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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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3日，近卫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修改了第一次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提法，同汪的声明相呼应而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401页。＇　实质是公开鼓动汪派加紧投日，近卫声明立即得到汪派响应。7日，汪精卫、周佛海委托梅思平与高宗武作为全权代表，同日方会谈。地址选在上海虹口的“重光堂”。
　　　　12日至14日晚，梅、高二人与今井武夫、伊藤芳男会谈达成初步协议。基本内容是讨论双方各自的和平条件，并安排汪等出逃投日的行动计划。
　　　　关于汪等投日计划安排是：汪精卫等人接日本政府所确定的“和平条件”之后，则设法去昆明，公布日华和平解决条件并由汪发表声明同蒋介石断绝关系，乘飞机去河内，再转香港，与日方配合发表收拾时局声明。在上述行动完成后，配合云南及四川地方军将领在西南地区建立新政府，并发布日华合作政策，推进和平运动。＇《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304～308页。＇
　　　　达成初步协议之后，今井武夫急速回日，向军部报告情况。军部决定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会谈。11月18日，今井武夫同影佐祯昭及犬养健、西义显、伊藤芳男等人到达上海。
　　　　19日晚，双方正式会谈。
　　　　20日19时，双方以高宗武、梅思平及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个人名义，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协议的主要内容有：
　　　　（一）日华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军为防共驻扎中国，内蒙地带作为防共特殊区域；
　　　　（二）中国承认满洲国；
　　　　（三）日本人有在中国居住、营业之自由；
　　　　（四）关于经济合作，中国方面承认日本的优先权，特别是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予日本以特殊的方便；
　　　　（五）中国方面补偿日本在华侨民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协定之外的日军，自日华实现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如日本政府对上列解决时局的条件予以发表，汪精卫等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双方共同发表日华合作和反共政策声明，俟机成立新政府。
　　　　此外，又缔结《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就进一步缔结军事同盟等问题达成了协议。重光堂会谈达成的上述协议，标志着汪精卫与日本的勾结已经完成。
　　　　以重光堂协议为基础，汪精卫寻找机会于12月18日逃离重庆飞至昆明，会同已经到达的周佛海、陶希圣等人于19日转飞河内。同期逃离重庆的还有陈公博、林柏生（国民党中央委员）等人。22日，近卫政府发表第三次声明，配合汪的出逃行动，呼吁国民政府“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谋求实现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声明日本愿意“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407页。＇
　　　　汪精卫则于29日作出响应，发表致蒋介石等人的《和平建议》电报，又称为《艳电》。该电吹捧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要求国民政府“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辑《中国之部》，第1页。＇
　　　　汪精卫集团与日本相呼应，一齐向中国政府发动了空前的政略攻势。
　　　　但此时汪集团的要求同日本的允诺还存在有较大分歧。日本的目的是将汪作为工具或傀儡，完全控制中国，在重光堂会谈中所使用的一些冠冕堂皇词句，目的在于诱使汪脱逃重庆，至少可以造成国民政府的分裂。在近卫的声明中则未提撤兵等字样。而汪的企图是通过推进“和平”运动而改组国民政府，建立个人的最高统治权，要求日本在合作中给予其应有的让步。汪认为此时还应该同日本讨价还价，在《艳电》中写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30日，汪又通过在香港的高宗武，向日方提出四点希望：
　　　　“（一）日华两国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与英美列强避免磨擦是重要的，因此当前对列强不要引起纷繁的事端。
　　　　（二）在军事发动以前的三至六个月期间，希望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币约三百万元，但希望尽可能在对华文化事业费中开支。
　　　　（三）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日本军作战的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
　　　　（四）彻底表炸重庆。”＇《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26页。＇
　　　　这些主张，完全反映了汪甘当傀儡的心愿及以儿皇帝身份收拾时局的野心。
　　　　汪出逃河内是汪集团降日的重大步骤。
　　　　二、汪精卫集团出逃的影响与国民政府的对策
　　　　汪精卫出逃河内，日、汪分别发表的近卫声明与《艳电》，形成一股险恶的妥协投降逆流，给中国的抗战带来了巨大的冲奇。但是，日、汪所期冀的那种国民政府迅速分裂，风起响应的局面并没有出现。相反，全国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汪反逆浪潮，对于投降派形成巨大压力。
　　　　在《艳电》发表后的第三天，中共代表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严正指出汪的出逃是叛国行为，《新华日报》也发表了《汪精卫叛国》的社论及一系列文章，揭露汪精卫卖国求荣罪行。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指出这是“中国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开始分裂”。号召全国军民“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并指出他的反共主张即为他的汉奸理论的组成部分。”＇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在国民党内部，也纷纷斥责汪精卫集团，要求国民政府予以严肃处理。
　　　　何香凝在香港发表文章，斥汪“不特民族气味全无，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
　　　　汪原来企望响应其行动的广东地方实力派张发奎、余汉谋等人通电斥江“缪论缪辞，为敌张目”，要求对汪“明正典刑，以肃纪纲”。西康刘文辉也责汪“言行逾范”、要求对其“严峻处分”。其余各战区将领，各省政府官员，民众团体，海外华侨也都纷纷通电谴责汪集团。云南龙云虽与蒋有隙，但也不愿随汪降日，并将汪离开昆明情况向蒋报告，提出了对策建议，随后公开通电，表示对国民政府中央的态度是“拥护既定国策，抗战到底”。汪集团的出逃行动，及其《艳电》的公开发表，遭到全国各界的激烈反对，完全出乎汪的意料，也使各种潜在的投降派受到了震慑。
　　　　面临汪精卫的出逃事件及全国各界民众的讨汪热潮，国民政府最高当局采取了相应的软、硬两手对策。最初，蒋介石试图封锁汪逃至河内的消息，以免造成混乱。29日汪之《艳电》发表，舆论鼎沸，蒋仍“欲处以宽大”。
　　　　在国民党中常会上，由于群情激愤，最后乃形成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明确其性质为：“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撤消其一切职务，还决定发表对汪的通缉令。但蒋介石对汪表示“惋惜”，试图再留一条路使汪“翻然悔恨，重返抗战队伍”，故未正式通缉汪，对汪派人员也表示了安慰，曾令驻英大使郭泰祺致电汪去欧洲休养。2月中旬，蒋派同汪关系甚密的国民党老资格党员谷正鼎，带了出国护照和巨款，劝汪去欧洲休养，也可以随时写文章打电报对国事发表意见，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以免被敌人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坚持投降立场，谷正鼎游说无效。
　　　　蒋介石在“软”的一手行不通的情况下，又采取“硬”的一手，首先惩罚的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派员林柏生。林作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的骨干分子，在其主持的《南华日报》迅速发表汪的《艳电》。17日，在香港被二人用铁棍击中头部，差一点丧命，此后林被迫改换姓名，隐藏起来。与此同时，军统局又筹划了对汪精卫的刺杀行动。汪逃到河内后，迁移到河内高朗街27号，军统局工作组寻找下手机会，于3月21日对汪住宅实行突袭。
　　　　结果，被击毙的是汪最亲近的心腹曾仲鸣夫妇。原来，曾妻刚到河内两天，汪将卧室让与他们，自己住在隔壁房间，曾仲鸣夫妇成了替死鬼。在刺杀案发生的第二天，日本即决定派遣参谋部中国科科长影佐祯昭去河内，协助汪转赴上海。国民政府除继续开展政治讨汪运动之外，又采取了新的行动牵制日本对汪政权的扶持。
　　　　三、汪精卫建立伪国民政府
　　　　早在汪精卫住河内期间，汪集团就抓紧时机制定其政治纲领，筹划建立能够迎合日本口味，能与重庆政府对抗的政权。首先，汪集团在河内成立了由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曾仲鸣、林伯生等8人组成的“最高委员会”。其下建立政治、一一军事和财务三个委员会，政治与军事两委员会由汪精卫担任主任委员。财务由周佛海充任主任，周还兼任政治、军事两委员会的秘书长，成了汪集团中的第二号人物。这个最高委员会及三个委员会构成了汪集团的最高领导机构。
　　　　1939年初，曾对汪集团大力支持的近卫内阁辞职，平沼骐一郎内阁继任。汪集团欲了解日本新内阁的态度，并催促日本采取更多的扶助，遂由高宗武携带汪集团的政见，于2月21日赴日，向平沼内阁表示：如果日本与蒋介石接触，汪协助斡旋；如果与蒋介石以外的人接触，汪以在野资格斡旋；如果要汪出来负责，他将出马。
　　　　汪集团的投靠使日本感到满意。3月，日本决定成立以汪为首的新政权，并在刺汪案件发生后，立即派影佐祯昭前往河内，准备将汪转移安全地带。4月18日，经化装到达河内的影佐、犬养健等人与汪见面，双方仔细研究汪的行动细节安排。汪为掩人耳目，租用了一艘760吨的法国小船“冯·福林哈芳”号，而日本的北光丸号船载着影佐等人跟在后面。5月6日抵达上海虬江码头。8日，进住土肥原公馆，与周佛海、梅思平等人汇合。从此，上海成了汪集团的活动中心。
　　　　汪到上海后，立即着手筹建伪政权。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和褚民谊等人经反复商讨，制订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规定汪派“和平运动”的宗旨是：“此次收拾时局办法的根本精神在于笼络人心。因此，不变更政体和法统，而以变更国策收拾此次时局为要务。”同时决定三个行动步骤：
　　　　第一，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在国民党代表大会基础上，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聘党内外人士参加，由中央政治会议举任行政机构，改组军事委员会。
　　　　第三，组成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同时，北京“临时”、南京“维新”政府立即取消，宣告重庆政府为伪政府，并发布前线各军对日停战命令。＇《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29～232页。＇
　　　　汪集团决定以此纲领同日本进行协商。5月31日。汪偕同周佛海等11人在日方的影佐、犬养等人陪同下，飞赴东京。
　　　　日本方面，平沼内阁建立，内部曾对于建立汪政权工作产生分歧，但经过协调又达成统一，于1939年6月6日经过五相会议批准，制定《中国新中央政权建立方针》，其要领有：
　　　　“一、新中国政府以汪（精卫）、吴（佩孚）、现有政权（临时、维新政府）组合而成。
　　　　四、中国将来的政府体制，应适应其历史和现状，以分治合作为原则。
　　　　有关内容应依据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华北应是国防上、经济上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蒙疆为高度防共自治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在经济上作为日华紧密结合地带；华南除沿海特定岛屿外，内政问题原则交由中国方面，尽量避免干涉。
　　　　六、重庆方面在其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作必要的人事更替，并接受上述第一及第二项的情况下，即认作为屈服，得成为新中央政府的成员。”＇〔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3页。＇
　　　　6月18日，汪精卫启程回中国，按日方意图拼凑“中央政权”，汪在华北、上海、广东等地活动，广泛拉拢各方要人，收效甚微。日本驻上海武官的电报也评论道：“对江派的和平表示衷心欢迎者，己无一人”。＇〔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6页。＇
　　　　8月28日，汪好容易才纠集到一部分汉奸，在上海召集其预定的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其力量和影响却如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报告：“现在，被汪派所搜集的人，大部分是过去党政界的政客，官僚或腐败分子，在广大群众中没有任何基础。所以，今后汪派的活动如不能对重庆政权内的重要分子以影响，假若得不到广大群众之拥护，前途极为渺茫。”＇〔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4，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216页。＇
　　　　经过汪集团在上海各地奔波筹备，和对日本进行反复的讨价还价，最后在1939年12月30日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另8件《秘密谅解事项》、3件《机密谅解事项》等。其主要内容有：在军事上，日本拥有防共名义下的驻屯、维持治安权，并要求保持对驻屯地区铁道、航空、通讯、港湾的控制权益，汪伪军队聘请日本军事顾问或教官。在经济上，日汪共同开发华北资源，要保证日方在华北的经济上处于优越地位，要在华北政务委员会内保有指导经济的行政权，要赔偿战争以来“日本臣民所蒙受的权力，利益之损失”。日汪双方规定上述秘密协定“永不公布”。但不久，高宗武、陶希圣因内部之争，逃出上海，于1940年1月21日在香港公布了日汪密约的全部内容。
　　　　1月23日，由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直接参与，北平伪临时政府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同汪精卫在青岛协商建立伪中央政权。以此为基础，汪集团于3月20日在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正式组建汪记“国民政府”。形式上采取了“五权分立制”，汪出任行政院长，陈公博任立法院长，温宗尧任司法院长，梁鸿志任监察院长，王揖唐任考试院长。汪精卫在分封部下的同时，还空缺出一些部长等高级席位，以引诱蒋派人员入伙。
　　　　30日，汪精卫集团大小汉奸各就伪职，在南京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地址设原考试院旧址，当天公布其《国民政府政纲》，发布了《还都宣言》。
　　　　伪临时、维新两政府则分别发表解散宣言，实行“统一”。当晚，汪又发表对日广播讲话，对日本的扶植表示感谢，决心“将过去容共抗日之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政策”。汪政权二号头目周佛海同时发表广播词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