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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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全体成员组成“中共献金团”，带头参加献金。短短5天内参加献金者达50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过100万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07页。＇
　　　　第三厅成立后，还建立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等，并把由沪辗转来汉的孩子剧团接受为第三厅直属剧团。经过集训，演剧队、宣传队分赴各战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孩子剧团则留后方活动。
　　　　武汉失守后，随着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逐步由比较积极抗战转为比较消极抗战。1938年底，第三厅本部由武汉辗转到达重庆。国民政府为籍制第三厅，借口战时紧缩，大量压缩编制，裁减人员和经费，把原来3个处9个科压缩成4个科，将处一级裁撤。在困难的环境下，郭沫若带领大家开展不懈的斗争，编印出版了《抗战小丛书》、《抗战二年》、《抗战三年》、（《抗战一年》在武汉编印）、《抗战文艺》、《抗战壁报》、《敌情研究》、《中国报导》、《日寇暴行实录》等大量宣传书刊，还编印了其他宣传品。＇翁植耘：《郭沫若在第三厅，文工会及其创作活动》，见《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60～63页。＇
　　　　1940年11月，第三厅被改组为文化工作委员会，成了一个研究机构。
　　　　为利用合法身份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民主运动，郭沫若受命担任文工会主任委员，阳翰庄为副主任委员。文工会聘请了茅盾、老舍、陶行知、沈志远、张志让、邓初民、杜国庠、王昆仑、翦伯赞、侯外庐、郑伯奇、田汉、洪深、马宗融、卢于道、胡风、黎东方、姚逢子、吕霞光等著名文化人士为专任委员和兼任委员。文工会初建阶段，经常举办各种讲演会和座谈会，工作开展得相当热烈。此外，在重庆还组织编写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文艺作品、文章诗歌等，其中不乏传世之作。如郭沫若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等，借古鉴今，古为今用，获得了极大成功。
　　　　（二）群众性抗战文化团体的建立与文化艺术的发展
　　　　在筹组第三厅的同时，为了把云集武汉的众多的文化界人士更好地团结起来，积极推动文化界抗战团体的组建。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布成立。大会推举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田汉等45人为文协理事，周恩来和蔡元培、宋庆龄、于右任、宋美龄、孙科、柳亚子、陈立夫、陈诚、何香凝等被选为名誉理事。“文协”不设主席，老舍为总务主任，担负领导工作。“文协”成立，这是全国文艺界乃至文化界广泛的统一战线建成的重要标志。在此前后，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歌咏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等全国性抗战文化团体于武汉纷纷成立。它们对团结文化界同仁、宣传群众、支持抗战起到重要的组织作用。
　　　　全国抗战初期，各种抗日救亡和进步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在各地创办出版。如上海《救亡日报》、《烽火》、《七月》，成都《金箭》，广州《抗战戏剧》、《文艺阵地》，长沙《抗战日报》，武汉《新华日报》、《群众》、《抗到底》、《弹花》、《救中国》、《战地》、《抗战电影》、《抗战文艺》、《戏剧新闻》、《五月》、《全民抗战》等等。武汉失守后，国统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到大西南，重庆、桂林等地又有一些报刊陆续创办。但前后有不少刊物未能办到底，即被迫停刊。共产党人在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被称为国统区抗战文化的嘹亮号角，连同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文协”会报《抗战文艺》等，在抗战文化导向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随着抗战文化运动的兴起，一大批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涌现出来。剧作家创作出许多与时代与人民息息相关的好剧目，如《保卫卢沟桥》、《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台儿庄》等，音乐家创作了许多反映全民抗日的救亡歌曲，如《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到敌人后方去》、《救国军歌》、《洪波曲》、《赶豺狼》等。诗人写下许多战斗诗篇，陆续出版了《开拓者》、《新时代》等10余种诗刊，“七月诗派”以其自由、奔放、粗扩的自由体诗展现在人民面前。作家们创作了《卢沟桥演义》等大量小说和《战地书简》、《游击中间》等报告文学。电影艺术家们摄制了大量抗战影片，如《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淞沪前线》、《东战场》、《光复台儿庄》、《热血忠魂》、《八百壮士》、《游击进行曲》、《中华儿女》、《长空万里》、《华北是我们的》等。
　　　　在抗战文化统一战线旗帜下，文化界凭着本身的团结和努力，已经给中国的文化运动创造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光明前途，中国的文化运动接受了一次划时代的洗礼，它将要吸收一切进步文明的成果，开放出一枝光辉灿烂的花朵。
　　　　（三）抗战文化的战斗作用
　　　　“七·七”事变以后，文化界继承发扬了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文化的光荣传统，把抗战文化作为反侵略的锐利武器，开辟了一条抗日的重要战线。
　　　　在“文章入伍、文章下乡”这一响亮口号下，广大文化工作者走出亭子间，勇敢地深入战地和农村，用各自特殊的武器，肩负起宣传抗战、揭露敌人、鼓舞民心士气的伟大使命。全国抗战开始后的前几年里，“‘文化下乡’、‘文化入伍’，风起云涌，与时俱涨。作为教育、宣传、鼓励士兵民众抗战，并增强其战斗意志的歌咏、戏剧、绘画、新闻报导、木刻，活跃在敌前、敌后，以及后方的每个平常下为文化人足迹所履的角落。”＇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新1版，第229页。＇
　　　　以戏剧为例。
　　　　“七·七”事变第二天，上海文化界集体创作并演出了第一部抗战话剧——《保卫卢沟桥》，充分表达了“用笔的时候用笔，有嘴的时候用嘴，到嘴笔都来不及用的时候便势将血肉和敌人相持于战场”的决心，演出工作者战斗热情之高昂和观众反映之强烈是空前的。“八·一三”事变后，汇聚在上海的10余个救亡演戏队分途到各地进行抗战宣传，演出了《八百壮士》、《我们要反攻》、《在烽火中》等许多反映淞沪抗战的剧目，激发了人民奋起自卫、抗日救亡的热忱。上海沦陷后，全国18个戏剧团体，全国几乎超过95％以上的戏剧人才都集中在汉口。在第三厅组织下，各演剧队、宣传队分头进行巡回演出，为被侵略者呐喊，为战士们颂扬，发挥了战斗威力。旅居香港的戏剧工作者仅1938年就开展了近200次抗战演出活动，演出剧目达六七十种之多，其影响之大波及到南洋华侨。为了适应战争环境，文化工作者还创作演出了小型化、通俗化的活报剧、街头剧甚至茶馆剧、游击剧等，如《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演出极为广泛，观众印象极为深刻。各演出队不仅深入到战场、敌后、大后方，有的还到东南亚各地进行演出。抗战中不少作家投身杀敌前线，据不完全统计，因各种原因牺牲的戏剧工作者就有36人。＇《大公报》1944年5月20日。＇
　　　　对于抗战戏剧的历史功绩，剧作家田汉曾这样评价：“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的显著的作用。抗战以前戏剧尽了推动抗战的作用；抗战开始以后，戏剧又尽了支持抗战鼓动抗战的作用。”＇田汉：《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1942年），《戏剧春秋》2卷2期。　＇
　　　　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是在国共合作抗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勃兴、在与各种逆流的搏击中艰难前进的。进入抗战相侍阶段之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斗争日益尖锐，这场斗争必然反映到文化战线上来。
　　　　广大文化界人士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政府的文化专制以及大肆泛滥的复古文化等展开了不屈的斗争，在暴露黑暗展示光明，坚持抗战与民主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社会功能和战斗作用。同时造就了“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革命文化战士。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九章　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改革
　　　　　第三节　战区工厂、学校内迁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沿江各地的工矿企业和高等院校，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内迁运动。这是中国持久抗战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也是广大实业、教育各界抗日救亡的辉煌之举。工厂与高校的内迁，在中国抗战史乃至民族发展史上写下光荣而珍贵的一页。
　　　　一、沿海地区工厂内迁
　　　　抗战前，中国工业大部集中于沿海和东北地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工业基地落入敌手。“一·二八”事变后，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基地又受到侵略威胁。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集中了民族工业的大批精华。据经济部对工厂登记统计，1937年底全国工厂总数为3935个，仅上海即有1235个，占总数的30％以上；其他沿海省份有2063个，占总数51％，一旦战事扩大，沿海工业将首当其冲遭敌摧残。一些爱国的有识之士早就对这种不利于国防的工业布局表示担忧，一再呼吁把沿海工厂迁到内地，以保存经济实力。全国抗战前，政府虽有工业重心内移建立后方基地的设想，个别兵工厂已行迁并，但沿海地区工业迁移基本没有动作。“七·七”事变后，平津失陷，上海危急，日军的炮弹打进了厂房，国民政府方被迫议决将沿海厂矿向内地迁移。
　　　　1937年7月22日，国民政府设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部署各项紧急动员事宜。资源委员会旋与沪厂家洽商，劝导迁移，并拟迁移各机器厂、大鑫钢铁厂、中国煤气公司、大中华橡胶厂、康元制罐厂和民营化学工业社，由政府补助迁移经费56万元，在10年内每年奖励金额25万元，允由政府代商银行低利息借款329万元，并允拨给用地500亩。
　　　　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议决：“奖励金暂从缓议，余通过。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组织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力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克日迁移。关于印刷业之迁移，由教育部参加监督”。＇《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36页。＇　监督委员会（简称监委会）由林继庸为主任委员，连夜赴沪督导迁移。
　　　　12日，林继庸在上海召集五金、机械、化学、冶炼、橡胶、煤气等厂方代表，接洽迁移办法。旋即组织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简称迁委会），由颜耀秋为主任委员，胡厥文、支秉渊为副主任委员，在监委会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确定工厂迁移的目的地为武昌，如有相当理由经监委会批准可迁入其他内地。决定由资源委员会派员在武汉主持划地及银行接洽事宜，并由迁委会派员驻武汉，成立武汉办事处协助工作。同时派员在沿途协助转运事宜。迁委会成立、内迁工作正式开始未及两日，“八·一三”沪战即发生了。
　　　　国民政府原打算只援助与军火制造直接有关的工厂，计划一个月内完成内迁。但随着战事日紧，要求内迁的厂家不断增加。到9月中旬已有125家民营厂报名内迁。鉴于请迁者日多，原案56万元已不敷分配，资源委员会于9月18日向行政院提出《迁移工厂扩充范围请增经费办法》。经行政院议决，旋由新设的工矿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于9月27日召集各关系机关会议，决定增拨经费、地亩额，再迁天利氮气厂，天盛陶器厂，天原电化厂，天厨味精厂，三北、公茂、和兴、中华等8家造船厂，以及中华书局等文化印刷厂10余家。
　　　　同时，国民政府明确规定了战区厂矿迁移原则。迁移之工厂矿厂分为两种，一为军需厂矿，一为普通厂矿。军需厂矿，包括兵工所需之机械、化学、冶炼工厂及矿厂，动力及燃料工厂及矿厂，交通器材制造工厂，粮食及被服工厂，医药品工厂，其他军用必需品工厂，由政府命令迁移，而予以下列诸项奖励：
　　　　（1）补助迁移费；
　　　　（2）免征各种转口税及落地税，并得按军用品减收运费及优先运输；
　　　　（3）拨给建厂地亩；
　　　　（4）由政府担保或介绍银行借低利息贷款；
　　　　（5）发给奖励金等。
　　　　普通厂矿，为军需厂矿以外之厂矿，由该厂自愿迁移；经主持机关核准后，得予以免税免验便利运输，代征地亩等便利。
　　　　此外，还对民营工业提出了扶植政策：
　　　　（1）对于战区厂矿，设法迁移内地，辅助复工；
　　　　（2）对于后方工厂，设法增加资本，扩大产量；
　　　　（3）对于新兴企业，予以种种奖助，俾得创办；
　　　　（4）对于工业材料之必需取给国外者，设法统筹购储，分配使用；
　　　　（5）对于工业之所需之技术员工，设法增求登记，分发服务。＇国民政府经济部：《抗战建国之经济建设工作报告》（1938年6月），《民国档案》1989年第3期，第35页。＇
　　　　在国民政府优惠内迁政策的鼓励和有关部门的督导下，深明大义、救亡图存的广大内迁厂矿职工和民族工商业者、实业家，迁厂的热情十分高涨。
　　　　在一场规模空前的淞沪会战激烈进行的同时，一场规模空前的中国近代工业大迁徙也在紧张展开着。迁厂工作极其复杂，困难重重，在日军炮口下把大量的机器设备拆运出来，其风险更是显而易见。尤其交通阻滞，运输极为困难，铁路车辆皆供军用，工厂迁移均以民船经苏州、镇江转轮上溯，途迂行缓，间受阻挠，困难殊多。然而，内迁各厂满怀爱国激情，“誓不以厂资敌”，冒着连天炮火抢拆、抢装、抢运，长途辗转，历尽千辛万苦，陆续抵达武汉。
　　　　正如有人所说，“冷冰冰机器，每每涂上热腾腾的血”。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上海地区工厂大规模拆迁工作被迫停止。
　　　　上海及附近各工厂物资沿长江迁移的运输，至12月10日镇江运输站撤退，乃告一段落。除去公营及国营工厂不计外，先后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器及材料共有14600余吨，技术工人2500余名。＇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重庆新新出版社，1942年版，第14页。＇
　　　　由于战事发展迅急，加之其他种种原因，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等沿海地区迁出的工厂为数较少，有的只将部分机件迁出。内迁的工厂多为五金机器厂、电工厂、化学厂、造船厂、文化印刷厂及制药厂，还有少数纺织及轻工业厂。
　　　　以上海为主要地区的内迁工厂绝大多数集中于武汉地区。据统计，截至1937年12月1日，由上海迁到武汉之工厂，经迁委会、监委会补助迁移费或予以便利援助迁移者凡123家，迁移机器材料12000吨以上，工人约1500人。＇《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36页。＇
　　　　至1938年2月，由上海等地内迁武汉之厂矿达137家，机器重量25700吨，随同内迁的技术工人2300余名。＇《民国档案》，1986年第3期，第60页。＇
　　　　武汉，这个华中重镇，自国民政府撤出南京后一度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