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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中国抗日战争史-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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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一、“一二·九”运动
    1935年,以华北事变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深入,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严重危险。
    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北平的爱国学生深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们满腔怒火,首先发出抗日救亡的怒吼。中共中央北方局积极支持和领导了学生的爱国运动。1935年夏,外患猖獗,黄河又泛滥成灾,难民流离失所。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根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发动群众救灾的指示,通过北平民族武装自卫会,于9月间发动成立了北平大中学校水灾救济会,带领学生开展救济募捐和宣传活动,团结广大学生,以合法活动开展抗日救亡斗争。此时,河北省委将中共北平市工委改为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并派省委特派员李常青兼任书记,他与彭涛、周小舟等人,积极领导发动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水灾救济会的基础上,于11月18日成立了领导学生爱国运动的统一组织北平大中学生联合会,彭涛任党团书记。
    12月3日,北平学联召开代表大会,决定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请愿示威,反对“华北自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12月6日,在学联的发动下,平津15个大中学校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呼吁政府动员抵抗日本的侵略。经过深入发动,北平学联决定于12月9日发动全市学生进行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日本侵略的大请愿。
    12月9日,被长期压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6000余人涌上街头,奔向新华门,向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请愿。愤怒的学生振膏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5省自治!”“打倒汉好卖国贼!”“立即停止内战!”这呼声划破了笼罩在古城上空的乌云,喊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请愿群众代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6项要求:
    (1)反对华北自治及其类似组织;
    (2)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
    (3)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4)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
    (5)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6)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当天,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西单时,遇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拦和野蛮镇压,100余人受伤,30余人被捕,但爱国学生并没有因此而被吓倒,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反而激发了学生们的坚强斗志。第2天,北平学联决定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积极酝酿和准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日救亡怒潮,席卷了整个北平城。
    12月14日报载,国民党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打算于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中共北平党组织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12月16日清晨,北平各校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天桥,在天桥举行了3万多人的市民大会。大会通过了组织民众,共同抗敌,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等决议案。会后举行数万人的示威游行,国民党政府再次调动军警镇压,被大刀砍伤、刺伤及被棍棒打伤的有400多人,被捕30余人。
    北平爱国学生“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立即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响应,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热潮。天津爱国学生12月18日举行示威游行,19日起实行罢课。上海爱国学生和文化、教育各界以及广大工人、群众,于12月24日举行全市示威游行。南京、杭州、武汉、广州、开封、济南、太原等城市,爱国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请愿和罢课,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海外侨胞深感振奋,立即向国内各校学生组织发出电函,赞扬学生的革命精神,誓为学生的后盾。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发生的,共产党给学生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毛泽东于1939年12月9日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4周年大会上的讲演中指出:“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
    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
    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
    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
    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039年12月9日。'
    毛泽东还指出:一二·九运动,“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
    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
    在“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后,学生运动面临“向何处去”这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12月20日,中国共产党通过共青团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同胞宣言》,号召青年学生“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唤起他们救国的觉悟,推动他们建立救国的组织。进一步建立各地各界救亡大会和全国救亡大会,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和实行全国各界同胞武装扩日的共同战斗!”'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97页。'
    《宣言》给学生运动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1935年12月26日,在北平成立了平津学生联合会。随后,平津学联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并组成以彭涛为党团书记的扩大宣传团党团,领导全团的工作。扩大宣传团下设4个团,共约500人。1936年1月初,4个团的学生出发,他们冒着刺骨的严寒,沿途每到一处,都召开大会进行演讲,张贴和散发传单,唱救亡歌曲,演出《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戏剧,对当地农民和中小学师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帮助他们组织抗日救国会等叉国团体。
    宣传团员们在斗争中深感团结起来的必要,要求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战斗团体,并提出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6年2月1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师范大学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了“成立宣言”。民先队在救亡运动中迅速发展,到当年暑假,北平民先队员已发展到1200多人。后来,全国各地有30多个城市建立了民先队;在法国巴黎、日本东京以及缅甸等地也有了民先队组织。1937年2月6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召开了民先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总队部,由李昌任总队长。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抗日救国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它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产生,肩负着民族解放的使命,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团结了广大的爱国青年,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它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爱国青年的纽带。从此以后,大批革命学生不断地深入农村,参加各种抗日斗争,团结、影响和教育广大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救亡,走上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在平津学生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前后,上海、济南、杭州、武汉等地的学生也组织了宣传团,深入农村扩大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惊恐,国民党政府于1936年2月20日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竭力镇压爱国学生的救亡运动。随之,各地爱国学生遭到了残酷打击和迫害,救亡运动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进入低潮。
    在学生运动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刻,中共中央北方局加强了对救亡运动的领导,于4月间派林枫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葆华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北平市委先后建立了工委、农委、文委、学委和5个区委。1936年五六月间,对党员和民先队骨干分子进行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加强了对区委和各党支部的领导,多数大学和部分中学建立了党支部,学生党员发展到4百多人。
    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参加抗日救亡的各界各派的联合,迅速向全国规模发展。继1936年1月华北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后,各地先后成立了各界救国会。l月29日,西北工农商学兵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瓦窑堡召开,到会苏区和白区代表共140余人,决定在西北各省开展广大的抗日数国运动,普遍组织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主要领导人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沙千里等全国知名人士。大会通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作为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基本纲领草案。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胡愈之等40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等14人为常务委员。救国会是以爱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力骨干,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抗日救国阵线组织。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指出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对敌人有利,表示坚决站在救亡阵线的立场,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而奋斗。他们的主张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
    1936年8月,南京各界救国会成立,简称“南救”。接着,在香港成立救国会华南区总部,简称“南总”。某他各地,包括海外华侨,也纷纷建立救国会。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和抗日救亡团体的成立,救亡刊物大批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救亡刊物达千余种。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每期发售达15万份以上。
    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使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惧,遂于11月23日凌晨逮捕了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7人,史称“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震动了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以及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并发表宣言。提出如爱国有罪,愿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如爱国无罪,则与他们同享自由。7月5日,宋庆龄等亲往苏州,到关押“七君子”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请求入狱。
    由于沈钧儒等7人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声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被迫于7月31日释放了“七君子”。
    在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文化界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等左翼文化团体,积极投入文化战线的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3天,“左联”领导人鲁迅在《答文化新闻社问》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反动面目。接着,“左联”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大众的文化组织书》,抗议日本的侵略,呼吁国际社会的支援,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日。“左联”出版《萌芽》、《前哨》、《北斗》、《文化月报》等刊物,宣传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从事马克思主义论著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爱国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大批抗日文艺作品,如阳翰笙的小说《义勇军》、肖红的小说《生死场》、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文芜的小说《咆哮了的许家屯》、田汉的剧作《乱钟》、蒲风的诗《我迎着风狂和雨暴》、陈鲤庭、崔鬼的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聂耳的《大路歌》、孙慎的《救亡进行曲》、麦新的《大刀进行曲》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的悲惨遭遇,教育人民奋起抵抗,不当亡国奴。尤其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曾传遍祖国各地,以其强烈的感染力,激励全中国人民起来抗争: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在华北事变后,不同阶层和派别的文艺工作者,纷纷表示要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为了建立文艺战线的抗日统一战线、1936年初,“左联”自动解散。
    10月1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21位文艺界新旧各派领导人,在共同签署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中,明确提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为民族利益计,我们又甚盼民族解放的文学或爱国文学在全国各处风起云涌,以鼓励民气”。'《文学》第7卷第4号,1936年10月1日。'
    《宣言》的发表,促进了文艺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使文化界的团结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10月19日,鲁迅不幸因病逝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了唁电,高度赞扬鲁迅的丰功伟绩。
    22日,宋床龄、蔡元培、沈钧儒等著名人士参加了上海数万群众为悼念鲁迅的送葬。队伍行进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高唱救亡歌曲。这次送葬实际上成为学习鲁迅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动员人们献身抗日斗争的救亡示威大游行。
    三、绥远军民抗日和全国援绥运动(参见附图13)
    1936年春,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满军侵占中国察北6县,同时,日本侵略军派遣大量日军军官担任伪军部队的训练和作战指挥,补给伪军大批军需品。令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部驻嘉卜寺,李守信部驻张北及庙滩,王英部驻尚义,伪蒙古军第7师驻百灵庙,并抽调伪满骑兵5000人由热河东部开驻察北多伦、平定堡地区,企图集中兵力侵占绥远。
    1936年6月,日本派其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访问”绥远。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在省政府接见了板垣。板垣征四郎对傅恭维一番后,即要傅“改善”日、华关系,并说大日本帝国将给予全力支持。
    傅正告板垣说:华北是中国的领土,绝不许任何人出来搞一个独立局面。内蒙和绥远都是中国的领土,不许任何人来分割独立,也不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支出版社,1987年版,第691页。'
    板垣的离间阴谋未能得逞,第二天扫兴而去。
    1936年8月7日,伪蒙军李守信部约两万人进犯绥东陶林。10日,日军由热河开抵张北。8月14日,毛泽东致函傅作义,指出:“迩者李守信卓什海'卓什海即卓特巴札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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