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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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燕京大学迁到成都；原迁滇南的国立中山大学迁往粤北；迁到昆明的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艺专、国立同济大学等迁至四川。
内迁高校最后多集中于四川，其中重庆25所，成都7所，共计48所。
迁川各高校，除中央、武汉、中央政治学校等少数儿所以外，一般规模不大。
各校因辗转播迁，原有师生人数大为减少，一般减少50％。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上期16所迁川高校共有学生4647人（尚包括在川招收的一部分学生），教职员仅1063人。1940年，26所迁川高校共有学生10772人，教职员2782人。1942年，30所迁川高校共有学生13510人，教职员2686人。在全国抗战的前5年，学生人数约增加2倍，教职员人数约增加1。5倍。据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完全统计，1940年26所学校毕业生共有1826人，1942年30所学校毕业生共3000人左右。＇《四川文史资料》，第13辑，第78页。＇
在整个高校内迁过程中，广大知识分子充分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情和艰苦奋斗精神。内迁高校的众多师生背井离乡，辗转奔波，历尽艰难险阻，饱经“流亡大学”的艰苦岁月。各高校内迁之后，困难日益增多，内迁之初，大都校舍简陋，又常遭受敌机轰炸，教学设备与图书十不存一。战争旷日持久，物资奇缺，米珠薪桂，政府救济近乎杯水车薪。教师薪金锐减，七折八扣，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学生生活更是清贫不堪。然而，师生们的爱国热情并未因困难而动摇，高等教育也未因战火而中断。广大师生含辛茹苦，自强不息，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适应抗战人才的需要，内迁高校增设了一些系科与研究所，一些高校还增设国防教育课程，开办各种形式的短期训练班与专修科，并与工厂结合进行战时科研与战时生产，有效地支持了抗日战争。内迁高校还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克服重重困难，利用战时后方相对稳定的条件，提高教学与科研水平。如西南联大，融三校精华为一体，名师三集，阵容强大，文、理、法各系所开课目均比战前充实、完备，许多课程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许多科研项目取得较好的成绩。文科如闻一多的多种文学史专著、王力的语法理论、吴晗的《历史的镜子》等；理科如华罗庚的《堆垒章数论》、王竹溪的《热学问题之研究》等，都在中国教育史与科技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再如浙江大学，在竺可桢领导下，学术研究活动十分活跃。苏步青教授写成《射线曲线概论》一书，被法国著名数学家布拉须凯称之“东方第一几何学家”，工淦昌教授提出用K 电子浮获办法寻找中微子，他的重要发现，成为世界物理学的重要成就之一，他的名字因此写进了世界性原子核理论教科书；贝时璋教授的《半年鱼之细胞学研究》、谈家侦教授的《中国西南果蝇之调查及研究》、卢鹤绂教授的《原子能与原子弹》、罗宗洛教授的《微量元素及生长素对植物生长的影响》等等，都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震惊与重视。其他许多内迁学校也涌现出教学和科研的优秀成果。
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高校内迁运动，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一笔。通过内迁运动，保存了高等教育的基本力量和科技精华，促进并推动了大后方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西南地区高校云集，人才荟萃，文化教育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以内迁高校为主的高等教育，培养了大批抗战与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教、外交筹各方面的人才。
据统计，除中等学校、职业学校培育出数以百万计各种抗战与建设人才外，后方高等院校在抗战中即培育出毕业生达77600人。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战前准备不足，直到战争爆发才仓促动员，内迁过程中又缺乏通盘计划，各校自行其事，仓惶搬迁，颠沛流离，在播迁过程中遭到严重损失；在教育方针与内容上，国民政府反对变更教育制度和彻底的民主改革以适应抗战需要，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并在高校中推行“训育制度”，加强对师生的思想控制与特务监视，使高校难以为抗战报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尽管如此，抗战期间高校内迁运动的成绩，广大高校师生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三编 小结
1937年7月7日至1938年10月底，是日本帝国主义实施全面战略进攻，中国进行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侵略者动员了几乎全部的军事力量，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战略，几个月灭亡中国。中国则力求抗住日军的战略进攻，最大限度地消耗其力量，使战争趋向不利于敌的持久局面。平津失陷、淞沪告急的形势，加速了中华民族团结的进程。国家面临空前的危难，全民加强了新的凝聚。中国共产党倡导和促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奠定了中国不败的重要基础。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在战略问题上相互协商。中国共产党根据中日双方的情况特点及其战争规律，提出了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中心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指明了具体道路。国民党部分地接受全国人民的意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表现了一定的进步，召集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抗战建国纲领》，召开了国民参政会，承认了各党派的合法存在，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民主权利，进行政治机构、经济体制和文化活动等方面的某些改革，从而使全国出现了空前的团结救亡的高潮，形成举国上下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国共两党的军队作了合理的分工，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担负挺进敌后，发动、组织与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收复被占领土地，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从敌后钳制、消耗和消灭敌人，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
正面战场是战略防御阶段的主战场，担负了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虽由于战略指导的某些失误，进行单纯的阵地防御，未充分发动民众参战，使得多数作战未能给敌人以更大的消耗，并丧失了过多的国土和城市。
但广大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不惜流血牺牲，进行顽强的作战，仍给敌人以相当的打击。每次会战都能持续一月至数月之久，并能在会战后期跳出日军的大合围圈，保存了军队的主力。
在敌后战场，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展开了中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战略行动。日军主力气势汹汹地向中国腹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迎敌而上，向敌占区挺进；日军在正面不断占领新的地区，而在后方却不断丢失已占领的地区。八路军、新四军自挺进华北、华中敌占区以来，在地方武装和群众的支援下，对日军作战1600余次，歼敌5。4万余人，收复了大片国上，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冀鲁豫、山东、苏南、皖中、豫东等10余块抗日根据地，从而极大地钳制了日军的作战，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加快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就这样，在前后两条战线的突击下，终于粉碎了日军狂妄的战略企图。
中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所以能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进攻，根本的原因在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全民族的团结抗战，中国实行了最不利于敌人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开展了最大限度发挥自己优势的敌后游击战争。
日本侵略者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过低地估计了中国。
侵华战争出现如此不利的局面，是它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底，日本侵略军将正面战线推进到包头沿黄河至风陵渡及开封、合肥、安庆、信阳、武汉、九江至杭州之线，并占领了广州附近地区。表面上看，似乎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然而，日军虽在中国领土上前进了1800余公里，但并没有击溃或围歼中国军队的主力；日军虽到处制造惨绝人衰的大惨案、大屠杀，但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更加坚强；日军虽占领了中国包括首都南京在内的北平、天津、杭州、广州、武汉等一批大中城市和大片的国土，但并未能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日军在正面战线取得某些胜利，但后方占领区则遭到根本性的失败，敌占区的广大地域又被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夺回。总之，由于日本侵略者错误的估计形势，在脱离实际和一厢情愿的战略指导下，倾巢而出对中国15个月的全面战略进攻，并未达到预定的任何目标，相反兵力、财力和资源的消耗已到困难的程度，战略进攻不得不被迫停止。
1937年，日本法西斯首先制造“七·七”事变，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战火迅速扩大到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冀、察、绥、晋、鲁、苏、浙、豫、皖、赣、鄂、粤等10余省区，战区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中日双方投入兵力400余万人。“七·七”事变实际上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由局部战争向全面战争的转折点，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全面爆发的起点。
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中国奋起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战争，实质上这是世界基本矛盾在亚洲地区的全面激化，是世界各大国在亚洲剧烈争夺的初期形式。中日全面战争把30年代初期欧亚两洲的局部危机，扩大成了牵动全局的世界性危机，日本法西斯的刀锋开始直接触动英、法、美、苏在亚大地区的战略利益。尽管欧美各大国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困扰或从本身利益出发，企图让中国打头阵，拖住日本的手脚，自己避免正面与日本对撞，不愿过早陷入战争。但是，现实存在的尖锐矛盾却将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各大国以不同方式卷了进来。苏联从反对法西斯侵略和保卫其远东安全出发，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月，即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迅速以贷款形式向中国提供军事物资援助。英法美等国虽对日本侵略采取妥协政策，但也不得不表示一定的抗争。国际联盟多次召开会议，虽未作出制裁日本侵略的具体措施，但谴责日本违反“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鼓励援助中国。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各国人民及正义人士，都把中国全民抗战看成是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第一线，纷纷给以道义的、物质的和人员的支援，一时间在中国汇集了国际反法西斯的一支可观的力量。
不畏强暴的中国人民，没有辜负世界人民的期望，以空前的民族团结和战斗，粉碎了日军的战略进攻，打乱了日本的侵略计划，初步稳定了东方的战局，为各民主国家争得了加强国防迎击侵略准备的宝贵时间，并为自己坚持长期抗战，积蓄反攻力量，进一步转变战略态势，奠定了有利基础。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章 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
第一节 相持阶段到来前后的国际环境
中国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前后，正是国际局势急剧恶化的时期。在欧洲，德意法西斯疯狂扩张，英法美等国却一味地妥协让步，终于导致欧洲战争的爆发。在远东，英法美为了应付欧洲危机，奉行一条对日本的绥靖政策。苏联有与西方各国携手遏止法西斯侵略扩张的强烈愿望，但是在西方一些国家一再拒绝集体安全政策的情况下，也以避免战争，维护自身安全力首要任务。
这种状况使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处于一种极端不利的地位，也给中国人民的抗战带来不利影响。
一、慕尼黑协定与欧洲战争爆发
1937年秋，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新的经济危机，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以及英美等国对此所抱的“中立”态度，刺激了德意在欧洲的新冒险。
1937年11月5日，德国召开了有三军总司令参加的秘密会议——霍斯巴霍会议。会上希特勒提出了今后新的扩张目标是“在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取得成就”，“第一个目标必须是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71～472页。＇
1938年2月，德国开始着手实现这一计划，向奥地利提出了一系列无理的要求。3月11日，德军越境进入奥地利。13日，德国宣布奥地利并入德国。
英国的默许态度早在1937年11月就已明确，英国枢密大臣哈利法克斯向希特勒表示：欧洲秩序的改变，“也许是注定要发生的。在这些问题中有但泽问题、奥地利问题和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英国希望看到，任何改变都必须通过和平演变进行。”＇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86页。＇
1938年4月2日，英国正式承认奥地利并入德国。法国与美国也相继宣布承认。
紧接着，德国又将千头转向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3月28日，希特勒宣布，要在不久之后解决苏台德问题。5月30日，他又规定，必须在10月1日前实施武力解决捷克问题的“绿色方案”。9月3日，希特勒命令公开进行对捷克的战争准备。
面对捷克危机，英国首相张伯伦早有定见：“我们无法帮助捷克斯洛代克——它可能成为同德国开战的一个借口。……因此我放弃了对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保证的想法，也不想在法国履行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方面向法国人提供保证。”＇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974页。＇
法国虽然与捷克斯洛伐克有同盟关系，但并无履行义务的决心，尤其在英国一再要其谨慎从事，不要指望英国支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为了摆脱捷克斯洛伐克这个“烫手的土豆”，英法两国一面不断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加压力，迫其向德国让步，一面频繁示意德国，请求举行首脑会晤，探求和平解决的办法。9月15日、22日、28日，张伯伦不惜屈尊三次飞往德国，并向希特勒许诺：“你完全可以不战而立即得到一切主要的东西。”＇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974页。＇
1938年9月29日至30日，德、意、英、法四国首脑在排除当事者捷克斯洛伐克和与捷克问题有切身利害关系的苏联的情况下，在慕尼黑召开会议，达成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慕尼黑协定》。其中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地区及其一切附属设施和物资无偿移交给德国。协定的附件规定：英、法、德、意共同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领土不受侵犯。
英法在慕尼黑的妥协不但没有带来欧洲的稳定和“一代人的和平”，相反，却使欧洲分崩离析，战争提前到来。慕尼黑会议引起了欧洲国际关系的大混乱。各个中小国家在心理上受到极大震撼，它们深深感到英、法不足恃，原有的欧洲秩序已经摇摇欲坠，因此，纷纷修订自己的外交政策。
1939年2月24日，匈牙利参加了《反共协定》。罗马尼亚则表示，“既不偏向轴心国，也不偏向西方”。另有一些国家则借机强行解决与邻国的领土纠纷。
慕尼黑会议及其结局从根本上动摇了苏联对英、法等国长期抱有的期望。自30年代初东西方战争策源地形成以来，苏联一直奉行联合英、法，共同对付德、日、意法西斯侵略扩张的集体安全政策，然而，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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