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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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持久战总的趋势和结局的论断是，中国进行的这种持久战，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再配合着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这个战争，不但将影响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推动各被压迫民族的进步。全中国人民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战争中去，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那末，为什么提起战略问题呢？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它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和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强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存在，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等问题也发生了，这就要求把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毛泽东指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以及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这六项，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人类历史上有不少游击战争，但人们往往把它作为辅助正规战的一种作战形式，认为它只起战役战术的配合作用。毛泽东根据中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把抗日游击战争放在战略地位来考察，这是对军事理论的重大发展。他要求广大的游击战争，逐步向运动战发展，以担负起决定战争命运的重担。
他强调建立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一了依托。根据地是关系游击战争生存和发展的生死攸关问题，没有根据地就得不到群众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就失去了进退的依托，在敌人反复残酷的进攻下，就不能长期坚侍和发展。毛泽东指出，首先应在山地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长期坚持的重要堡垒，然后向平原和河湖港汉地带发展，建立临时根据地，并逐渐发展为巩固的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及其成功的实践，对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我占区，打破敌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计划，发展壮大人民武装，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都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实际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纲领。它发展了弱国战胜强敌的战略理论，它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广大群众，对中国人民坚定抗日信心，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日的最后胜利，具有极大的动员和指导作用。
毛泽东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使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不得不佩服。程思远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副主席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达，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9页。＇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依据，详细地制定了怎样对一个起初较强大的侵略者进行持久的人民战争的理论。蒋介石在他早期的抗战演说中借用了毛泽东的很多提法。”＇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中译本，1987年版，弟101页。＇
傅作义将军读了《论持久战》后，感到抗战中的重大问题，都在这本书里找到了明确的答案，他让军官们阅读并指示在该部军政干部学校研究学习。＇蒋曙晨：《傅作义传略》，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
卫立煌将军在《论持久战》发表后，即让秘书陪他阅读，该书不但使他对八路军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的意义有所了解，而且认识到抗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相持阶段，这对他的“速胜论”和“唯武器沦”观点也有所触及。＇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3页。＇
《论持久战》由杨刚译成英文于1939年出版后，它的影响迅速在国内外扩大。日本研究战略理论的伊藤宪一，把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归纳为以动员人民的战略和游击持久的战略，来实现弱者对付强者的战略理论。＇〔日〕伊藤宪一：《国家与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94页。＇
日军大本营参谋陆军中校山畸重三郎，在日本军事杂志著文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争，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为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在毛泽东的游击战略中，游击战是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广泛进行的”，“可以说是一种全民总动员、一致对敌的攻势战略。它把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动员起来，发挥卫国卫民的主观能动性，造成集中全民力量正面冲击敌人的威势”，“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日〕《丸》1965年12月号。＇
国民党由于在西安事变前，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对抗日仍存在着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因此，难以对抗日战争实行正确的指导，而且实际上已使抗战受到不少失败和损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抓住中日民族的主要矛盾，精辟分析了中日两国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特点，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指导了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战场抗战的胜利进行，实际担负起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历史重任。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二章 中国抗战的指导路线和战略方针
第二节 中国国民党提出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一、全国抗战爆发前拟定的抗战指导方案
“九·一八”事变时，国民党实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一·二八”事变后，由于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浪潮影响下第19路军奋起抵抗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改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实际上是标榜抵抗，重心在谋求对日妥协。这一对日方针继续到西安事变后，才有了转变。
1937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拟定了《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拟定的较为具体的对日作战计划。计划按中日战争可能爆发于日苏战争的前后，分为甲乙两案。
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
在敌情判断中指出：敌国之军备及一切物质上，均较我优势，并掌握绝对的制海权，且在我华北造成强大之根据地，故其对我之作战方针，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敌我两国如已入于正式战争中，惹起俄日战或美日战，甚至中俄英美联合对日战，则敌将以陆空军主力应付俄军，海军主力应付英美，对我者只有一部兵力而已；在中日战争而演成世界大战之初期，或由俄日或美日战开其端绪，则敌军为略取资源，筑固作战之基础，或将以主力先对我国军取攻势，使在短期内消灭我抵抗之能力与意志。
在敌情判决中指出：敌惯以武装恫吓，以达其不战而胜，遂行其外交谈判，以局部军事行动，实行其国策。
在作战方针中规定：国军以捍卫国土确保民族独立之自由，并收复失地之目的，在山东半岛经海州——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迄南沿海岸，应根本击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黄河迄北地区，应击攘敌人于天津——北平——张家口之线，并乘好机越过长城，采积极之行动，而歼灭敌军。不得已时，应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之抵抗，随时转移攻势，以求最后之胜利。
在作战指导要领中规定：国军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胜之信念。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时，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开战之初，如情况所许，则国军以主力于沧州——河间——保定之线，保持重点于平汉路方面，对经北平——天津之敌军，实行决战。
空军于作战之先，以主力扑灭长江内之敌舰，及沪汉两地敌之根据地。集中期间以主力对敌海上航空母舰与舰队及运输船舶攻击，并协助我海岸防守部队之作战，以一部协同陆军作战。会战期间以主力协同北正面陆军作战，以一部协同海正面作战。准备全部重轰炸队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各大都市，以获得我空中行动之自由。海军以全力于战争初期迅速集中于长江，协力陆空军扫荡敌舰。作战期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乱其后方。＇《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第40～43页。＇
民国二十六年作战计划（乙案），是设想中日战争发生于日苏战争之后，其中敌情判决、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与甲案有若干不同：
在敌情判决中指出，敌为应付世界战，先必略取资源，巩固作战之基础，将主力对我国军取攻势，在最短期间内欲消灭国军作战之意志。
在作战方针中规定，国军以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下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同一时间内，将敌在我国以非法所强占领各根据地实力扑灭之。并在山东半岛经海州及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迄南沿海岸，应根本扑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华北一带地区应击攘敌人于长城迄北之线，并乘好机，以主力进入黑山白水之间，采积极之行动，而将敌陆军主力歼灭之。
在作战指导要领中提出：
（一）开战初期，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将敌在我国以非法占领之各根据地之实力，在规定同一时间内，将其奇袭而扑灭之，俾尔后国军作战进展容易。
（二）国军应以大无畏攻击之精神，统一之意志，对骄敌实行攻击，挫折其企图，以达成国军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民国档案》，1988年第1期，第34页。＇
在上述甲乙两案的敌情判断中，都正确地指出日本在军备及物质方面占有优势，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欲在短时期摧毁中国的作战意志。但是，在敌情判断的结论中，则认为敌惯以武装恫吓，以达其不战而胜，遂行其外交谈判，以局部军事行动，实行其国策。这就忽略了日本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的严重威胁。日本在1937年度的侵华作战计划中，明确具体地规定要使用4个集团军共14个师，对中国华北、华中和华南实施全面战略进攻。
对日本全面侵华的时机和兵力使用的判断方面，甲案是设想日本首先向中国发动进攻，并将以主力先对我国采取攻势。但是，将惹起俄日战或美日战，甚至中俄英美联合对日战。日本将以陆空主力应付俄军，海军主力应付英美，对我者只有一部兵力而已。乙案虽指出将以主力对中国采取攻势，但因此案是设想中日战争在日俄战争之后爆发，日军必然不能全力对华作战。
实际上，日本总的世界战略是采取中间突破，即先侵占“满蒙”，进而侵占全中国，获得足够的战略资源和有利的战略基地，尔后北攻苏联或南攻英美。
不首先侵吞中国就先向苏、英、美进攻，不先从弱处开刀辟头就与强敌决战，脱离日本帝国主义既定的侵略政策。同时，也没有估计到，苏联和英美等国都将从其自身的利益出发，尽量避免陷入或过早陷入战争。因此，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不会很快惹起日俄或日英美的战争，我国必须作抗击日军主力甚至是全力进攻的准备，作长期独立支持抗日战争的准备。
在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方面，由于判断日本的大举进攻会发生在日俄战争之后，即使发生在日俄战争之前，不久后将惹起日本与苏、英、美之战，日军的主力可能不放在中国方面，从这一判断结论出发，国民党提出的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就忽视了敌强我弱的根本特点，及其规定的中日战争长期艰苦的规律，使作战方针和指导带有轻敌和速胜的思想。
如作战计划甲案在作战方针中提出：“应根本击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应击攘敌人于天津——北平——张家口之线，并乘好机越过长城，采取积极之行动，而歼灭敌军”。在作战指导要领中提出：“空军于作战之先，以主力扑灭长江内之敌舰，及沪汉两地敌之根据地”，“会战期间，……准备全部重轰炸队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各大都市”。
作战计划乙案在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中更提出：“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时间内，将敌在我国以非法所强占领各根据地之实力扑灭之”。“应击攘敌人于长城迤北之线，并乘好机……将敌陆军主力歼灭之。”
从中日双方军事、经济强弱不同的基本特点出发，上述作战方针、任务和指导，有些是难以实现的，有些是脱离实际的，勉强去作，后果不堪设想。同时，作战计划甲案中提出：“不得已时，应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之抗战，”“不得已时，实行持久战”。
这就不难看出，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带有浓厚的战略速决和速胜的色彩。尽管如此，参谋本部在1937年上半年拟定的这两个国防作战计划，对国民党以后研讨和制定对日作战方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的抗战指导路线和方针
（一）卢沟桥事变汇报会议讨论抗战大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中央军事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幕僚，从7月11日起至8月12日，逐日在军政部长何应钦官邪举行汇报会，分析研究日本进攻的形势，商讨确定对付侵略的大政方针。
关于对日军进攻企图的判断，与会者认为根据连日情报综合，有两种判断，一种是敌不愿事态扩大，另一种是敌将大举进攻。但根据“关内第一线不过二师，第二线不过三师。辽北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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