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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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汤原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派出一批干部到松花江下游开展工作。1932年夏，省委秘书长冯仲云赴汤原，指导创建游击队。冯系江苏武进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1930年受组织派遣到哈尔滨市工作，曾任中共江北区委宣传部长。10月上旬，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在反日同盟会的基础上，建立了汤原游击队。由于缺乏斗争经验，被土匪“荣好”缴了械。同年冬，汤原县委又在组织农民抗租斗争的基础上，第二次建立了汤原游击队。因警惕性不高，发生了兵变。汤原县委总结了两次建立武装失败的教训，1933年冬在县委书记夏云杰的领导下，第三次建立起了“汤原反日游击队”，戴洪宾任队长，夏云杰任政委。游击队不断向萝北的鸭蛋河、葛金河一带进攻，并收缴了汤原县内几处地方的武装，队伍由原来80多人很快发展到600余人。在党的工作和抗日斗争影响下，张传福率伪自卫团，冯治刚率矿警队都加入了汤原游击队，队伍扩大到2000多人，主要活动在汤原、萝北、通河、依兰、桦川、富锦等地区。
（七）饶河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即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首先组织了救国会，1932年6月，又在此基础上，由崔石泉、金文亨建立了饶河反日游击队。同年冬，发展到40多人。到1933年初，进一步扩大到130多人。该队一方面配合陈东山、高玉山等救国自卫军的统一行动，另一方面积极独立地在乌苏里江沿岸开展活动。
1933年6月，陈东山、高玉山部救国军瓦解后，饶河游击队正式独立出来，在李学福（李葆满）、崔石泉、张文偕等人领导下，队伍越战越强，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讨伐”，创建了饶河、虎林一带广大的游击区。为了粉碎日伪军的冬季“围剿”，饶河游击队经过刻苦训练，成了一支快速行动的滑雪队，活跃在完达山脉东麓的雪原上，成为该地区唯一的一支抗日的中坚力量。
（八）巴彦游击队1932年初，张平洋（张甲洲）、张文藻等在巴彦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称为巴彦反日游击队，张平洋任队长，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赵尚志到该部任参谋长。巴彦游击队建立不久，人数即达到700多人，主要活动于巴彦、呼兰、绥化、庆城（今庆安）、铁力、东兴一带，曾在呼兰附近切断滨北铁路，收复过巴彦、东兴等县城。同年底，因在东兴之战中受挫，游击队随即溃散。
除此之外，还有1932年秋建立的海伦游击队，同年冬建立的海龙游击队等，当时都积极开展了抗日游击活动，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在开始时人数都不多，武器装备也都很差，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但是，这些游击队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有集中统一的领导，有良好的群众关系；战士大多数出身好，政治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英勇善战。所以，他们能不断地发动袭击，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据伪满铁道机关统计，仅1933年3月至10月，抗日游击队就袭击伪铁路659次，破坏铁道101次，击毙日伪护路军546名。又据伪奉天省警察署统计：辽宁省内的抗日游击队，1934年6月份袭击敌人709次，7月份为759次，8月份为1716次，12月份为1706次。＇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第303页。＇
在斗争中，各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游击区也不断扩大。不久，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即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三章 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
第三节 全国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日渐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抗日救国已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毅然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
一、学生、工人和各界团体的抗日救亡活动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爱国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广大工人群众表现出工人阶级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坚定的斗争性；其他各界人民纷纷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开展斗争，都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
（一）各地学生的爱国行动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一开始，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的学生，立即行动起来，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北平、南京、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开封、广卅、福州、武汉、南昌等地的大中学生，即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
9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会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出代电说：“日本帝国主义，屡向我国挑衅，愿欲藉故出兵，强占满蒙，今果悍然不顾，大肆武力侵略……事机迫切，国亡无日，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为今之计，唯有速息内战一致抗日，并望我国民众实行武装，誓做政府后盾。”＇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8章。第3页。＇
9月21日，在北平各校学习的东北籍学生3500余人：举行“东北学生抗日会”成立大会，组织了敢死队，决心与敌人拼争。
9月25日，北京师大学生和教职员召开大会，通过决议，致电谴责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国家养兵，原为抵御外侮，我国兵额之多，冠于全球，而一遏外敌，辄取不抵抗政策，洵属奇耻。此次日本入寇东省，如入无人之境，辽吉既已沦陷，平津又受威胁，似此情势，尚能持不抵抗主义乎。”＇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8章，第4页。＇
9月27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怒斥国民党政府的“无抵抗主义”、“向国联报告请求公判”等政策，是“软弱无效，坐以待毙的政策与行动”；呼吁“全国的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9年版，第8章，第5～7页。＇天津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也发出代电，要求”出兵御侮”。
9月下旬，全国各地学生代表汇集南京，使学生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9月28日，南京、上海两地学生5000余人，冒雨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因未得结果，随即转向外交部。得到的答复仍然是等待“国联”解决，并强迫学生返校复课。学生们忍无可忍，冲开警卫的阻拦，殴打了国民党外交部长王正廷。10月初，全国各地学生举行反日示威。上海的请愿学生首缠竹布，上书“督促政府立即出兵，良众速起共作后盾”。
11月，日本特务在天津制造暴乱，北平、天津两地学生为此宣布总罢课，倔代表到南京请愿，各地学生起而响应，赴京请愿学生达1万余人。11月26日，请愿学生在国民党政府门前示威竟日，强烈要求出兵抗日。第二天，蒋介石被迫出见学生。但他对爱国学生的抗日要求，采取了敷衍搪塞的态度。
11月下旬，日军进逼锦州，国民党政府电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中国军队退守山海关的建议。
消息传来，全国哗然，群情激愤。各地学生请愿团即改为示威团赴南京示威。
12月5日，北京大学示威团300余人在南京街头示威，高呼“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被压迫民众团结起来”等口号，国民党政府指示军警实施镇压，打伤学生33人，逮捕185人，制造了“一二·五”事件。南京中央大学和各中等学校的学生，迅速组成了几千人的示威团，援救北大同学。他们突破军警的警戒线，冲进南京卫戍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12月6日，上海学生抗日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援助北大同学，反对划锦州为中立区等项决议。
12月7日，上海1。5万名学生举行示威，抗议国民党政府压迫学生爱国运动。
12月9日，上海学生抗日联合会代表大会开会时，上海当局指示特务绑架了从南京到上海进行联络的北大学生，激起了学生们更大愤怒。当天下午，上海各校学生万余人，包围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许多工人和店员也起来支援。第二天上午，上海市政府终于被迫释放了北大学生，交出了绑架学生的凶手。接着，上海学生组织了人民法庭，准备公审凶手，并票传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陶百川和公安局长陈希曾，吓得陶、陈全家逃匿。法庭又起草了通缉令，悬赏捉拿，并迫使国民党上海市长张群签字盖章，送到各报刊登，轰动了全上海。
12月11日，太原学生因山西省政府拒绝请愿抗日，他们捣毁了省政府。
12月17日，汇集在南京的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济南、苏州、安庆等地的学生及南京市的学生3万多人，奉行联合大示威。当示威队伍走到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附近珍珠桥时，遭到大批警察和宪兵的袭击，当场有30多名学生被打死，100多名学生被打伤，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珍珠桥惨案”。这一惨案的发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慨，他们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的罪恶行径。
1932年1月10日，上海近万人集会追悼珍珠桥死难烈士。
会后，举行了轰动全市的抬棺大游行。以学生的爱国运动为先声，全国各界迅速形成了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
（二）工人阶级的抗日活动
广大工人群众，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工人阶级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坚定的斗争性。
1931年9月24日，上海市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接着，上海23家日商纱厂工人酝酿同盟总罢工，纷纷退厂，不替月本资本家做工。同时，成立了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抗日救国会。
上海各阶层人民自动抵制日货，举行反日示威，许多日本商号的店员与私人雇佣的佣工也都陆续离去。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上海80多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各厂工人也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派代表去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发枪开赴东北抗日战场。9月26日，上海100多个工会和各界群众数万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日救亡大会。会上通过了对日宣战、武装群众、惩办失职失地官吏等决议案，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0月2日，上海150多个工会举行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纲领。会议决定发表《告世界工人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略中国的罪行。同时，还通过了多项决议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出兵抗日”，给义勇军“颁发军械”，“从速救济日厂华工”，一致对日实行经济绝交，查缴日货及严惩好商奸细等。
除上海外，其他各大城市也先后爆发了工人罢工、游行、抵制日货等斗争。9月底，北平邮电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和邮电工人义勇军。
10月中旬，北平工界抗日救国会成立。他们发出通电，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并作出了组织义勇军和募集爱国捐款等项决定，10月初，天津英商自来水厂工人举行反日罢工。广州工人纷纷走上街头，进行反日宣传，曾与警察发生冲突，夺取了警察枪支。
香港的中国工人在“九·一八”后也不断地举行抗日示威，并多次与阻止示威的英国巡警作斗争。在首都南京，各工业界成立了义勇军和抗日救国会，发表了告世界工人书和抗日宣言。津浦铁路工人还组织了宣传列车，沿途宣讲日军侵华暴行，鼓动民众起来抗日。武汉、青岛、太原、芜湖、长沙、重庆、桂林、汕头以及许多偏远城市的工人，也纷纷以发表宣言，向政府请愿，征募爱国捐款，禁售日货等各种形式，开展抗日爱国运动。
东北的广大工人，直接处于国破家亡的境地，战斗在抗日救国斗争的最前线。9月19日，沈阳兵工厂的工人，砸开工厂粮栈的大门，动手分粮；有3万多名工人拒绝为日本侵略者制造屠杀中国人的武器，先后离广出走。日军占领长春以后，申东路的铁路工人立即组织起来，将机车向北转移，阻碍日军运输。9月21日，哈尔滨成立了各界联合会，积极进行抗日活动。
11月，各界联合会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充敌；表采：东北“有3000余万民众，200余万健儿，各输其财，各捐其躯，誓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最后决斗。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8章。第67～68页。＇
（三）各界人民团体的抗日救亡活动
在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广大学生和工人阶级掀起救亡运动的同时，全国各界人民亦纷纷组织各种抗日团体，组织和支援抗日义勇军，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
“九·一八”事变的第2天，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会长，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辽宁省商务会会长金哲忱、辽宁工会联合会会长卢广绩、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会长车向忱、辽宁省农会会长高崇民等人，先后逃亡到北平。随后从东北逃出的各界人员和难民越来越多，9月27日，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等500余人，聚集在西单旧刑部街12号奉天会馆；群情激愤，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遂决定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作为民众自发的抗日领导组织，担负起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救国之责，该会的宗旨是：“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当天，选举出执行委员31人，其中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车向忱、杜重远等9人被选为常委。常务委员会下设总务部、军事部、政治部。救国会成立以后，即以宣传工作和军事工作为中心广泛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并派遣秘密出关工作的人员对各地群众和义勇军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东北抗日救国会还组织了宣传队，沿津浦、平琢两线深入城镇和农村，广泛地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并向国民党政府报告“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抗日活动情况。11月初，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为了督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赴京请愿团，到南京强烈要求蒋介石出见。11月11日，高崇民慷慨陈词，质问蒋介石：“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一味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2～93页。＇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好用“到必要的时候，中央一定抵抗”等话来搪塞敷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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