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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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2月，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进入鄂豫边信阳、应山、随县、确山、桐柏、唐河、泌阳、罗山、息县、正阳各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策应国民党军豫南作战，并恢复了随南白兆山抗日根据地。在此期间，日军为保障其后方安全，于2日初出动日伪军共5000余人，“扫荡”襄西抗日根据地。襄西抗日武装灵活地跳出日伪军包围圈，在敌人侧后袭击其周家集据点，歼灭日军1个排和伪军1个连。3月，日军又出动2000余人，“扫荡”荆南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第6团与第8团一部跳至日军合击圈外，长途奔袭驻当阳半月山的伪军韩江陵部，全歼其支队部、机炮排、警卫排，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计划。
　　　　4月初，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5师，下辖3个旅、2个地方游击纵队及1个警卫团，全师兵力计达15300余人。尔后，新四军第5师以第14旅一部继续东进抗日，开辟了鄂皖边抗日根据地，打通了与皖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5月，日军为确保其占领区，缩小抗日根据地，开始以较大兵力对鄂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5月11日起，日伪军3000余人，以分进合击手段，对安陆、天门、潜江及（黄）破（黄）安南地区进行“扫荡”，并修筑据点，公路，进行分割、“蚕食”。新四军第5师以主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和民兵利用河川、湖泊、港汉等有利地形，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伏击运动之敌，袭扰驻止之敌，围困敌之据点。“扫荡”之敌不断遭到打击，被迫撤退。为进一步加强对敌斗争，新四军第5师以第13旅一部，于6月在中共地方组织的接应下，深入武汉西北的汉（汉阳、汉川）孝（感策黄）脏地区袭击敌人，开辟了抗日根据地，严重威胁厂敌之安全。8月12日，日军集中约1个旅的兵力，在飞机、汽艇配合下，分别由汉口、孝感横店、慑口、三汉埠等地出动，分13路对汉孝肢地区进行“扫荡”。该地区新四军部队迅速转移，日军扑空，随即撤退。鉴于这一地区距武汉较近，日伪势力强大，新四军难以坚持，遂撤出该区。
　　　　11月，日军集中3000余人的兵力，分9路再次“扫荡”陂安南地区，建立据点，修筑公路，企图全部占领该地。第5师以第14旅一部在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配合下，广泛开展破袭战，坚决阻止日军筑堡修路，日军难以立足，被迫撤走。下旬，日军又集中2000余人的兵力，采取稳扎稳打、筑堡修路、逐步推进的战法，对平汉路西侧安（陆）应（山）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针对敌之企图，新四军第5师以第13旅配合地方武装，不断袭扰、伏击日军，并发动群众坚壁清野，使日军到处碰壁，经过20余天的艰苦斗争，终于迫使日军全部撤退。
　　　　与此同时，新四军第5师决心乘武汉地区日军抽兵准备南进，该地日军兵力减弱，伪军恐慌动摇之机，以第15旅主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开展（汉）川汉（阳）污（阳）地区抗日游击战争。11月17日，第15旅主力和地方武装一部，发起诛儒山战斗，采取分路奔袭、速战速决的战法，歼灭伪定国军第1师第3团团部，尔后迅速撤离。
　　　　12月7日，第15旅主力和地方武装一部由天（门）汉（川）湖区出发，再次向侏儒山地区伪军进攻，攻占侏儒山、将军岭和桐山头等地，当日军一部驰援时，即迅速转移。12月23日，新四军第5师以第15旅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向侏儒山地区伪军发起第3次进攻，一举攻占佛儒山，歼灭伪军1个营。尔后，第15旅在第13旅一部配合下乘胜追击，于沔阳打退日军数百人的增援和残余伪军的反扑。至1942年2月初，共歼灭日军100余人，全歼伪定国军第1师，击溃其第2师，开辟了川汉沔地区，使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发展。
　　　　1942年，日军为了确保鄂豫皖湘赣若干战略要地的占领和长江航道的畅通，加紧了对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1942年1月，日军第39师一部共600余人，由黄冈出动，对鄂东淋山河地区进行“扫荡”，企图摧毁新四军第5师第14旅的后方，但遭到失败。
　　　　4月下旬，日伪军400余人“扫荡”大悟山抗日根据地，被新四军第5师第13旅一部击退。接着，鄂中日军又数次“扫荡”京山、天（门）汉（川）等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5师第15旅主力与地方武装展开游击战，先后歼灭敌50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6月29日，日伪军2000余人，由团凤、仓子埠及新洲等地出动，在飞机的掩护下，向黄冈，肢安南地区“扫荡”、“清岁’，根据地军民奋战3天，毙伤日伪军430余人，迫使日伪军撤退。7月2日，新四军第5师第15旅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又击退了日伪军1个团对天汉地区的“扫荡”。
　　　　为发展鄂南抗日根据地，开辟根据地，扩大其回旋余地，新四军第5师以第14旅主力南渡长江，建立了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抗日根据地。
　　　　由于第5师在鄂豫皖地区独立作战，与新四军军部通信联络困难，因此，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新四军军部建议，于7月21日决定第5师暂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但仍属新四军建制。
　　　　1942年9月，参加浙赣战役的日军第11集团军的部队返回武汉地区，即开始准备对鄂豫皖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11月，日军开始对鄂豫皖边区抗日根据地大“扫荡”，边区军民积极开展反“扫荡”作战。在鄂东，粉碎了日军对黄肢新街、四姑墩的“扫荡”；在鄂中、击退了日军对京山、应城、天门、汉川地区的“扫荡”；在鄂南，击退了日军对保福祠、谭家桥和龙角山的进攻。
　　　　12月，新四军第5师师部率5个团庄大小悟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整训。日军为围歼新四军第5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以其第3师主力和伪军一部共1万余人，对大小悟山进行大规模“扫荡”。15日，日伪军于礼山、大小悟山周围据点集结，并在平汉铁路、河（口）汉（口）公路沿线建立据点，构成封锁线。
　　　　16日下午，日伪军分14路对大小悟山进行分进合击。新四军第5师及时侦悉日军的行动企图，即以一部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主力趁各路日伪军尚在运动之际，分17路向安陆、应城和肢安南等外线地区转移。
　　　　17日拂晓前，新四军第5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完全摆脱敌人，胜利地突出重围，转移至外线作战，接连袭击了黄安、黄陂、卫家店、花园、夏店镇等日伪军据点。日伪军合围扑空后，四处寻找新四军第5师主力，但不断遭到新四军第5师内线部队的打击，加之其后方安全受到威胁，被迫撤退。此次新四军第5师的大小悟山反“扫荡”作战，共歼灭日伪军500余人。
　　　　18日，第5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重返大小悟山。
　　　　三、华中敌后军民反“清乡”、反“清剿”斗争
　　　　（一）苏南抗日根据地反“清乡”斗争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对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除进行频紧的“扫荡”外，还有计划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清乡”。“清乡”，是日伪军运用其“总力战”来进攻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一种办法。它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企图以点线的占领，扩大到面的占领，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全面建立伪政权，最大限度地掠夺人力、物力，以支持其“大东亚战争”。
　　　　1941年5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任委员长，周佛海、陈公博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掌管实权。随后，日军第13集团军由参谋长负责“清乡”，并成立该集团军“清乡”指挥所及“清乡”特务机关，直接指挥日伪的“清乡”活动。“清乡”，表面以汪伪政权及伪军为主，一切行政、治安、经济方面，多由汪伪方面出面，而实以日军武力配合与推动。日伪特别重视所谓”政治清乡”，提出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日伪在华中进行的“清乡”计划周密，准备充分。“清乡”前，首先在政治上实行动员，进行各种欺骗宣传，以扩大“清乡”的影响，动摇抗日军民反“清乡”的决心；在组织上，训练特务、行政、警察、保甲、宣传、税收等各种专门的“清乡”人员，并在一些城市中进行“清乡”演习；在军事上，调集强大兵力，在“清乡”区外围地区增设据点，筑碉堡、修公路，以河流、公路、铁路为依托构成大包围圈，封锁、隔绝“清乡’区与外界的联系。
　　　　日伪“清乡”的种类繁多，其一曰“军事清乡”，以强大的兵力寻找新四军主力决战，对根据地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二曰“政治清乡”，重点是摧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其他抗战组织、团体，建立日伪保甲制度，严查居民及行人；三曰“经济清乡”，抽田亩捐，整理赋税，统制货物进出，严格控制经济；四曰“思想清乡”，宣传“大东亚新秩序”和“中日亲善”，推行奴化教育，提倡复古读经，以封建迷信、颓废文学麻醉广大群众。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1941年2月17日下达的《昭和十六年以后现地长期战政略指导》中提出，对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重要地区，应确立高度的治安。随着地方的安定和实力的加强，逐步将治安与行政交汪政权管理，做为基础地盘。为此，先从长江下游的小地区开始，取得成绩后逐步扩大。
　　　　根据这一方针，日军第13集团军与汪伪政权几经策划，决定在华中实行“清乡”，分期分区进行，计划在苏南进行三期“清乡”，达到逐步消灭抗日力量，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目的，其具体步骤是先以日军为主，在“清乡”地区周围建立封锁线，切断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内外联系，进而反复“扫荡”，尔后以伪军、伪组织为主，进行政治、经济“清乡”，建立伪政权。日伪在江南第一期“清乡”的目标是苏常大地区，为此，首先在苏常太抗日根据地周围集结兵力，并依托城镇据点、铁路、公路和河流，利用汽车、摩托车和汽艇等进行巡逻，控制水陆交通，建立封锁线，构成包围圈、切断了苏常太抗日根据地与其他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战斗在苏常太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第6师第18旅，将日伪这一动向误判为一般性“扫荡”，遂决定以游击战就地坚持斗争。
　　　　7月1日，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及伪军一部共1。5万余人，按预定计划开始对苏南的苏常太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日伪军首先采取分进合击和梳篦式“清剿”，寻歼新四军第6师第18旅主力及党政机关。继之，大量增设据点，并在据点之间以铁丝网、电网、竹篱笆等将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然后进行分区“清剿”，同时派出大量“清乡”人员，逐乡编组保甲，建立伪政权。
　　　　日伪“清乡”开始后，新四军第6师第18旅鉴于内线活动地区狭小，周旋困难，遂以主力直逼江阴、无锡和苏州近郊，袭击日伪军据点，企图调动“清一”之敌回援，但未达到目的，而留在内线坚持斗争的部队和党政机关，虽经英勇奋战，终因力量悬殊，伤亡很大，仅部分突出重围。8月下旬，第18旅一部奉命渡江转移到苏中地区。
　　　　9月初，日伪军集中4000余人的兵力，转向澄锡虞抗日根据地进行第二期“清乡”。日伪这次“清乡”，强调“政治清乡”，并把“清乡”地区划分3种区域，分别采取不同措施，留在苏南坚持斗争的新四军第6师第18旅部队，接受苏常太地区反“清乡”的经验教训，采取以隐蔽斗争为主的方针，主力部队适时转至外线澄西地区，以少数地方武装，依靠群众掩护，坚持了原地斗争。至12月中旬，第18旅全部奉命转移到苏中江（都）高（邮）宝（应）地区。
　　　　在新四军第6师第18旅进行反“清乡”斗争过程中，第16旅在苏南茅山地区对敌发动攻势，连克延陵镇和九里铺等日伪据点30余处，恢复和扩大了金（坛）丹（阳）武（进）抗日游击根据地。11月28日，日军第15师及伪军各一部共3000亲人，由金坛，薛埠等据点出动，“扫荡”溧阳地区。第16旅旅部在塘马由于对敌情不明，遭敌合击，虽奋战竟日，反复冲杀，毙敌数百人，但除一部突围外，第6师参谋长兼第16旅旅长罗忠毅、第16旅政治委员廖海涛以下270余人壮烈牺牲。塘马战斗后，第16旅进行了整顿，继续坚持以茅山地区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日军继1941年对苏南抗日根据地苏常太、澄锡虞地区进行的第一、第二期“清乡”后，于1942年春，以其第15师一部，对京沪路以北澄西地区实施第三期“清乡”；同时，对京沪路以南茅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企图批毁苏南抗日根据地，消灭新四军第16旅。
　　　　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第16旅在亨沪路以北，采取以隐蔽斗争为主，组织精干的便衣武装，打击小股敌人，坚持澄西地区的斗争；在京沪路以南，采取以地方武装、民兵为骨干，开展广泛的游击战，粉碎敌之“扫荡”，旅主力则分别向丹（阳）金（坛）武（进）、太（湖）隔（湖）、横山、大官圩等地分散游击，恢复了这四块游击根据地。由于反“清乡”、反“扫荡”相互配合，粉碎了日伪军的企图。
　　　　（二）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清剿”斗争
　　　　日伪军庄对苏南抗日根据地实行第三期“清乡”的同时，又开始对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清剿”。
　　　　1942年3月9日，日军独立混成第12旅及伪军各一部共5000余人，分3路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南通地区进行“清剿”、“扫荡”。新四军第1师集中10个团的兵力进行反“清剿”、反“扫荡”作战，以小部队迟阻日伪军前进，另以主力袭击日伪军侧后重要据点，于丰利坝、马塘、河仓堡等地，消灭日伪军800余人。
　　　　6月12日，日伪军开始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海门、启东地区进行“清剿”。
　　　　日军独立混成第12旅一部及伪军7个营共4000余人，首先完成海面和长江的封锁，接着完成从九龙闸至青龙港、从四甲坝至吕四的陆地上的外线封锁，尔后在封锁区内分块进行“清剿”，挨户搜捕根据地党政军人员和抗日群众骨干；同时，编组保甲，建立伪政权，进行经济掠夺和“反共和平”的欺骗宣传，企图以军事和政治相结合的手段，围歼新四军第1师主力于海滩地区。对于日伪军的“清剿”行动，新四军部队早有准备，第1师兼苏中军区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将后方机关事先转移，主力也适时跳出封锁圈，留在原地斗争的部队积极分散活动，袭击日伪军的“清剿”分队和指挥机构。6月24日，根据新四军军部的统一部署，新四军第2师在天长、仪征、扬州地区，第3师在陈家洋、海河、上冈地区，第18旅在江都、高邮地区，第2旅在盐城、东台、建阳地区，第1旅在泰兴、黄桥地区，同时对当面日伪军守备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展汗破袭战，策应苏中海门、启东地区的反“清剿”斗争。在1个月的反“清剿”斗争中，新四军第1师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使日伪军的“清剿”遭到沉重打击。日伪军除留一部兵力在海门、启东地区巩固其占领区外，主力转向对苏中第3分区进行“清剿”，企图继续寻歼新四军第1师主力。
　　　　7月10日，日伪军共6000余人分别对泰兴、靖江、泰州和如（皋）西地区进行“清剿”，构筑据点，修筑公路，依托据点、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