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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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的东方会议之后，为了加快实行侵略计划的步伐，同年8月15～21日，日本又在中国旅顺秘密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由日本外务省次官森恪主持，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以及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等人参加。会议针对侵略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进行了策划。
东方会议是日本将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的重要会议，它将日本的对外侵略路线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日本侵华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会后，《田中奏折》及其侵略计划，于1929年12月被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杂志揭露，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1931年11月，英、美、苏各国报纸均披露了《田中奏折》，日本的当权人物慌忙通过舆论工具矢口否认。但是，正如日本战犯重光葵所供认“要想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件存在的疑心是非常困难的。”＇重光葵：《重光葵著作集》1，第15页。＇因为以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发展，正是按照这一轨道而运行的。
三、日本国内危机与法西斯势力的崛起
（一）日本国内危机加剧
日本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侵略战争的基础上的。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以从中国掠得的巨额赔款作准备金，于1897年10月开始实施金本位货币制度，完成了金融体系的近代化改造，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产业革命。甲午战争前日本各公司资本只有6785万日元，但战后的1897年增为53252万日元，增长近7倍。＇守屋典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东京青木书店，1955年版，第100页。＇
到本世纪初，其公司总数的84％，工厂总数的50％，是在1894年之后建立的。＇守屋典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东京青木书店，1955年版，第103页。＇
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又暴发横财。其黄金储备1914年还只有34100万日元，1920年增为217800万日元，增长5倍多。＇土屋乔雄：《日本经济史概况》，第186～187页。＇
在一战前的1912年日本负有19亿日元债务，战后不但全部偿清，且进而成为拥有27。7亿日元的债权国。＇土屋乔雄：《日本经济史概况》，第186～187页。＇日本军国主义专靠战争掠夺而致富，这种暴发经济具有很大的虚弱性，潜伏着巨大的危机。虽然重工业为战争需求而畸形发展，但基础工业和轻工业相对落后。农村中仍处于寄生地主制统治之下，农业生产力很低，生产规模小，破产农民不断增加，城乡人民生活贫困。
1923年9月1日，东京地区发生7。9级大地震，死伤失踪共达246531人；房屋毁坏共计701627户，受灾总数达340万人。＇今井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商务馆，第174页。＇造成空前严重的损害，同时亦对日本的社会、经济、政治带来了巨大影响。
震灾发生后，以政府的救灾票据问题为中心，引发了1926年和1927年的金融危机。这时，中国的北伐战争顺利推进，又对日本发生巨大影响。
1926年日本对华输出由1925年的4。85亿日元降低到4。21亿日元，减少约12。5％。
1927年3月21日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日本的股票市场立即暴跌；4月3日由于日本陆战队的挑衅，发生了同中国民众冲突的汉口事件，日本股票跌落更甚。金融危机爆发，东京和横滨许多中小银行，接连不断地被迫歇业，有名的台湾银行也陷入窘境，濒临破产。这次危机使日本银行停业31家，资金达17845万日元，而前一年末的储蓄存款总额不过77563万日元。
这次金融危机使广大中小银行遭受沉重打击，日本子3月29日公布《银行法》（1928年1月1日实施），对中小银行进行了整顿，促进了大银行资本的兼并与集中。
1929年10月，自美国首先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尚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的日本经济受到了新的冲击。日本政府1929年11月宣布自1930年1月11日开始实行“黄金解禁”，试图促进出口，振兴经济，同时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借以摆脱危机。然而“黄金解禁”带来相反的结果，黄金外流1930年达27552万日元，1931年外流43310万日元＇楫西光速、大岛清等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东京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67页。＇，不得不于1931年12月再度决定禁止黄金输出。
另一方面，通货紧缩又招致生产萎缩，原材料价格猛跌。据统计从1930年6月到1931年6月，原材料下跌21。6％，生产资料下跌29。3％，消费资料下跌16。7％。从股份市场看，以1924年1月的股票价格指数为100，则1929年6月为104，1930年6月下跌到74，同年10月进一步跌到63。＇楫西光速、大岛清等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东京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66～167页。＇
危机还进一步使日本金融业遭受打击，据大藏省调查，全国普通银行774家之中，有58家被迫停业。许多中小资本被兼并或削弱，1930年至1931年减削资本总额达73000万日元，被解散公司资金达104000万日元。大量工人失业，工资指数急剧下降，而一些大公司垄断组织资金膨胀，卡特尔和托拉斯进一步发展，危机还波及到日本的海外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满铁的收入也急剧减少，1931年还出现了创建以来的第一次赤字现象。
与上述经济危机同来的是日本的社会政治危机。1923年9月1日大震灾发生之际，日本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加紧镇压异己。9月2日首先在东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4日扩大到崎玉、千叶两县，出动兵力达5万人。许多进步人士和外国侨民遭到逮捕杀害。
1925年，日本通过了治安维持法，加紧对民众的政治控制，各政党也日益陷入危机，1928年3月15日至翌年4月，日本政府实行“大检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及其他社会主义革命分子、工农运动积极分子，实行白色恐怖，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1928年，工人斗争总数为1021起，参加人数1。2万人，1930年为2289起，参加人数19。2万人。＇今并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第225页。＇
佃农斗争1928年发生1866起，1930年达2478起。＇楫西光速、大岛清等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20页。＇
有的甚至发展为武装暴动，通过斗争发展了农会组织及许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左派组织，如1926年建立了“劳动农民党”，1928年建立了“全国农民协会”等。
面对上述经济政治危机，日本统治阶级一方面在国内实行恐怖政策，加强镇压和控制，另一方面煽动对外的掠夺战争以转移国内矛盾。一时间在日本的军界、政界及财界，战争呼声甚嚣尘上，军政当局及民间法西斯分子纷纷抛出各种侵华战争方案、计划。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在1931年5月29日发表对各部队长官训词中，即公开提出进攻中国的主张：“环顾目前帝国情势，国难内外交逼，国家前途确实令人忧虑难当。要很好地打开这一现状以谋国运的发展，妥善处置将来世界变局而维持东洋永远和平。以此确保帝国高远使命其必然之路，第一步应该是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编《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45页。＇
（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1919年，与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组织出现的同时，日本法西斯的鼻祖北一辉，写出了《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23年发行时改名《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要求对日本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翌年，北一辉与大川周明组建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该社以北一辉的《大纲》为指导纲领。他们的根本目标，是建立法西斯专制，要“基于天皇亲政的本义”，“打破以党利为主的国策下之政党政治陋习，以期亿兆一心，实现国民理想之皇国政治。”＇大川周明：《日本文明概说》，东亚会社，1939年汉文版，第168页。＇
在犹存社的基础上，又派生出了众多的法西斯团体，如行地社、大化会、大行社、白狼会等。大川周明同军部要员往来密切，他主持“大学寮”，为军部培养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活动的骨干分子，培训出的学员大多分配到中国、朝鲜等国家从事侵略活动，大川周明还经常去陆军大学、陆军士官学校讲课，灌输其扩张理论，煽动军队内部的法西斯活动。
军队中的法西斯势力，是推进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要力量。1921年，三名赴德国考察的青年军官永田铁山，小烟敏四郎、冈村宁次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聚会，订立盟约，决意回国后将全力推动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东条英机随后也参加了聚会。这就是所谓的“巴登巴登密约”。
1923年永田铁山等人归国建立了二叶会。＇今井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册，第187页。＇以后，军队中的法西斯运动，在20年代日本的政党政治发展、经济危机加深的情况下，也日益加速发展起来。1927年，由北一辉的信徒西田税等人筹建“天剑党”，1930年，参谋部幕僚派少壮军官以桥本欣五郎为首建立了“樱会”，海军中也建立了“王师会”等。与二叶会活动的同时，有由铃木贞一、石原莞尔等人组建了“木耀会”，其后与二叶会合流，于1929年5月19日成立了“一夕会”。法西斯一夕会所奉行的是一条上层路线，他们以和平渗透手段相互提携，控制了陆军省、参谋部、教育总监部、航空部、内阁资源局、关东军等许多要害部门的实权职位。永田铁山、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人，都先后成了日本军政首脑人物。
日本的法西斯力量从其形成之日起，就是日本最活跃的侵略战争论者。
1919年北一辉首先提出了日本的“生存空间”问题，他比希特勒早出好几年地强调人口增长与领土关系的矛盾，他要求建立一个囊括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苏联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及英属澳大利亚等广大地域，即包括所谓“北俄南澳”的大日本，“使后世史家叹赏这是黄人罗马帝国。”＇〔日〕《北一辉著作集》第2卷，美铃书房，1959年版，第223页。＇石原莞尔则鼓吹：“战争破坏文明，同时又是新文明诞生之母。”＇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58页。＇
军部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加剧了日本国内政治的冲突和变化。法西斯势力为推倒代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政党政治，建立专制和独裁，推行对外侵略政策，发动了一系列阴谋事件和政治事变。在20年代末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中，他们经常发布“怪文书”，攻击政党内阁。北一辉还利用伦敦裁军条约问题提出了“干犯统帅权”的说法，与军部的死硬分子沆瀣一气，攻击政党内阁的协调外交，最后导致滨口首相被刺杀，助长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大川周明则伙同军队法西斯团体“樱会”头目桥本欣五郎等人，在1931年筹划了两起未遂政变。上述军队的法西斯运动，为后来法西斯国家体制的确立打下了基础。
30年代初，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分化成两大派。在由少壮军官组成的“皇道派”大肆活动的同时，由军队幕僚派所组成的“统制派”，亦从1930年伦敦裁军会议后分化出来，并以更加隐蔽的手法，推动着日本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化。他们的目标是建立法西斯主义的以军部为核心的“统制主义”政治和“统制经济”体制；他们所主张的国家改造的基本手段，是对外侵略战争，并以中国满蒙为首要目标。
1928年1月的法西斯“木曜会”第三次聚会上，东条英机、石原莞尔等人相互盟誓要夺取满蒙。他们认为在“国内改造之前应积极迅速地解决满洲问题”。
20年代新兴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对于加速日本的战争准备起了重要作用。它是推动日本对外扩张进行侵略战争的基本力量之一。而对外侵略战争，又反过来推进了法西斯化的进程，使其确立了日本的法西斯体制，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完成了政治准备。所以，法西斯与对外侵略战争这两方面相互促动，相互补充，使日本给亚大地区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造成了一场空前的历史灾难。
四、日本的对华战争挑衅
20年代，正当中国处于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发展与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之时，日本田中首相推行对华强硬路线，即所谓对华“积极外交”，试图利用中国的变局，夺取更多的殖民权益，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挑衅活动。
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攻占长江一线，北洋军阀势力败退山东、河北等地。为日军所支持的张作霖、张宗昌等人的地位岌岌可危。日军借口侨民问题，由5月27日内阁会议决定，调驻东北的第10师第33旅出兵山东，另由海军编成第2遣华舰队在山东海面协同。7月5日，正在召开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的日本内阁决定，直接侵占济南。这就是第一次出兵山东事件。
1928年4月，国民党政府再度宣布“北伐”，又一次受到日本干预。日本调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组成临时济南派遣队，于4月20日进踞济南，另调国内的第6师（师长福田彦助中将）到山东，先头部队于4月25日在青岛登陆，先于国民党军侵入济南。5月1日，国民党军一部进入济南，但主力却于5月5日绕离济南继续“北伐”，避免同日军接触。为扩张在山东等华北地区的权益，用武力震慑中国，日军蓄意制造流血事件，其参谋总长对福田师长的作战命令中说：“对中国军队的停战，必须以显扬国军威信并根绝祸因为条件。”＇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中译本，第531页。＇
3日，日军便对少量中国守军与和平居民进行大屠杀。日军不顾国际外交惯例，冲进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抓捕并捆绑南京政府新任驻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人。蔡据理抗议，驳斥日军的野蛮行径，竟被日军惨无人道地割去耳朵、鼻子后，加以杀害，随员遇难者共达17人。日军还烧毁了外交公署办公楼。
5月7日，日军向中国提出“禁止南北两军在商埠地区及胶济路沿线二十华里以内驻扎”等6项条件，＇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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