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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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和当地进步工会组织，继续领导工人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日军占领租界之前，共产党和进步工会以租界作掩护，运用合法手段将工人组织起来开展斗争。其中在金融界，组织了“银行业职员联谊会”，有会员约5000人；在洋行华籍职工中组织了“华联俱乐部”，有会员约6000人；在店员中组织了“益友社”，有社员万余人；在电车工人中组织了“电车工人消费部”，有成员千余人。上述组织在工人和职员中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动员和组织了数干名男女加入新四军。截止太平洋战争爆发，举行大小罢工数百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占领租界，各种组织均被取缔，上海工人的抗日斗争被迫采取分散的方式进行。
华北部分地区沦陷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敌占区秘密工作的开展，广大产业工人或参加八路军，或建立自己的游击队，坚持抗日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各大工矿单位建立的工人游击队就有40多支。太原失守前，中共党员薄一波等人通过与阎锡山的关系，在太原等地组织了以工人、学生为主要成分的山西工人自卫队，是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力量之一。正太铁路、阳泉煤矿、榆次纱厂等单位工人，都组织了自己的游击队，后来合编为榆太游击支队。济南失守后，山东淄博煤矿向八路军输送了4000多名兵员，还组织了2000多人的游击队，配合山东的八路军作战。地处华北与东北咽喉地带的开滦煤矿工人万余人，1938年3月举行大罢工，一直坚持到5月。七八月间，唐山、赵各庄、村西、开滦等矿工人7000余人，举行抗日大暴动，暴动工人一部分由节振国率领转入农村加入冀东人民抗日联军，一部分由于武器装备太差，缺乏训练和有力的组织指挥而溃散，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次暴动，对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
1939年9月，山东淄博地区矿工将日军发电总厂炸毁，烧毁淄川洪山煤矿，使日本侵略者损失20余万日元。以青岛纱厂工人为主体建立的峙山游击队，经常出没于峙山一带袭击日军，给当地日军造成很大威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人抗日救亡运动，较之全国其它地区的发展更为深入。中共中央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相应的工会组织。据1939年至1940年的统计，晋察冀边区有县级工会31个，会员约7万人；陕甘宁边区有县级工会20个，会员2。7万余人；晋东南、晋西南、山东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都有基层工会组织。到1940年初，各抗日根据地共有工会会员50万人。抗日根据地的工人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积极参军、参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兵员的重要来源之一。
据统计，从抗战开始到1938年春，通过晋东南各级工会登记的参军和支前的工人就有3万余人。同蒲铁路有工人8000人，直接参加八路军的在700人以上。北岳区19个县统计，从1939年至1941年间，工人参军的有5270人；
冀中区在1941年的一年中，工人入伍的有4300多人；山东淄博矿区，从“七·七”事变到1937年12月，有4000多人加入八路军或游击队。广大工人除直接参军参战外，还积极参加抗日根据地的各项生产活动，为战胜敌人的包围、封锁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作贡献。据统计，陕甘宁边区在抗战开始时只有工人70余人，到1941年发展到6400亲人。工业发达区和中心城市沦陷以后，一些工人带着机器来到根据地，他们不要边区政府任何投资，自己组织起来，成立生产合作社，由小到大，逐步形成生产能力，生产各种军民用品，满足根据地的需要。
三、广大妇女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具有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妇女奋然而起，以空前的规模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长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实践，使中国妇女深深懂得，要发挥妇女的作用，首先在于组织起来。因此，在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各地妇女的抗日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过去个别分散的斗争，通过各种组织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妇女抗日救亡的洪流。
最早的全国性妇女抗日救亡组织是“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由何香凝、宋庆龄等妇女领袖倡议于1937年7月22日在上海成立。在这个抗日救亡团体中，有知名人士宋霭龄、于凤至、孙科夫人、蔡元培夫人、杨虎城夫人等。
成立的当天，何香凝宣布该妇女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奋斗到底。妇女抗敌后援会成立后，立即分别通电各省，要求各省也成立相应的妇女组织。
1937年8月1日，在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参与下，在南京成立了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简称“妇慰会”），宋美龄任主任委员。成立当天，宣布该会的宗旨是发动海内外妇女同胞“输才尽力”，为“保全国家的完整，保护民族的生命，应该尽人人的力量”。＇《中国妇女运动史》，春秋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417页。＇
该会成立后，也致电全国，要求各省成立分会。在该会的号召下，全国大多数省市成立了以省长、市长夫人为首的妇慰分会。
何香凝领导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与宋美龄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在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上虽然不尽相同，但抗日救亡的目标是相同的。为了统一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前者于1937年8月4日主动改称“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简称上海妇慰分会）。据9月中旬的统计，该分会有团体会员20余个。上述两个妇女抗日救亡组织的成立，对于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8年初，由于黄河以北的华北地区和长江三角洲的沦陷，造成了成千上万的流离失所的战争难民，其中儿童尤甚。为了拯救在战火中挣扎的儿童，邓颖超、沈钧儒、郭沫若、李德全、刘清扬、沈滋九等人，联络各党派和各界，于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成立“中国儿童保育会”，宋美龄、李德全分任正副理事长，邓颖超为常务理事。这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建立的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救亡团体。此后，广东、广西、安徽、四川、江西、浙江、福建、湖南、陕甘宁边区以及香港、南洋各地华侨社会，都建立了“中国儿童保育会”的分会。
1938年5月，宋美龄邀请各党各派各地区的妇女领袖到庐山举行妇女工作谈话会。中共方面的邓颖超、孟庆树参加了会议。会中，宋美龄提出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改组并扩大成为全国性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总机构。会议通过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
庐山妇女工作谈话会的召开，是国民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由以反共为宗旨向以抗日力宗旨的一个转变。“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1934年2月在江西南昌提出的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宣扬封建道德的思想灌输运动，其目的在于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是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工具，是一个反共组织，宋美龄将其改组为以抗日为宗旨的组织并容纳了邓颖超等共产党员，形成了左、中、右各派力量联合的抗日救亡团体，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转变。改组后的“妇指会”，在各派的共同努力下，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日的工作。在1938年淞沪会战周年纪念时，该会仅在武汉一地就动员了400多个团体，组织了380多个宣传队，开展声势浩大的保卫武汉宣传活动。在纪念“九·一八”事变7周年的活动中，“妇指会”发动全国妇女赶制了10万件寒衣。
1939年3月发动了献金活动，共筹得抗战资金法币63万余元。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妇女的抗日救亡组织也陆续建立起来。在陕甘宁边区，中共边区党委于1937年7月作出了《关于妇女工作的决定》，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政权下的妇代会改组为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妇女统一战线组织。随后，成立了边区各县妇女联合会。在晋察冀边区，1938年3月6日召开了第一次边区妇女代表大会，成立了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在各中央局、省委都成立了专门指导妇女抗日救亡运动机构，北方局由杨尚昆、南方局由邓颖超、东南局由李坚真、陕甘宁边区由郭洪涛、山东分局由史秀云、北方分局由张瑞华、广东由张越霞、琼崖由刘秋菊、江苏由陈修良、河南由吴平、浙江由刘英、鄂豫皖由陈少敏等人担任妇女书记或部长。继各中央局、省委妇女救亡领导机构建立之后，从1939年3月至1940年夏，晋西北、晋东南、冀南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建立了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系统。
组织战地服务团体赴前线，是妇女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力量的重要形式之一，全国各地几乎都组织了妇女战地服务团。其中较有影响的如上海劳动妇女服务团、第18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地服务团和广西南宁、玉林妇女战地工作队等等。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成立于1937年10月，其中大部分为女工。该团成立后，主要服务于罗卓英部，始时参加淤沪会战，后于1937年11月随军撤退至南昌、汉口，接着转战于苏、浙、赣、鄂、豫、湘等省。
1940年以后，国民党反共磨擦加重，由于服务团中有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国民党方面下允许她们在罗卓英部立足，被迫遣散。服务团员中一部分加入了新四军，一部分奔赴延安。
1937年8月，由丁玲任主任的第18集团军（八路军）战地服务团成立以后进入山西，在山西走遍了16个县市、60多个村庄，行程在1500公里以上。有时3大连演7场戏，越演情绪越高。只要一提服务团，老百姓几乎家喻户晓。
抗战初期成立的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也是名声显赫的战地服务团之一。1937年9月，服务团由湖南到达淞沪会战前线。救治了大批伤员，坚持在前线服务将近3个月，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在抗战中，妇女们除了进行战地服务以外，大量经常性的工作是在后方开展宣传鼓动和募捐钱物活动。“七·七”事变一发生，各地妇女团体就组织歌咏队、演讲团、戏剧组，采取各种形式向前线将士和后方人民宣传抗日到底的思想，坚定人们对抗战的信心。
上海组织的“孩子剧团”，是全国千千万万个孩子剧团之一，成“立于1937年9月。淞沪会战中，孩子剧团在市民中巡回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等话剧，曾在群众中广为流传。上海失守后，孩子剧团随军撤离，一路上，除继续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老剧目外，还增加了演唱《在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深得官兵和群众的赞扬。孩子剧团到达武汉后，还受到周恩来、邓颖超的接见，最后列编在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一直坚持抗战宣传。
献钱献物也是广大妇女救亡的一项重要活动。在“七·七”事变爆发的头几天，北平的妇女献了大批的钱物。山西太原的妇女捐献的金银首饰折国币达7000余元。“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何香凝率先捐献银元500元。在一天时间里，各救亡团体收到的金银玉器就有200余件。在捐献活动中，“妇慰会”的常委们积极带头，几天内购买救国公债23000余元。山东胶东地区的妇女，在抗战爆发后3个月的时间里，捐献了黄金50两，白银1万余两。
据不完全统计，到1939年底，全国各地妇女募得现金1300余万元，金银首饰折款在5000万元以上。
在抗日救亡浪潮中，许多女青年和男子汉一样，积极参军参战，在战场上英勇杀敌。有的部队专门设立了女军人训练队。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第5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女生大队、浙江绍兴妇女营、广西女学生军、八路军学兵队女生区队、新四军教导总队第8队、广东省第8区民众抗日自卫团妇女干训所等。
八路军学兵队女生区队在八路军学兵队中的序列为第5区队，有学员120余人，1937年11月7日正式成立并开学，1938年2月，在日军沿同蒲铁路大举南侵时，学员们被输送到晋西北、晋东南、晋东北等抗日根据地。
第5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女生大队，1938年1月成立于徐州，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亲任青年军团长。女生队共有300多人，经训练后，活动在以潢川为中心的豫东南各地，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七八月间，日军进攻豫东南以后，女生队即随军撤离。
广西女学生军是广西学生军的一部分，有130人，1937年11月在桂林受训，12月中旬开抵武汉。
1938年2月由武汉开赴豫鄂皖前线，1939年2月以后进入大别山坚持抗日斗争。
浙江绍兴妇女营成立于1938年5月，分为宣传、武装、救护3个队。其中武装队开始时仅有17人，活动于平湖、海盐、海宁、嘉兴一带。1938年11月22日，妇女营奉命配合省自卫队偷袭日军王店据点，该营从硖石附近出发，渡过钱塘江，急行军20余公里到达王店。战斗发起后，妇女营负责火力掩护任务，战士们用步枪以集火射击压制日伪军，一直坚持了几十分钟，完成任务后安全撤离返回驻地。妇女营直接参加作战，一时成为百姓当中流传的佳话。1939年2月，周恩来在绍兴接见了妇女营战士。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八章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
第二节 少数民族和台湾港澳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一、蒙古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蒙古族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的绥远、热河、察哈尔等省，其中主要集中在察哈尔北部和绥远地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在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长期斗争中，蒙古族始终和汉族及其他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在抗日战争中，蒙古族人民继续发扬了这一传统，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出了重要贡献。
蒙古族人民的抗日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发动下发展起来的。
在日军占领绥远以后，与其毗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就一直关注着蒙古族人民的斗争。1938年1月，陕甘宁边区首先召开了专门讨论发动蒙古族人民参加抗日斗争的会议，提出“蒙古平民王公团结一致抗日”和“蒙汉联合抗日”的口号。会后立即派出一批富有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深入伊克昭盟，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
1938年4月，中共中央为加强蒙古族人民抗日斗争的领导，成立了“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并以八路军警备骑兵第1团开进伊克昭盟地区进行游击战争。
中国共产党派到绥远进行抗日斗争组织工作的党员，很快便在鄂托克、准格尔、乌审等地建立起党的秘密组织，在贫苦牧民和青年学生中进行抗日发动工作，以后又建立起以蒙古族为主体的“战地动员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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