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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7章

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9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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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苏中第4军分区采取了在中心区相对减少公开的军事活动,加强秘密和合法的斗争;主力部队则到“清乡”区边缘和敌占区积极打击敌人的方针,至12月底又粉碎了敌人的“延期清乡”计划。在9个多月的反“清乡”斗争中,苏中军民共摧毁敌据点49处,歼灭日伪军和“清乡”人员2400余人,争取伪军、伪行政人员1700多人反正,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苏中反“清乡”的同时,苏南和浙东抗日根据地军民也展开反“清乡”斗争。两区军民采取游击战和政治攻势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的方针,经过艰苦斗争,粉碎了日伪军的“清乡”,坚持了抗日根据地。
    华中日军为巩固和扩大占领区,在苏北、淮北、苏中和鄂豫皖边区,加修公路,广设据点,并依托这些据点,对抗日根据地边缘区进行“蚕食”。
    为粉碎日军的“蚕食”政策,淮海区军民自1943年春开始,积极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反“蚕食”斗争。首先,军民结合展开破路斗争,切断敌各据点之间的联系。接着,在敌孤立据点周围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打冷枪,围据点,争取和瓦解伪军。从5月开始,该地区新四军主力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下,向沐阳东南之塘沟为中心的地区展开反击战,攻克据点10余处,歼灭日伪军5000亲人,基本上恢复了淮海抗日根据地原有的态势。
    在淮北地区,日军“蚕食”了淮(阴)泗(县)和邳(县)睢(宁)铜(山)地区的东陈集、顺河集及土山、叶场等地。淮北区军民自1943年春开始,展开了以武装斗争为主、以泗宿地区为中心的全面反“蚕食”斗争,从夏季开始,新四军第4师一部进行反击,拔除罗圩、顺河集、叶场等日伪据点26处;派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恢复与开辟13个区、70多个乡的游击区,从而稳定了边缘区的形势。
    在苏中地区,日军在对南通、海门、启东等地实行“清乡”的同时,又对苏中其他根据地的边缘区进行“蚕食”。苏中区军民一面进行反“清乡”斗争,一面抽调干部带领群众打击敌人的“蚕食”活动。经过春夏两季的连续斗争,不仅粉碎了敌之“蚕食”计划,而且还扩大了根据地。
    在鄂豫皖边区,日军自6月下旬起,开始对抗日根据地边缘区进行“蚕食”。新四军第5师以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对敌展开群众性的破袭战,打击敌之“蚕食”活动;同时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斗争,变伪政权为两面政权,从而遏制了日军的“蚕食”活动。
    华中军民春、夏季反“蚕食”斗争的胜利,有效地制止了日军的扩张,恢复与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1943年是华中敌后抗战严重困难的一年。华中敌后军民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共作战4500余次,粉碎了日伪军30多次千人以上的“扫荡”以及“清乡”和“蚕食”,歼灭日伪军达3。6万余人,扭转了困难局面,为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转入攻势作战创造了条件。
    三、华南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华南抗日根据地主要分布于东江、珠江和琼崖地区。1943年,这三个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东江地区,从1943年1月开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梁鸿钧)所属各大队,向日伪军展开广泛出击,1月和2月,惠阳大队攻占伪军的重要据点王母圩。5月,游击总队的主力大队攻占虎门东南的伪军据点福水。7月,又袭击了伪军据点公明圩,使东尧、宝安两县和广(州)九(龙)铁路以西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从1943年1月至11月,东江地区的游击队共作战70余次,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缴获武器500余件,部队发展到4000余人。另有民兵近1000人,对敌占广九铁路运输线构成了威胁。11月18日晨,日伪军集中近万人的兵力,在航空兵配合下,从平湖、樟木头、常平、东莞等地出动,以分进合击战术,开始“扫荡”大岭山抗日根据地,企图确保广九铁路的交通。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部队在莲花山、怀德、百花洞等地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后,撤回大岭山区。当日11时左右,日伪军向大岭山区实施进攻。将游击总队压缩包围在方圆仅10公里的地区。游击部队利用有利地形,顽强抗击敌人,坚持到黄昏以后分三路突围,转移到大进埔、温塘、桥头等地区。日伪军“扫荡”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扑空后,又将“扫荡”重点转向主安地区。
    11月20日至12月4日,日伪军10D0余人分两路“扫荡”龙华、乌石岩等地,均被击退。在此期间,游击总队第3大队袭击东莞县城,炸毁城外公路大桥,并以一部兵力破击广九铁路东莞至宝安段,攻占了广九铁路线上的日军重要据点常平车站,有力地策应了宝安地区的反“扫荡”作战。12月5日,日伪军全部撤退。为了进一步发展东江的敌后游击战争,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部队改编力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下辖7个大队。尔后,东江纵队向东江北岸发展,建立了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在珠江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部队,到1943年初已有300多人。为统一领导南(海)番(禺)中(山)顺(德)地区的斗争,同年4月成立了珠江指挥部,林锵云任指挥,罗范群任政治委员,下辖禺南大队、顺德大队、中山抗日义勇大队(1944年1月1日成立)。根据珠江指挥部确定的以五桂山为基地向平原发展的方针,该部一面在五桂山内锄奸清匪,建立政权,一面以主力向五桂山周围的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到1943年底,巩固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部队发展到500余人,另有民兵500余人。
    在琼崖地区,中共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根据1942年7个多月反“蚕食”、反“扫荡”的经验教训,于1943年1月17日作出“坚持内线,挺进外线”的决策。第1支队由琼山、文昌地区向西挺进,到琼山、澄迈两县交界的儒万山地区,建立儒万山抗日根据地。第2支队第1大队和琼山基干大队向琼东、定安转移,与在当地活动的部队一起,扩大琼东南抗日根据地。仅留第2支队主力在琼山、文昌地区坚持内线斗争。
    1943年夏秋之交,日伪对琼山、文昌抗日根据地的“蚕食”、“扫荡”
    被粉碎以后,立即转向儋县、临高、澄迈地区进行“扫荡”。琼崖游击部队除以一部兵力在内线坚持反“扫荡”斗争外,以主力转移到外线,直接威胁敌在琼岛的工业区北黎至石碌铁路沿线,转战月余,逐渐恢复了琼文抗日根据地,开辟了万宁、陵水和保亭广大游击区,创建并巩固了绿现山、儒万山抗日根据地,并使澄迈、临高、儋县、昌江、感恩等县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连成了一片,部队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尔后实施反攻创造了条件。
    1943年,中国敌后战场的形势有了明显的转折。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清剿”、“蚕食”,战胜了敌人的“总力战”,渡过了最严重的困难,进入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敌后军民取得艰苦抗战的胜利,不仅使日军以主力进行的保守占领区的战略彻底破产,使中国抗战的局面发生了有利的根本变化,而且对1943年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三十一章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与中国战场的变化
     第三节 正面战场陆空作战的变化
    一、中国空军的建立与独立作战
    在抗击日本侵略的各种力量中,空军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中国空军与陆军地面部队密切配合,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对作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空军是一个极具科学化的高技术的军种。保持空中优势,不仅要有性能良好的飞机,而且要有优秀的飞行员,还要有雄厚的后备力量。所以,它与综合国力和整体军事实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抗日战争中,空中战场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正面战场的变化。
    在全国抗战前夕,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了一支空军部队,但是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机种繁杂,又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与日本相比差距十分悬殊。
    日本在进行全面侵华战争初期,陆军航空乓有飞机约1000架,用于侵华的有29个战队,飞机约300架;海军航空兵有飞机约1200架,用于侵华的有7个航空队、3艘航空母舰和5艘水上飞机母舰,共有飞机约550架,陆海军合计共有各式作战飞机850架。其飞机性能优良,飞行员受过严格训练,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日本航空工业比较发达,能研制性能先进的战斗机,并进行批量生产。1937年,日本生产飞机1500余架,到1944年,年生产飞机量剧增为2。4万架,这使日军的飞机在消耗后能够得到迅速补充。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中国空军奉命全部转移至京沪杭各地区,以轰炸机部队全力轰炸上海日军据点及舰船,驱逐机主力则防卫首都南京及杭州、南昌等地区。经创光荣战绩的“八·一四”空战,8月15~16日对敌鹿屋、木更津航空队的歼灭战,8月17~19日轰炸上海日军阵地和白龙港日舰,以及9月19日保卫南京的空战,给日军航空队以沉重打击。中国空军在3个月作战中,战绩卓著,使日军损失飞机230架、飞行员327人,其中大部分是空军的战果。但是,中国空军自身也受到严重损失,到1937年10月底,原有的300余架飞机,仅剩下81架。
    11月初,中国空军转入了休整阶段。
    二、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支援中国空军作战
    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后,中国曾试探获得苏联军事援助的可能性;当时苏联也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拖住日本,以减轻其对苏联的军事压力。1937年8月21日,中国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接着,苏联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并决定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10月,开通从阿拉木图经兰州到汉口的航线,随即由254名飞行员和机械人员组成第一批苏联空军志愿队,由马琴率领21架CS 轰炸机、库尔丘莫夫(途中殉职后改为普洛柯非也夫)率领23架11—16战车机来华。10月21日,由447人组成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第二批人员,又在阿拉木图集中,出发来华,与第一批人员共同组成4个大队,拥有飞机124架。11月,由波留宁率领的第二批CS 轰炸机来到中国,驻扎汉口机场。12月底,由布拉戈维申斯基率领的11—15战斗机大队分三批来中国,驻扎南昌机场。后来,汉口和南昌就成为苏联空军志愿队的中心基地。苏联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不定期地由国内派人替换,到1939年2月中旬,曾来中国参加过对日作战的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共达2000余人,牺牲在中国的苏联志愿人员达200多人。1938~1939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三笔共2。5亿美元贷款,中国用这几笔贷款向苏联购买了600架飞机,以及其他军用物资。中国以重要稀有金属和农牧产品作价偿还。
    1937年9月21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将剩余的飞机交给第5大队,11月又派遣飞行员赴兰州,陆续接收从苏联购买的飞机。从此,中国空军又获得了新的战斗力。11月底,首批苏联空军志愿队到达南京。
    12月1日,苏联飞行员在南京5次升空作战,击落敌机3架。中国空军经过整训并装备苏制飞机后,重新投入战斗。
    1938年初,中国空军共有飞机390架,其中轰炸机160架,战斗机230架。日军航空兵则保持着600架的数量优势。随着日本陆军地面作战不断向前推进,其航空兵的活动范围也由东南沿海地区扩展到中国腹地。但是,由于苏联飞机性能较好,中国空军与苏联志愿航空队并肩作战,以各种方式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其一,迎战敌机,保护后方。
    中苏空军投入很大力量用于后方城市与战略要地的防空作战,给来袭日机以有力打击。1937年12月9日,日轰炸机数架,在14架驱逐机掩护下,袭击南昌。中苏空军出动4架飞机迎战,击落日驱逐机1架。1938年2月25日,日轰炸机35架、驱逐机18架之大编队再次袭击南昌。中苏空军出动30架飞机,分3个队群迎战,击落日机1架。
    4月13日,日驱逐机17架,掩护8架轰炸机袭击广州。中苏空军出动飞机18架迎战,双方激战30分钟,共击落日机7架。
    1938年在保卫武汉的4次大空战中,中苏空军共击落日机58架。其中,2月18日,日轰炸机12架、驱逐机26架袭击武汉。中苏空军出动29架飞机迎敌,经激烈空战,击落日机14架。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长节(天皇诞辰),日军出动54架飞机大举侵袭武汉。中国空军第4、第3和第5大队出动19架飞机,苏联空军志愿队出动45架飞机迎战,经30分钟激战,击落日机21架。“四·二九”空战给日军航空部队以沉重打击,此后的1个多月,日机未敢再侵武汉。
    其二、充分发挥空军作用,积极配合陆军作战。
    1938年3月,中国空军撤消前敌总指挥部,另设3路司令部:第1路司令部驻南昌,协同第3、第5战区作战;第2路司令部驻广州,指挥驻广东、湖南的空军部队,协同第4战区作战;第3路司令部驻西安,指挥驻河南、湖北等省的空军部队作战。
    1938年1~2月间,中国空军经补充后,即集结主力,对华中战场和津浦铁路南段的日军机场和阵地及在长江内活动的日舰实施轰炸,并截击破坏粤汉铁路之日机,给敌以重大损伤。3~5月间,中国空军支援陆军参加台儿庄大战及徐州等会战。在“三·一八”、“三·二五”和“四·一○”空战中,击落日机15架,击毁3架,并多次轰炸日军阵地、车辆及集结与溃逃部队;其中仅3月18日,即向日军阵地投弹67枚,毙敌甚多,炸毁坦克、装甲车10辆。另外,还轰炸了黄河以北的安泽、灵石、风陵渡等日军据点,攻击了日军渡黄河的部队。9月21日,中苏空军出动飞机,协助第17军团进行武汉外围战,连续轰炸罗山、柳村一带,迟滞了日军在豫南的进展。
    其三,深入敌后,攻击日军占领区的军事目标。
    1938年1月至6月,中苏空军轰炸日军机场20余次,炸毁敌机100余架。7月8日,中苏空军出动5次,轰炸安庆、芜湖日军机场及湖口日舰,炸毁日机20余架,重创日舰10余艘。8月,中苏空军继续频繁出动,轰炸九江、安庆一带日军舰艇及登陆部队,炸沉大小舰艇9艘,炸伤23艘,迟滞了日军向武汉方面的推进。中苏空军自保卫武汉以来,前后5个月,共计炸伤日舰67艘,炸沉23艘,炸毁日机16架,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金文图书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311页。'
    其四,远程奔袭日军后方及日本本土。
    1938年2月23日,中苏空军从汉口起飞,跨海袭击日军在台北的松山机场,炸毁日机12架、兵营10座、机库3座,给敌人造成很大损失。5月19日至20日,中国空军第14队队长徐焕升及僚机俗彦博驾驶马丁轰炸机两架,首次远征日本,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精神上的一次打击。日本随即加强了本土的防空力量。
    从1938年1月至10月的10个月中,虽然中苏空军在力量上处于劣势,但他们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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