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2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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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铜材、铝、水泥的年产量，以及发电量也出现锐减。
日本原来就是一个自然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一直采取“以战养战”的方针，依靠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力来发展和支撑日本的战争经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又巧取豪夺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的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由于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坚持不懈的抗日战争和反侵略斗争，日本法西斯的掠夺计划不断遭到破坏。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整个战局越来越不利于日本法西斯，日本从中国和南洋各国的搜刮和掠夺也急遽减少，更加无法解救日本战争经济层出不穷的困难。据统计，1943年日本从国外掠夺的煤炭是603万吨，1944年减至314万吨，锐减47。93％。铁矿石减少更多，1943年掠夺367万吨，1944年减至167万吨，锐减54。49％。原油和精制石油也减少很多，1943年掠夺1456万桶，1944年减至704万桶，锐减51。65％＇［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第52页。＇。基本原料的严重减少，使不少军需企业的产量一落千丈，有的不得不关闭或停产。
与基本原料严重匾乏相关连的是日本战时经济体制本身的痼疾。日本法西斯依靠掠夺中国和亚洲其他各国的资源，搜括本国人民的血汗来不断地扩大武器的生产，又不断地在战场上消耗掉。随着侵略战争规模的扩大，持续时间的增长，这种消耗也越来越大。军需产品消耗在战场，不可能回收资金扩大再生产。消耗越多，要求投资也越多。日本法西斯不惜极度压缩民用工业，抽调资金、原料和劳力来填补军需工业，甚至连国民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基础都被挤垮。1944年度日本直接军费竟达735亿日元。这种“竭泽而渔”的办法，最终使日本的财源枯竭，通货极度膨胀，财政经济一败涂地。
与上述病疾同步发生的是，无休止的征乒，日本大批工人被征集而脱离生产岗位，走进侵略战争的行列，1944年全年大约有900万人离开劳动市场，工厂劳动力，特别是熟练工人严重短缺，劳动生产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全日本农业调敝，垄断资本相互间、陆海两军之间又为确保自己利润和作战必需的军需产品而发生的矛盾不断加深。上述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终于导致战时经济体制的全面崩溃。
二、国内人民反抗斗争的发展
（一）垄断资本家大发战争财，劳动人民遭受战争苦
日本法西斯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垄断资本家就对本国劳动人民以及从中国、朝鲜掳去的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压迫与剥削，大发战争财。
战时，日本垄断资本财阀主要是4家，即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他们通过资本和生产的不断集中和积聚，越来越有力地使国家机构成为自己的附庸。他们在日本的国家权力支持下，利用国家军需订货预付价款制度，领取政府发给的各种奖励金、补助金等财政资助，并采取其他各种办法，巧取豪夺，倾吞战前根本无法获得的巨大利润。四大财阀在战前已经掌握了日本全国股票资本的60％。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攫取了巨大的战时利润，地位更加得到加强。三井和三菱两大财阀控制了造船业股份的50％，造纸业股份的100％，制粉业股份的70％，制糖业股份的100％；三菱财阀还控制了飞机制造业的绝大部分股份；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阀还掌握着煤炭和铜总生产量的50％以上，商船生产总吨数的50％和对外贸易总额的33％。
在金融系统，到1944年底，全日本普通银行数由245家锐减至88家，帝国、三菱、住友、安田、三和等五大银行占据着垄断地位，他们控制着全日本银行存款中的70％，贴现放款中的78％，证券投资总额中的61％。到日本投降前，四大财阀已拥有周转资本达120亿日元，控制了银行存款和银行资产达1120亿日元，在日本战争经济中处于霸主地位。
日本的国家财政支出，绝大部分也是用在军事方面。军事费用的支出在全日本年度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逐年升高，1937年军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9。13％，1941年占75。56％，到了1944年竞达85。32％。这样庞大的军费开支，除来自日本在中国和南洋各国占领区的掠夺外，在日本国内主要是依靠发行公债、增税和大量发行货币等手段，对劳动人民进行无情的榨取。
1937年日本公债发行额是15亿日元，1941年为91亿日元。
在垄断资本家积累巨大财富的同时，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劳动人民生活则越来越苦。日本劳动人民一方面被迫从事强制劳动和农奴般的耕种，一方面又承受着苛捐杂税、强迫购买公债，以及通货膨胀的压榨。日本工人每天被强迫劳动时间最少的是12小时，多的每月450小时。工人的工资，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实际收入不断减少；每月领工资时，还要按一定比例扣除购买公债的款项，回到居民区，还得被强迫储蓄和再次购买公债。许多家庭不堪忍受，难以度日。
日本的几个主要城市从1941年春季开始，实行主食配给制，但配售的粮食质量越来越差，并且逐渐在米中掺以高粱、玉米、麦片、土豆和白薯，1943年以后，甚至掺入野果。按日本政府计算，每人每天配售的粮食，其含热量应是106卡，这是包括白薯皮在内的热量，实际热量则要少得多。肉、砂糖和蔬菜的供应量也越来越少，1943年，东京居民每人每隔一天才配给青菜150克。民用棉织品供应量也逐年减少，1943年的供应量比1942年减少50％，1944年的供应量又比1943年减少63。4％。当年每户居民能买到的棉布连做婴儿的衬衣都不够。食品奇缺，人民的健康状况日益下降，死亡率不断上升。
（二）日本法西斯统治的强化，人民的厌战和反战
日本是世界上实行严密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国家之一。日本法西斯为了加强对国内人民的统治，从1937年9月起，就在国内实行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对日本人民灌注“八纹一字”、征服世界的反动思想。1939年10月，又加强了思想文化统制，对出版、文艺等部门建立审查制度，严禁进步倾向的作品发行，并扩建神宫、神社，极力宣扬军国主义思想，镇压思想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与此同时，日本法西斯还解散全国各地工会组织，取缔工农运动。1940年9月，日本各政党也被解散，而由日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官僚、军阀等的代表人物组成所谓“大政翼赞会”，作为御用政治组织。全日本的道、府、县和市、町、村各级都有翼赞会、翼赞壮年团，以及警防团，法西斯的御用机构遍布全国上下。1940年10月起，根据日本内务省的命令，又在全日本各地的基层成立“邻组”，每10户左右组织成一个“邻组”，属街道会、自然村会领导，实行连带责任制的控制，从精神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日本人民进行监视和统治。与此同时，在全日本的各工作场所，则建立各种“报国会”，工厂、企业有“产业报国会”，文化界有“美术报国会”、“音乐报国会”等等。
1941年1月，日本法西斯在实行“军事机密保护法”、“新闻法”、“国家总动员法”等各种统制令基础上，又颁布施行新闻刊载限制令和“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临时取缔法”，绝对禁止发表“反对国策，以致阻碍进行战争”的消息。
1942年9月，日本法西斯又建立由议员组成的“翼赞政治会”，禁止其他一切结社。东条英机说过：“三人相聚而谈，其中必有间谍”。法西斯分子以此为指导思想，从各种不同渠道对日本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实行严密的统治。1943～1944年间，大批有才干的言论界知识分子被当作反战主义者逮捕下狱，施以严刑拷打；许多报刊被勒令“自动停刊”，有些书报还遭到绝版的厄运。剧场、电影院被实行严格管制，成为专门从事歌颂侵略战争，鼓舞“士气”的场所。各种体育设施，特别是摔跤场、武术馆和游泳馆，都以“锻炼体质以便为战争服务”作为开展活动的宗旨。
恩格斯在1874年夏天写的《流亡者文献》的第一组文章《波兰宣言》中说：“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6页。＇ 日本法西斯在发动侵略战争过程中，对本国人民的统治越是强化，日本人民的厌战、反战斗争越是炽热。日本全国虽然成了军事监狱，但日本工人反对统治者战争政策、经济政策的罢工运动却持续不断。1941年至1944年间各地罢工浪潮接连不断，总次数达130余次。1941年8月，名古屋三菱飞机制造厂发生大罢工，工人们把一些飞机的部件砸毁后抛掉，实行破坏性罢工，给飞机制造增加了严重困难。
10月，横滨的重工业区鹤见发生大规模工人罢工，连职员也参加了罢工行列。
除了有组织的罢工运动，工厂中无组织的抵抗运动是工人的缺勤。
1943年10月至1944年9月，全日本工厂的缺勤率平均达20％，造船业和飞机制造业更为突出，缺勤的工人竟达半数。此外，工人们还用怠工方式表示反抗。1940年在神奈川县一个工厂中发生工人把秘密武器制成废品的事件。1942年夏天，日立制作所举行有组织的总工，全厂生产率降低70％。1944年，全日本发生的较大怠工事件共达216起。日本农民也不断开展反对征购和增加地租的斗争。从1937年起，七八年间，全日本发生租佃纠纷共达2。9万余次，参加斗争的农民约14万人。日本的工人和农民对统治者发动侵略战争的这种反抗斗争，对日本战争经济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打击。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延续，日本人民的厌战、反战斗争越来越活跃。在神户，曾发生新兵家属哭送新兵登船开往中国时呼叫反战口号的事件。在中国山西战场上，从伤亡士兵的衣袋内发现有《致出征士兵书》之类的反战宣传品。日本社会上流传更多的是种种反战、厌战的小道消息。到了侵华战争后期，日本人民愈发表现出对东条英机为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的不满，有人公然喊出：“击落英机”这句影射性的反战口号。
日本军人中的厌战、反战斗争，突出的是士气低落。侵华日军士兵中装病、自杀、哗变、逃亡，以及携械投降等事件屡有发生。1943年初，在山东馆陶地区，侵华日军部队曾发生士兵暴动的事件。
1944年4～6月，在缅北战役中，日军第15集团军所属两个师的师长在进攻英帕尔作战中，因公然违抗命令率领部队退却而被免职，英帕尔战役遭受失败后，从缅甸方面军至第15集团军各师长全被撤换。这种军心涣散，指挥失常，以致败退时陷入不可收拾局面的出现，正反映了日军士兵，乃至指挥官的厌战、反战的心态。
反战斗争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很快形成了反战组织。早在1939年，部分侵华日军士兵被俘后，经过教育、帮助，组织了在华日人“觉醒联盟”的反战组织。此后，又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支部。这些反战组织逐步扩大，经常到前线向侵华日军士兵开展反战宣传。
1942年8月，“觉醒联盟”改建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同盟成员与各地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工人员组成武装宣传队，深入敌后，印发传单、报纸，或者进行火线喊话，对日军开展声势浩大的反战宣传活动。1944年1月，“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更名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将“反对战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的日本”作为同盟的斗争目标。此后，该组织的活动进一步发展，参加的人数不断增多，显示了日军士兵的觉醒和斗争精神。
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是导致日本军国主义最后失败的内部因素之一。
三、东亲英机政权的垮台
（一）日本史上最反动的军事法西斯独裁统治者
东条英机出生于军阀家庭，16岁就在东京陆军幼年学校接受正统的军国主义教育和训练。
1920年东条毕业于陆军大学后，历任驻德国使馆武官、陆军大学教官、参谋部作战科长等职，1935年起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曾以他的“剃刀效率”，残暴屠杀中国东北地区大批抗日军民。“七·七”事变后，已升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率领察哈尔派遣兵团大举进犯华北承德、张家口、大同等地，铁蹄践踏中华锦秀河山。1940年7月起，东条两次连任近卫内阁的陆相，协助近卫文磨对内开展所谓“新体制运动”，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继续侵华战争，同时，与德国、意大利结盟，推行“南进”政策，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1941年10月18日，东条登台组阁，一个多月后的12月8日，东条下令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海军重要基地珍珠港，从此，太平洋战争爆发。
与此同财，日本陆军、海军还兵分多路，大举进犯东南亚各国，连续入侵马来亚、菲律宾、缅甸、荷属东印度，以及香港等地。为了支撑和扩大对外侵略战争，东条不断强化国内法西斯体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一方面颁布《战时犯罪处罚特例法》，在全国实施白色恐怖；一方面又以《战时行政特例法》和《战时行政职权特例》等法律，强化首相权限，先后兼任陆相、内务相、军需相及参谋总长等要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成为日本史上最反动的军事法西斯独裁统治者。
（二）内外交困的日本政局与战局
1944年6月，日本国内的战时经济体制已经濒临崩溃，人民厌战、反战斗争持续高涨，军队士气不断低落。在中国解放区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攻势作战日益加强，已将日军压缩于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点”和“线”上困守，敌后战场的反攻已经不可阻挡；在欧洲战场，盟军集结36个师已经开始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实施登陆战役，开辟第二战场；在苏德战场，苏军在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境内开始实施两次规模较大的进攻战役，德国法西斯的战败命运已见分晓；在太平洋战场，被称为日本“珍珠港”的特鲁克岛海军基地在美军轰炸之下已经溃灭，日本在战略上准备确保的、作为“绝对国防圈”的重要环节而防备的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已被美军突破登陆，日本全部本上已完全落入盟军轰炸范围以内；在亚洲的其他地区，朝鲜、越南、马来亚等国的抗日武装也正在沉重地打击入侵的日军。
日本军事上的退败局面和世界战争形势的迅速转变，导致日本政坛一片恐慌，东条政权的命运炭发可危。
（三）东条英机下台
1944年7月，塞班岛上美、日军队双方进入殊死决斗阶段。塞班岛是遭到盟军进攻的第一个日本战前就拥有的属地。它是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德国子中夺取并受国联托管而据有的岛屿中最大的一个，岛上除驻有4万余名日军外，还有2。5万名日本平民。7月2日，日军兵力消耗殆尽。4日，登陆的美军冲人日军的最后防线。6日夜，日军守岛部队全部被歼，其中近2000入被俘。
塞班岛的失守，进一步激起日本各阶层以至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对东条英机政权的不信任。7月13日，东条会见内大臣木户幸一，商讨稳定政局的对策。木户根据重臣们的意见，提出与东条预期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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