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2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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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求，两相比较，政治方面可酌予放宽一步，但于军事方面之军政、军令与纪律三者，必须坚持绝对之统一，要求其严格遵守，而不容有丝毫违反”。＇《关于外籍记者赴延安及林祖涵束渝之准备注意事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国民党为执行上述方针，同时也为了防止林伯渠到重庆后扩大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制订软化、监视林伯渠的活动计划：
　　　　（1）即电西安注意林到西安后之活动，并派员随车到渝，注意其在途次之动态与表现。
　　　　（2）到渝后，借招待之名，指定住所，派宪兵担任警卫，借以监视其行动。
　　　　（3）发动与林过去有友谊关系之党国元老与之往来，以感动之，设法使其表示愿意脱离延安。
　　　　（4）派精通外语及有政治修养之干部，充任对林招待，经常随林出入。
　　　　（5）控制其与外人接近，其与外人谈话，事先予以劝导，发言不得违背国家民族之立场，
　　　　（6）请其到中政校讲话，摘予发表并予以评论。
　　　　（7）运用各党派对我抱好感之人士与林谈话，表示劝告中共放弃军权政权以谋国家之统一。”＇《林祖涵来渝后我方应付对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甚至在公布谈判的消息问题上，国民党也费了一番苦心：“在商谈已有不成之见端时”，应由国民党中宣部向外公布。“若《新华日报》披露谈商不能成就时，扣留其消息，而先由（国民党）中宣部发布‘如中共以大局为重，此次谈商必有适当之结论’之乐观消息，以混乱《新华日报》之报导。”＇《林祖涵来渝事件应付之要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由于国民党没有谈判的诚意，所以当22日林伯渠将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共二十条，交给张治中、王世杰后，他们认为所提条件太多，拒绝转呈蒋介石。中共中央6月3日复电林伯渠、董必武，决定将原提案的二十条改为十二条，小问题改为备忘录。
　　　　中共十二条的主要内容是：
　　　　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
　　　　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抗日各党派的合法地位；
　　　　中共军队应编为16个军47个师，目前至少给5个军16个师的番号；
　　　　中共军队的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
　　　　在物资上充分接济八路军和新四军；
　　　　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地方政府，撤销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和经济封锁；
　　　　释放各地的被捕人员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343页。＇
　　　　上述各条合情合理合法，但仍遭拒绝。
　　　　6月5日，张治中、王世杰向林伯渠面交了国民党《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这个《提示案》对于中共提出的有利于抗日和两党合作的要求一字未提，反而要借谈判达到其削弱中共力量的目的。其主要内容：在军事上，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4个军10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在根据地政权问题上，规定把陕甘宁边区的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实行中央法令，根本没有提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对中共的合法地位等问题也是只字未提。＇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4），台北1985年版，第269～271页。＇
　　　　这个提示案正如周恩来所揭露的那样，“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做三件事：第一，十个师以外的队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规定要十个师集中到哪里就必须到哪里。第三，敌后解放区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给流亡重庆的省政府接收。”＇《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4页。＇
　　　　这样的条件，中共当然无法接受。6月11日，林伯渠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指出张、王拒绝中共提案，又不转报国民党中央，只片面要求中共接受国民党的提示案，阻碍了谈判的进行。6月15日，张治中、王世杰复信林伯渠，称已将中共十二条意见转呈国民党中央，但解决办法仍照国民党提示案不能变动，谈判遂成僵局。
　　　　国民党为隐瞒国共谈判的真相，把未达成协议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于7月26日，由其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出面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国共关系已有改进，并将继续改进”，“政府的观点和共产党的观点事实又无严重分歧”，“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是在于中共党人一方面宣称他们有意合作，但事实不然，他们所作的事情和他们的说话相反”，并宣称国民党中央“始终以最大诚恳，宽容与忍耐，谋谈判之成功”＇《解放日报》，1944年8月13日。＇，等等。为了澄清是非，8月12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国共谈判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用事实逐条驳斥了梁寒操的种种谬论后严正指出：国共谈判迄今无结果，根本障碍在“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只有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治，立即放弃削弱与消灭异己的方针，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途径中，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关系，才能得到效果。”＇《解放日报》，1944年8月13日。＇
　　　　9月5日，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出席了这次会议。中共中央指示林伯渠，要他在作《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时，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另一方面公布国共谈判的文件，使全国人民了解此次谈判的真相。9月15日，林伯渠在参政会上报告了国共谈判4个月来的经过，以及迄今还无结果的原因，提出了挽救危局，准备反攻的办法。他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正式提出了中共的政治主张：“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备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89页。＇
　　　　林伯渠的报告，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得到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在继林伯渠的报告之后，张治中代表国民党作了关于谈判经过的报告。至此，国共间的谈判告一段落。
　　　　这次国共谈判历时半年多，虽然因为国民党顽固地坚持反共立场而未获结果，但通过这一谈判，缓和了因反共军事磨擦而造成的两党关系的紧张，避免了国共的内战与分裂，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后，随着美国政府代表和第三方面民主人士的参加，国共两党的谈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为废除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标志着国共谈判和斗争进入以“建国”为中心的新阶段。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一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胜利。日本为挽回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从4月起，发动了以打通中国东北至越南的大陆交通线为目的的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官兵虽不惜牺牲进行了抵抗，但并未能阻止日军的长驱直入，稳住正面战场的局势。到12月初，在8个月时间内，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数十万，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的一部分，丢掉了140余座城市和数十个飞机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人民沦于日寇统治之下。这次大败退，暴露了国民党军事上的腐败与无能。
　　　　国民党不但在军事上失利，政治上、经济上的危机也到了无法掩饰的地步。国民党在政治上仍顽固坚持“一党专政”，推行党化政策，所谓“集体入党”、“举手入党”的怪事层出不穷。作为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重要手段，特务统治和保甲制度被大大强化了。在国统区，特务机构林立，监狱、集中营遍及各地，农村的保甲制度森严。这种封建和独裁的政治制度，使整个国统区呈现出吏治腐败、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局面。因此，随着军事上的溃败，从1944年，全国民主宪政运动重新活跃起来，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挽救国家的危局。
　　　　在国统区，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再度组织各种团体，开展多种活动，强烈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统治机构，开放党禁，保障人权，走民主建国的道路。1944年1月，民主宪政座谈会在重庆召开，并创办了宣传民主宪政的大型刊物《宪政月刊》。宪政杂志社每月在重庆召开一次宪政座谈会。5月，“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大后方许多报纸，如重庆的《新蜀报》、成都的《华西日报》、昆明的《云南日报》，西安的《秦凤日报》等，都连续不断发表评论，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立即放弃一党专政，实行政治民主，以挽救严重时局，主张“非民主不能动员国力，非民主不能强化团结，非民主不能澄清吏治，非民主不能激扬士气，非民主不能增加外援，非民主不能准备进攻与反攻”。＇《中国当前的民主运动》，《华西日报》，1944年5月22日。＇
　　　　为了进一步推动和指导全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揭露国民党在抗战结束一年后实行宪政的承诺的虚伪性，并决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
　　　　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作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讲，重申了中共要求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和组织法、重选国大代表的主张。
　　　　在随后举行的国共谈判中，中共鉴于国民党没有谈判的诚意，于9月4日电示林伯渠、董必武等：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的时机已成熟，其方案是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的政治斗争目标。9月15日，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三届三次参政会上正式提出了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0月10日，周恩来在《如何解决》的讲演中，进一步阐明了召集各方代表召开紧急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
　　　　第一，各方代表，应由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自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
　　　　第二，国事会议应于最近期间召开。
　　　　第三，在国事会议上，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原则，通过切合时宜、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彻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错误政策。
　　　　第四，在众所公认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一党专政的政府。
　　　　第五，联合政府须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加入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以保证抗战的胜利。
　　　　第六，联合政府成立后，应即重新着手筹备真正普选的国民大会，准备于最短期间召开，以保证宪政的实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64～365页。＇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深得各民主党派、各界人民的拥护，推动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涨。9月19日，《云南日报》发表社论，认为要获得真正的团结和统一，“唯一的途径，就是先实行民主。”
　　　　《华西日报》在同一天也发表社论说：“抗战若要胜利，必须团结。团结若要坚实扩大，必须民主。”“一切问题靠民主解决，一切危机靠民主克服。”＇《解放日报》，1944年10月20日。＇
　　　　在重庆的各界社会人士张澜、沈钧儒、郭沫若、冯玉祥、李济琛、陶行知、柳亚子等纷纷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9月24日，重庆各党各派各界代表500余人，在迁川大礼堂集会，要求彻底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各党各派民主联合政府，并通过了沈钧儒等发起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的提议。10月4日，成都各界2000余人举行国是座谈会，要求取消一党专政，迅速成立联合政府。
　　　　1944年11月和1945年初，中国共产党先后两次派周恩来与国民党商谈具体实现联合政府问题，但由于国民党的阻挠和破坏，毫无结果。
　　　　到1945年初，国民党统治区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声势越来越大。1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时局宣言，提出诸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开放党禁”等十项主张。＇《新华日报》，1945年1月26日。＇
　　　　2月，重庆文化界300余人，妇女界87人，3月，昆明文化界340多人，4月，成都文化界100余人，先后发表联合宣言，一致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国事会议，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同时，集会的规模越来越大，斗争的形式也发展到示威游行。昆明学生于五四纪念日举行了1万多人的游行示威，喊出了“立刻停止一党专政！”“取消特务组织！”“召开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等口号。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为废除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努力，使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为迎接抗战胜利准备了有利条件。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六章　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专政，争取困结抗战、民主建国的斗争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七大”和国民党“六大”的召开
　　　　虽然国共谈判一年多来毫无结果，但到1945年春夏之交，整个国际形势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希特勒法西斯即将被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也行将败亡，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己成定局。中国抗日战争亦处于大反攻的前夜。在历史转折关头，各阶级、各党派都对时局表示了极大关注，都对战后安排、战后中国命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先后召开的。
　　　　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酝酿已久，经过了充分的准备。
　　　　早在193S　年10月六中全会就决定召开七大，1944年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正式决定于1945年4月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是在1944年5月21日召开的。会议进行了11个月，在这期间召开了四次大会。六届七中全会的第一次会议，听取了毛泽东代表政治局所作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七大”议事日程和报告负责人。
　　　　1945年3月31日的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准备向“七大”作的政治报告和准备提交“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