（Unemployment Equilibrium）的状况。我们的模型显然正是边纳西…德瑞兹…马林茂德“固定价格暂时性均衡”模型（Benassy…Dreze…M
alinvaud Fixed…Price Temporary Equilibrium Models）的先驱，他们的模型大概是五年或十年后才出现（在美国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我们的论文备受冷落，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待遇，是因为我们甚至对于从数量配给市场（Quantity…Ratinned Market）外溢到其他市场的情况，也未有所讨论；相反地，这却是上述三位法国学者固定价格模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因此让他们得以宣称他们将“有效需求”加以模型化。我们对这种属于微观经济的基础架构并无太大的兴趣；我们所想要表现的是，一个模型经济有时可能受限于需求面，有时可能是受限于供给面。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对“新古典的综合理论”（Neoclassical Synthesis）——或是更生动的说法是“非正统的凯恩斯主义”（Bastard Kerneslanism）——做出贡献。
有趣的是，我现在倒认为，凯恩斯的直觉是正确的。或许我们可以将非瓦尔拉斯式的均衡概念作为现代产业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基础。这样作为什么可能比较好？部分是因为经济学者相当受到均衡分析的影响；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它至少相当契合我们对经济生活的直觉与观察。凯恩斯之所以无法声称他已发展出所谓“失业均衡”的概念，是因为他缺乏分析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在许多年之后，才出现在经济学之中。
〉〉〉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
今天在宏观经济理论中，有一派名为“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New Keynesian Economics），他们努力证明，像信息的不对称性、交易成本以及其他实际生活中的事例，如何导致在“错误”的就业与产出水准上达成均衡。他们指出，通常只要透过简单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就能够有所改善。（这个看法是对的，但绝不是什么大新闻；同样的，不适当的政策也会把事情搞得更糟。这就是为什么棒球队要开除球队经理的原因。）
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是好坏杂陈。它的目标正确，分析技巧也不错。但有时他们从实际生活中所选取以及强调的现象，似乎有些牵强，不值得摆上那么重的权数。他们会如此重视这些旁支末节，可能是因为渴望获得尊敬，同时又拖持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那就是要受到尊敬，就必须力求接近经济学中简化假设条件的传统。这并非一无可取，也绝对优于号称“新典范”（New Paradigm）的批发商式的做法，不过，偶而会发生常识和传统背离的情况，那么，我会永远选择常识这一边。如果宏观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为何在经过无可避免的实质冲击后，整个经济竟然能够长期远离充分就业的状态？那么，交易成本与信息的不对称的问题，似乎无关紧要，不能视为问题的主要解答。
在那个年代，菲利普曲线是我们用来处理工资僵硬性的特定分析工具。萨缪尔森和我在1960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可能创造出“菲利普曲线”这个名词，也促成菲利普曲线在美国生根。不过，现在我对这件事的作法会完全不同，以下我就解释其原因所在。
〉〉〉菲利普曲线的论争
大约六个月前，在一项于赫尔辛基举行的研讨会上，帕金（Michael Parkin）用“不幸的”（Unfortunate）来形容我们的文章。他的意思并非指该篇文章不受欢迎，而是指它误导了许多人，使他们以为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取舍关系，因而可以透过政策的变动影响经济状况。当时，我就起来辩解，只要仔细阅读过该篇论文，就会发现，我们已经把该设定在菲利普曲线之下的每一项条件，都陈述得相当清楚。我们还特别明确地指出，任何想在政策面利用通货膨胀与失业间取舍关系的做法，可能很容易导致菲利普曲线往反向移动，从而抵消了原先期望获得的成果。我们甚至还提到，预期的改变可能会导致情势真的循此预期变动。事实上，在论文中我们都提到了。
研讨会后，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对我说，他觉得我对问题仍有些闪躲。的确，一些形式上的条件虽然都已提及，但是该篇论文明显带着乐观的基调，看好透过标准的政策手段，就能在菲利普曲线上选取到一个落点。我必需承认林德贝克的观察相当持平。在60年代，折衷式的美国凯恩斯学派论者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威力，并没有充分的警觉。他们对菲利普曲线的期望，远高于该曲线在实务上所能达到的程度。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现在我所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我可以说，我不相信有一个相当稳定的“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of Unemployment）。这个概念似乎认定，在经济社会里存在一个可以察觉（最坏的情况是变动缓慢）的失业率（或是更广义的所谓利用率（Rate of Utilization）），其重要的特性是：维持较低的失业率，会加速通货膨胀，而维持较高的失业率，会加速通货紧缩（Dflation）。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认为自己是知名（？）经济学者中惟一反对所谓长期垂直形菲利普曲线者，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我现在已有了一些同感。打从一开始，我就发现所谓自然失业率的假说，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证的基础，都是相当脆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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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9）
〉〉〉自然失业率的迷思
从理论的层面来看，弗里德曼认为“自然失业率”是“由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方程式所得出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许多接受自然失业率假说的人都了解，要接受此一假说，前题是承认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能正确描述日常经济实况。至于其他的理论基础，也同样的牵强。而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有关自然失业率的计量经济估计值，大都只是基于非常薄弱
的实证关系；任何一项都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以下的例子，或许不能算是很大的挖苦吧：自然失业率的支持者主张，英国目前的失业率在百分之九到十之间，低于自然失业率。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因为通货膨胀正在加速中。为何通货膨胀正在加速中？因为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
我个人比较赞同的假说是，没有所谓的自然失业率，也就是一个明确界定的数字加上通货膨胀加速或紧缩的特性。当然在任何时间，你都可以想像总需求大幅上升，导致通货膨胀加速的情况。（可能，当然这只是可能，你也可以想像需求水准低落，导致工资与价格日益快速地下降。）但是，那个关键性的水准，是取决于历史、制度、心态以及信念，包括对自然失业率的信念。假如该经济体系存在许多组的均衡，那么也可能有许多的“自然”率。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在报告自己成为经济学家的演化过程时，所选取的题材是经过挑选的，甚至有点支离破碎。例如，我就完全避开著名的双剑桥论争（Two…Cambridge Controversr）。那是因为这段插曲，在我看来是所谓看到烟就有火的一个活生生“反”例。在这段论争中，只有烟而没有火。如果，我把这部分向各位做报告，可能就会把话题转到心理学上，而这正是它原先想要治疗的病症。你可能也注意到，我似乎无意提到60年代以后的一些发展，只有谈到最近经济研究的方向时，偶尔会做一些点到为止的评论。这也是我刻意如此的。因为对于当前的思潮或论争，很难冷静旁观，但如果对之太过热衷，可能也不是很公允的。
那么我就面临在演讲完毕后，如何有尊严地下台的问题了。因此我愿意在演讲即将结束之际，告诉各位有关我对自己以及当代经济学的一两点看法，特别是在我构思这篇讲稿时所体会到的事情。
〉〉〉经济学并非科学
首先，我有个感觉：把经济学视为“科学”是错误的，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