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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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他们又企图清除异己，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因而进一步加紧对进步势力的压迫；另一方面，全国人民和爱国抗日人士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中这一股破坏团结抗日的逆流，开始加强自己团结和斗争的力量，这对捍卫团结抗日的局面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在困难中挣扎的国民经济
国民政府在武汉失守后财政经济的来源，除少量外援外，主要依靠抗战前期内迁的工矿企业及未沦陷地区的农业。国民政府对内迁的工矿企业，采取了扶持鼓励的措施，使之很快便在川、滇、黔、桂、湘等省恢复生产，对国民政府的经济起了支柱的作用。然而，由于华北、华中和华南沿海发达地区沦陷，加之海上交通被日军封锁，国民政府在1941年以后，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经济形势。
在严重的经济形势面前，在1941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届第八次中央全会上，蒋介石称：“我们今后抗战的胜负，一方面固然仍要取决于军事，但另一方面还要取决于军事以外之经济战争。所以今后的抗战，军事与经济实应同时并重。而且就现代战争的特质而言，我们毋宁说今后敌我成败的决定力，经济要占七分，军事仅占三分。”＇《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67页。＇
为摆脱经济上的困难，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于1941年至1942年间，对经济行政、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如编制了新的国防经济三年计划；召开了第3次全国财政会议，进行所谓的“财政改革”，强化推行一系列的专卖和统制经济政策，改组“四联总处”，成立国家总动员会议等等，并在工业、农业、财政和争取外援等方面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
首先是继续加强工业体制。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国民政府制订了大后方工业建设计划，确定内迁及新建的工矿均以四川、云南、贵州、湘西为基地。
1941年以后，国民政府继续坚持这一方针，强调战时工业以川黔湘西为主的战略不变。同时还逐步加强国家资本的注入，在工矿企业中增加国家资本比重。据统计，1940年国家资本产品产值只占总产值的27。7％，而1941年增加到近36％，1942年又增加到43％，到1943年接近50％。由于国家资本不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工业生产的稳定。对工业中的轻工业，国民政府继续贯彻“奖励轻工业”和“扶持乡村工业”的政策，采取了减免原料税、降低运输费、租用公有土地免租和协助向银行贷款等鼓励私人发展轻工业生产的措施，使轻工业私人设厂由1940年的517家增加到1942年1138家。这些私人轻工业企业，对稳定大后方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国家资本的大量注入，及国家对绝大部分工业的垄断和统制，使民族资本企业逐步滑坡，1943年后开工的工厂数大幅度减少。
其次是调整与坚持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突出的是改变田赋征收办法。抗战以前，国民政府将田赋划归地方，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这种征收办法在某些地区地方财政收支不平衡时，地方政府往往采取增加田赋的办法来弥补财政收入之不足。于是造成了各地赋额不一，各种附加逐年增加，农民的负担也逐年加重。为了稳定农业生产，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在1941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起草并通过了“各省田赋暂归中央接管以便统筹而资整理案”。该决议案规定，各省田赋划归中央管理以后，所有田赋收入交中央指定的金融机构专户储存由中央统筹支配，各省具预算内的田赋收入，由中央如数拨给，需要时，中央可将田赋的一部或全部征收实物，以满足军用之需。田赋划归中央征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农业税收的混乱状态，对保障粮食的军需和民用有积极作用。然而田赋采取征实、征购、征借政策，从农民手中拿来了收获物的绝大部分，形成了对农民的掠夺，严重地损害了农业的发展。
坚持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主要表现在继续推广农业合作社运动和鼓励增加耕地面积。由于国民政府在1941年以后加强了推行农业合作社运动，因此各地合作社的数量也有较大的增加。据统计，1942年6月，仅西南各省就建立了农业合作社6。3万余个。由于合作社的建立，贷、产、销渠道得以畅通，国家和银行给予农业的贷款也逐年增加。据统计，国家和银行给合作社的贷款，1941年为4。65亿元，1942年为6。83亿元，1943年为15。27亿元。
农贷的增加对农业生产无疑是一种促进，只是相当大的部分被地主富农土豪劣绅所垄断，而没有落到农民手中。除坚持农业合作社运动外，国家还采取免收田赋等措施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据统计，水稻的种植面积1941年为2164。9万亩，1942年增加到2553。2万亩；棉花种植面积1941年为1261万亩，1942年为1529万亩。
第三是进一步强化战时金融统制体制。国民政府的战时金融统制体制在1939年9月以“四联总处”改组为标志已初步形成。它统制了全国货币的发行、贴放、汇兑和物价调整等。但货币发行仍未集中。
1942年5月，“四联总处”理事会通过了“中中交农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规定中央银行的业务主要是发行钞票、代理国库、统管外汇、汇解军政款项及调剂金融市场；中国银行的业务主要是受中央银行的委托办理国外款项收汇和发展国际贸易与投资；交通银行主要办理工矿、交通及生产事业的贷款与投资；农民银行主要办理农业贷款与投资。经过这次业务划分，为把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打下了基础。1942年6月，“四联总处理事会”又通过了《补充办法》，进一步规定银行存款准备金只能由中央银行收存，为中央银行独家发行货币完成了最后准备。1943年3月，国民政府发布“限制四行发行钞券，改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的指示，标志着战时金融统制的最后完成。这种战时金融统制体制，为稳定国家金融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发行权的统一，又为国民政府依靠发行新钞来弥补财政赤字大开了绿灯。
第四是继续强化战时财政税收措施。由于岁出的增加和连年的战争消耗，国民政府财政危机加剧。财政赤字每年成倍增长，1940年接近40亿元，1941年即上升至87亿元。
这种严重局面，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继续强化战时财政税收措施，以增加财政收入。在税收方面，国民政府从1941年开始将地方田赋收归中央接管，并改征实物，对盐、糖、火柴、卷烟实行国家专卖制度。同时进一步扩大货物税的区域和范围，并实行从价征收办法，以避免因战时物价上涨而使实际税收减少。1942年，国民政府又开征战时消费税，并对财政收支系统进行改革，将省财政收入划入中央财政收支系统，这样，原来属于地方政府的印花税和营业税即被中央政府接管。国民政府采取的上述措施，对增加悦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单靠税收款项并不能填补战时高达80％的巨额财政赤字。为此，国民政府仍大肆举借和增发纸币。特别是增发纸币越来越成为国民政府财政当局筹措战费、平衡收支的主要手段。
据国民政府官方公布的数字，1940年底法市发行额为79亿元，1941年底为151亿元，1942年底为344亿元，1943年底即增至754亿元。＇《中国财政简史》，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第255页。＇
通货膨胀的结果，使人民遭受灾难，官僚资本迅速扩大，使财政经济预伏着新的危机。
第五是在商贸方面放弃限制进口政策，转而采取鼓励进口政策。1941年以前，国民政府主要采取限制进口政策。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对外贸易的水陆通道均被日军切断，进口贸易只能靠空运解决。但空运仅能解决军需品进口的运输，民用物资进口困难。日军的封锁造成后方必需品紧缺，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所形成的压力，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进口贸易的种种限制，并转而实行鼓励进口的政策。1942年5月，国民政府还解除了对敌货进口的禁令，同时颁发新的《战时管制进出口办法》，规定：
只要是后方所必需的物资，不论来源如何，均可进口，政府并对进口者予以运输上的便利或资金上的资助。这对抗战后期扩大贸易进口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总而言之，国民政府在1941年、1942年的困难阶段中，采取了一些措施，从而保持了战时经济的运转，使大后方的抗战得以坚持。国民政府在抗战困难时期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是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保护官僚资本的利益为前提的。但为了抗战，广大人民甘愿作出牺牲。正如《新华日报》报道的那样：
“工人们是明白大义大理的，在这抗战的紧急关头，从没有半句怨言，从没有片刻时间松懈自己的工作。他们为了保卫祖国的独立、自由，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驱逐日本法西斯强盗出中国，他们象前线抗敌兄弟一样的英勇，冒寒褥暑，日夜工作着。”＇《新华日报》，1939年9月4日。＇
全国各界人民与工人阶级一样，都是怀着抗日的同样心情而不计自身的利益，以自身利益的牺牲来换取抗战的胜利。正是有这样伟大的人民的支持，国民政府的抗战局面才得以维持，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三、在斗争中坚持和发展的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
（一）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在文化领域采取强制高压和钳民之口的文化专制政策，压迫和摧残抗战文化。1941年2月7日，国民党以“履行思想领导责任”，“统一各地文化领导机构”为借口，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简称“文运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内分文艺、新闻、出版、音乐、美术、戏剧等组，还有设计委员会。任务是“规划全国文化运动之各种方案”，“协助策进各地文化事业”，进行“有关文化运动之调查设计”。＇交天行：《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页。＇
文运会成立后，相继在各省成立分会，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加强了文化专制。
1942年9月1日，张道藩在文运会主办的《文化先锋》创刊号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一文，提出“六不”、“五要”的文艺政策，就是：“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强调：“要创造我们的民族文艺”，“要为最苦痛的平民而写作”，“要以民族的立场而写作”，“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要用现实的形式”。这实质上是钳民之口，要文艺为国民党的统治效忠。
为实行文化专制，国民党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反动法令，如“杂志送审须知”、“图书送审须知”、“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修正图书杂志剧本送审须知”、“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等等，加紧对进步文化文艺作品的压制和摧残。据不完全统计，仅1941年至1942年就被查禁书刊1400余种，1942年4月至1943年8月，不准上演的剧本160种，修改后始准上演的7种。国民党还利用种种借口解散或整编抗日的文化团体，关押甚至杀害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的白色恐怖下，国统区的抗日文化运动受到严重摧残，抗战前期兴起的抗战文化运动，再度走向低落。
（二）在斗争中坚持和发展的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
早在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因为他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对于文化运动的进行，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应使共产党员尖锐突出与陷于孤立。在反对复古，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政策，反对日寇汉奸的奴隶文化等方针之下（根据各地情况将口号具体化）是能够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加入这一运动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页。＇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领导抗战文化运动的斗争中，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大力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坚决贯彻执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把坚持抗战与争取民主结合起来，组织和领导国统区进步文化力量，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文艺政策”进行各种迂回曲折的斗争，使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在艰难的环境中得到了坚持和发展。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大力加强文化专制，国统区的文化运动暂处于低潮。如何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文化专制，成为当时推动和发展抗战文化运动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采取新的方式开展斗争。
一是组织名人寿辰和创作纪念会、悼念会，以联系和团结广大文化界，加强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其中最隆重的纪念活动是纪念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1941年10月上旬，周恩来来到天官府郭沫若的家，意味深长地向郭沫若提出：“为你祝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25周年纪念又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进步民主力量来冲破顽固派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25周年和50寿辰的庆祝活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周恩来责成阳翰笙主持这一工作，并嘱托阳翰笙建立一个具有广泛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把庆祝活动搞成全国性的，并代南方局起草一份通知，电告成都、昆明、佳林、香港和延安等地党组织，说明这次纪念活动的意义、内容和方式等。
纪念活动的筹备组织几乎包括整个文化界、新闻界，其中有“文协”的老舍，救国会的沈钧儒、陶行知，中苏文化协会的王昆仑、侯外庐等，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著名人士邓初民、翦伯赞、黄炎培、许宝驹、黄滇翔、罗隆基、屈武、章伯钧等。发起入中还有冯玉祥、邵力子、张治中等。新闻界除《新华日报》外，还有周钦岳主办的《新蜀报》，陈铭德、邓季惺主办的《新民报》。《大公报》和《商务报》也参加进来。充分表明了这次活动的广泛性。
11月16日，为祝贺郭沫若寿辰，《新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周恩来《我要说的话》的文章，并出纪念特刊。特刊上载有董必武、邓颖超、沈钧儒、潘梓年、田汉、欧阳凡海、沈尹默及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日本友人绿川英子等的贺同贺诗。周恩来在文中指出：“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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