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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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谢文东（后叛变），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副军长滕松柏（后叛变），参谋长于光世。部队由原来的4个团扩编成两个师，后来又扩成6个师，约2000人。该军编成后，在依兰、方正、延寿、勃利等地开展游击活动，配合活动于上述地区的抗联各军作战。
　　　　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
　　　　1932年8月，原吉林自卫军李杜部营长李华堂在自卫军失败后，于小土城子收编地方武装组成“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
　　　　1934年末，该支队在日伪军“讨伐”中受到重大损失，仅剩五六十人。后在人民革命军第3军的帮助下，重新整编了队伍。
　　　　1937年1月，继抗联第8军成立之后，该支队根据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的决定，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军长李华堂（后叛变），参谋长李向阳，所属部队编成3个师，8个团，共800余人，后发展到2000余人。第9军开始在汤原汤旺河沟里一带活动，后由于日伪军的压迫而移到松花江南岸，转战于依兰、方正、勃利等地。
　　　　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
　　　　该军的前身是宋德林山林队余部汪雅臣为首的反日山林队“双龙”队。
　　　　1936年初，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将“双龙”队收编，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8军，汪雅臣任军长，王维宇任参谋长。1936年冬，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将该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军长汪雅臣，政治部主任王维字，副军长齐云禄（后叛变），辖10多个团，1000余人。该军在五常、苇河、舒兰一带活动，曾配合抗联第3军作战。
　　　　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
　　　　该军的前身是1933年6月依兰县驼腰岭金矿起义工人组成的反日山林队“明山队”，队长祁宝堂（祁致中）。
　　　　1936年5月，在人民革命军第3军和中共勃利县委的帮助下，将“明山”队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祁致中任师长，富振声任政治部主任，辖7个团1个游击队共400余人，后改编成3个旅9个团，约800人，主要在勃利、富锦、桦川一带活动。
　　　　1937年6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议曾作出将该独立师扩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的决定，因当时缺乏领导干部而未编成。直到同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才在富锦正式编成，军长祁致中，政治部主任金正国，参谋长白云峰（后投敌）。辖1个师，3个旅，9个团，1500余人。第11军编成后，主要活动于依兰、桦川、富锦、集贤一带。
　　　　1936年2月到1937年7月，是东北抗日联军迅速发展也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到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已建成11个军，共3万余人，并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游击区扩展到70余县。
　　　　东北抗联在北起小兴安岭山麓，南至长白山、鸭绿江畔，西起辽河，东到乌苏里江的广大地区内，纵横驰骋，同日伪军警作战数千次，挫败和打破了敌人上百次“讨伐”，歼了大量日伪军，粉碎了日军消灭抗联、摧毁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企图，威胁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侵华兵力，推动了关内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推迟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进程，鼓舞了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等欧非国家人民反对德、意法西斯侵略与干涉的斗争。
　　　　东北抗联消灭敌人的数字，据周保中当时概算，1931年到1937年期间，共歼敌103500人。日本陆军省公布的1931年到1935年期间日军伤亡是：战死4200人，伤、病者171300人。关东军头目从本庄繁到植田谦吉都曾为日军的重大“牺牲”感到“最为遗憾”。
　　　　日军更为苦恼的是虽然付出了“很大牺牲，但治安没有好转”，抗日部队“日益发展活跃”，使日军日夜不得安宁。据日伪统计，1932年到1937年6年中，抗日部队共出动131423次，达21058011人次。若按年计算，1932年共出动377万多人次，1937年则增加到1035万多人次。＇伪满治安部编：《满洲国警察史》，第321页。＇　再以月计算，1936年7月一个月就出动20万人次，日军死伤达900余人。＇1936年伪联华社长春电讯。＇
　　　　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无可奈何地承认：“根据我的观察，对于能不能预计在短期内把满洲国治安恢复到平静时期这一问题，很遗憾，我只能回答一个否字。”＇《世界历史20·现代5》，第280页。＇
　　　　东北抗日联军和抗日游击战争所以能如此迅速发展，除了国内国际等客观因素外，从主观指导上讲，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这支部队确立了为全民族的解放利益而战的思想，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因而大得民心，拥军、支军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行动。连日本关东军参谋部也不得不承认：民众对抗日部队的“认识是极为良好的”，这也是“从来在讨伐上得不到效果的最大原因”。＇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昭和十年秋季治安肃正工作概况》，1935年12月。＇
　　　　其次，执行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籍贯、队头，不记旧宿怨，只要抗战，大家都联合起来”的原则下，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从而推动了抗日武装和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
　　　　第三，各地中共组织把工作重点逐步转向农村，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各种群众抗日组织和游击根据地，给游击战争的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和后方基地。
　　　　第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不死守一地，不打硬仗，而是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战略战术。诸如：避敌锋芒，击敌弱点；声东击西，内外线结合；诱敌深入，寻机制敌等等，有效地打破了优势敌人的“讨伐”，保存和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
　　　　五、朝鲜、日本人民支持和参加中国东北的抗日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朝、日人民的共同敌人，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侵占中国东北的斗争中，得到了朝鲜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同情和支援，许多朝鲜优秀儿女和日本革命者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朝鲜人民积极参加东北抗日运动，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就有许多不堪忍受日本残暴殖民统治的朝鲜人民，纷纷渡过鸭绿江、图们江来到中国东北地区，有的就已在本国或中国东北边境参加了反日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朝鲜人民，纷纷参加东北的抗日群众运动和抗日游击队，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打击敌人。在这些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日成等所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支部队在中朝两国人民亲密团结和合作下，到处打击敌人，不断壮大自己。
　　　　1934年至1935年间，他们井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600多次，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另据日本所发表的数字，从1931年9月到1936年7月，这支部队同日伪军作战23928次，毙伤日伪军警4321人，俘虏日伪军警18114人，缴获武器3179件。对推动中国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朝鲜人民的反日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中国东北的武装斗争中，许多朝鲜的优秀儿女用鲜血和生命支援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在战斗中同中国兄弟结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这种为争取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团结战斗的友情，在杨靖字所写的一首《中韩民众联合抗日歌》中，已充分地表达出来了。这首歌词写道：
　　　　热血沸腾，杀声冲天，民族联合钟，壮夫断臂，争先恐后，共夺万年灯！
　　　　　　旌旗以至，势同破竹，虏焰自息影。阵容强化，战线巩固，优点早造定。
　　　　　　联合呀！中韩民众！本赤诚，互相间。誓杀到敌人大本营！勇冲锋！＇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56页。＇
　　　　中朝两个被压迫民族在长期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战斗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中朝人民正是凭着这种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打败了共同的敌人，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二）日本人民和关东军士兵的反战活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的两个月，日本共产党就号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奋战展开斗争”。＇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文版，第142页。＇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当时的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就立即揭露日本侵略计划的反动实质，并号召全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不要染指中国”。在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下，日本工人、农民相继开展大规模的反战斗争。各阶层人民先后走上街头，集会讲演，散发传单，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日本无产阶级还呼吁世界无产阶级起来开展反战斗争。为了加强反战斗争，日本共产党于1932年7月成立了中央军事部，9月创办了面向士兵的机关报《士兵之友》，在军营和军舰上进行发展基层组织的活动。
　　　　日本无产者、工人活动家片山潜发起的世界反战大会，于1932年8月17日至29日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来自25个国家的不同政党和劳动团体的2244名代表出席了会议。片山潜参加大会并发表了演说。在演说中，他历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罪行，热情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广大群众以游击战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野坂参三和山本悬藏联名发表了《给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信》，指出现在日本斗争的主要敌人是“法西斯军部”，“日本共产党当前的任务是把全体劳动人民统一起来，反对军部、反动和战争。”＇〔日〕井上清等：《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务馆，1972年版，第595页。＇
　　　　在中国东北抗日战场上，许多日本士兵目睹日本法西斯的种种暴行，激起了正义感和自责心，推动着反战运动在关东军内部发展。有的拒绝将枪口对准中国人民，有的暗地援助抗日力量，有的想尽办法投奔到抗日队伍中去。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日本共产党员伊田助男，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为了反对日本侵略，支援中国人民，伊田助男在1933年日军鳖刚村一旅对吉东马家大屯一带游击队进行“讨伐”期间，将10万发子弹用卡车运送到嘎牙河下游大肚子川沟一片隐蔽的森林里，准备送给反日游击队。由于未找到游击队，伊田最后遗书自尽。该遗书写道：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会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的恶兽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十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日本共产党员？　伊田助男
　　　　1933年3月30日　＇《星火燎原》第4辑，第422—123页。＇
　　　　游击队员们看过这份遗书后，无不敬佩伊田助男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表示要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后来，这件事一直传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扬。
　　　　伊田助男事件轰动了日本关东军。事后，日本特务机关在鳖刚村一旅进行大搜捕，并将该旅调往延吉解散，所部官兵被送到各地“矫正思想”。但是醒悟了的日本士兵，并不因为日本当局的镇压而停止反战活动，类似伊田助男的人和事仍不时出现。这些事例表明，许多日本士兵是不愿为日本法西斯卖命的。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九章　国共两党进行全国抗战的准备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全国抗战而奋斗
　　　　一、中国共产党迎接全国抗战的思想、理论、组织和干部准备
　　　　（一）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迎接全国抗战的到来
　　　　为适应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后的新形势，规定党在新阶段的任务，1937年3月27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全国抗战爆发前夜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分析和讨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以及党在这个阶段的新任务。
　　　　会议指出，国民党开始转变，但还没有彻底转变，党的任务是促使国民党进一步转变，并在抗日运动中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会议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煮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还指出四方面军过去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最主要的责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对他们的艰苦奋斗英勇奋战，表示深切的敬意。通过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增强了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会后，根据会议精神，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和《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中央宣传部宣传大纲。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指出以下主要内容：
　　　　（1）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动，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中国革命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党的工作的中心一环，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
　　　　（2）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凌，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中日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要求全党同志在任何曲折变化的形势下，紧紧抓住这一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基点。
　　　　在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的前提下，中国内部的矛盾依然存在着，有时还会相当尖锐，中国共产党的原则是使这些矛盾能够得到适当的解决，要使这种解决不但不削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须使之增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3）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彻底解放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最主要任务，并且从没有放弃在这一民族解放运动中力争自己政治领导的责任。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存在着严重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民族解放运动只有得到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才有彻底胜利的可能。
　　　　（4）新的形势要求全党同志迅速地彻底地转变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与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
　　　　（5）肃清“左”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同一切投降主义与尾巴主义的倾向作斗争。
　　　　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参加抗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为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进一步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而斗争，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出席代表22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