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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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完成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近10年间，国民收入增长了1倍以上，平均每年增长81％。工业产值共增长3倍多，B平均每年增长14％以上，农业产值共增长22％，平均每年仅增长2％。这10年间，人民的就业率和职工的工资水平也有提高，1947年84％的劳动力资源都已就业，职工的平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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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48年的4843列弗增加到1947年的8142列弗。国家还通过多次降低工业品价格，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发放子女补贴，实行带薪休假等社会福利措施，提高人民的实际收入。但是这一阶段，工农业生产的技术装备率仍低，农业生产占用的劳动力约占全国物质生产部门就业者的68～81％。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资金和劳力投入取得的。保加利亚经济仍是粗放型的经济。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社会总产值增长高于国民收入增长，国民经济外延发展的特点十分明显。
　　第二节　苏共20大前后保共党内的斗争
　　1949年7月，季米特洛夫在苏联医治肾疾期间不幸逝世，这时科斯托夫已陷囹圄，保共中央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便由政治局委员契尔文科夫和比季更年长的科拉罗夫分别接任。
　　科拉罗夫在1940年初去世后，契尔文科夫便兼任党政的最高领导职务。
　　1943年斯大林逝世不久，苏共领导层内便开始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
　　1944年召开的保共“六大”
　　将讨论党内人事问题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安排。
　　在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保共中央全会上，契尔文科夫在保搞的个人崇拜受到批评，他随即提出按苏共领导一人不兼党政最高职务的做法，要求免去他的总书记职务，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并留任政治局委员。
　　1944年保共“六大”后，中央全会选举日夫科夫选为中央第一书记。当时他在中央分工负责党务工作和农业工作，党政工作的实权仍掌握在契尔文科夫手中。
　　1944年初，赫鲁晓夫赴保休假，6月率团访保，均与日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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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有不少接触，建立了比较密切的政治关系。但在1946年2月保共派团参加苏共20大时，代表团却仍由契尔文科夫、于哥夫、达米扬诺夫、加涅夫等老一辈领导人组成，日夫科夫未能参加。
　　3月底，日夫科夫应赫鲁晓夫邀请率团访苏，向苏共领导人报告保共党内情况。
　　4月2日召开的保共中央全会，对契尔文科夫进行了批判。全会上契尔文科夫派和反契尔文科夫派两派力量势均力敌。最后采取较温和的方式将契尔文科夫降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将原来部长会议副主席于哥夫升为部长会议主席，二人的党内职务保持不变。几十年来保共领导一直把这次全会视为解放后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点”。此后，日夫科夫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逐步巩固和加强。
　　1947年7月，保共中央全会解除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强科夫的职务，认为他所力主开展党内民主的意见实际上是“反党活动”。
　　正是强科夫在1944年中央全会上曾大力推荐日夫科夫出任中央第一书记。七月全会还将另一位资深的革命者、长期担任计委主席的台尔佩舍夫和其他一些人说成“涣散党的团结统一”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代表”
　　，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样从组织上“净化”了领导层。
　　这一时期，保加利亚通过了扩大工会和地方人民会议权力的决定，然而由于在匈牙利事件前后国内政治形势紧张，重新开设40年代初已关闭的劳改营，被囚禁者先后达一二千人，且以未经审判者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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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保共七大宣布“社会主义基础已经建立”
　　1948年6月保共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总结1948年‘五大“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成绩。它宣布’五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任务已经完成。日夫科夫在政治报告中说当时要求“首先摧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任务，在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胜利完成。
　　他在报告中批驳了1944年科斯托夫在八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9月9日以后保面临“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
　　的说法。
　　日夫科夫说，“保加利亚的人民民主形式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复和继续。……其特点在于工人阶级不是一下子而是逐步在尖锐的阶级斗争过程中建立和加强了人民民主形式的专政。”
　　由于1947年工农业产值比例已达到683∶317，92％B应该合作化的土地已经入社，而社会主义成分已在工业、交通、农业、商业、信贷各个方面取得胜利，全国城乡都已彻底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完全统治地位的力量，代表大会认为“我国已完成了对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永远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
　　，“生产关系的变革为发展生产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国家已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具有大规模合作化和机械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农业国家”了。
　　代表大会为今后一个时期确定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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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基础上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认为“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就是积累新的物质和文化力量和财富，并开始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创造必要条件的时期”。
　　显然这个论点是在当时苏共“建设共产主义”的超前理论影响下形成的。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保加利亚将在充分利用本国条件和考虑到国际分工的情况下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但是由于保加利亚是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的最早成员国之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它“不需要发展重工业的一切部门和过分加快工业化的速度。
　　……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使我国……有可能在生产自己具有最有利的自然和经济条件的产品方面进行专业化。“
　　面对轻工业和食品工业落后于国家迅速发展的需要的局面，代表大会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前提下注意发展轻工业和提高轻工业的现代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方针。指出那一阶段需要认真解决的经济问题有：减少工业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提高物质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人民生活等。总的来说，这次代表大会肯定了社会主义在保已取得胜利，国内已没有剥削阶级，因而人民的政治和道义上的团结已经巩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已经成熟。
　　第四节　建设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问题
　　保加利亚在1948年结束了恢复国民经济时期以后，经过执行第一、二个五年计划，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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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建立起与其他东欧国家一致的保加利亚社会主义模式，这就是在高度集中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下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工业农业国家的模式。
　　这种模式对发展社会主义有过一定生命力，但是它的弊端在当时和后来都有明显的表现。
　　（一）
　　不顾各国特点一律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而轻视农业的方针。由于投资倾斜和价格偏差，保加利亚原有的传统农业，如谷物、蔬菜、水果、经济作物烟草、葡萄、玫瑰等生产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而不少工业部门，尽管缺乏本国原料和市场，却由于发展模式的要求或国际分工的需要，必须强行发展。经济结构上的这种失调从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开始形成，尔后日益严重。
　　保加利亚农业发展相对缓慢，而且自始至终为国家的工业化付出沉重代价。
　　难怪1989年政局剧变后保加利亚有权威人士曾坦率地说：“保工业化是牺牲农业取得的。”
　　（二）
　　对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理解有片面性。
　　在这个阶段，保共已开始认为个体所有制绝对不如合作社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绝对不如全民所有制，并以这种理论认识指导工矿和银行金融等方面的国有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他们把所有制的这种改变视为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特征，而加以万分重视。
　　从1947年保开始对固定资产国有化以来，至1948年，全国固定资产中的私有成份仅占07％，工业产值的98％和农业产值的90％都是由社B会主义成份提供的。早在1942年商业中的私人成分仅剩下1％。
　　从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分红来看，1942年它在分配总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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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199％，而1949年，农业社合并为大社时完全取消了土地B分红，实际上已将土地变为国有财产。但是这种从片面理解出发的所有制改造和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并不符合保加利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了当时应有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束缚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三）
　　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使唯意志论和行政命令作风得以滋长，影响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健康发展。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集中有限的资源、财力克服战争时期留下的匮乏局面，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在恢复时期结束后，按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党政不分的管理体制就暴露出较多弊端。在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由国家计委和各部审定的工业指令性计划指标多达1800个以上，农业的指令性计划指标也有240个之多。企业在这种体制下只有完成计划的义务，几乎没有经营和生产的自主权利。在一定时间里，人们出于对新生活的向往和对新的生产关系的憧憬和期望，奋力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使领导人头脑发热，夸大计划的作用，迷信以党代政的高度集中体制，使主观意志和行政命令的工作方法在全国盛行。
　　曾在1944年前担任过保共中央总书记和在1946年前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的契尔文科夫等领导人在保共六大（1944）上过高估计本国的经济发展，认为当时保“已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农业国家”
　　，“粮食问题已经解决”
　　，合作制已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等等，决定采取“迅速提高劳动者的物质文化福利”的错误方针，使1943～1947年国民收入中积累基金的比重一度下降到18％左右。最低的1946年，积累基金仅占国民收入的143％。
　　这在一定程度上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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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个时期比较突出的侵犯农民利益和不关心群众生活的缺点也是这种模式必定产生的后果。
　　（四）
　　对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不够关心，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这一时期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对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并没有深刻认识，也没有领悟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原则对国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重要作用。尽管1946年国民收入比1942年增加了349％，但全国人均名B义收入却比1942年低4％，水果、蔬菜的人均消费量也比1942年下降。农民的生活水平更是提高缓慢。在只存在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国营和合作社）
　　的商业和服务行业中，网点普遍减少，市场呆滞，给经济和人民生活都带来消极影响。
　　（五）
　　从对外关系来看，保加利亚的政治和经济都日益具有封闭的特点。这个期间，保加利亚的对外关系被打上冷战时代的烙印。
　　在1949年经互会成立和1944年华约签订时，保加利亚都是它们的第一批成员国之一。它同各成员国建立起最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政治上它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起，在1944年加入联合国以后更是如此。
　　经济上它完全纳入经互会统一协调的轨道，从原料供应到市场销售的封闭性日益完备。另一方面，它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日趋疏远，不但在1940年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而且同英、法的关系也较冷淡。这一局面是当时国内国际条件所决定的，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并不有利。
　　直到60年代中期，这种严密的封闭局面才开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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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阿尔巴尼亚照搬苏联模式
　　第一节　争取把阿尔巴尼亚建成为农业工业国的“一五”计划（1941～194）
　　一、朝苏联模式迈出的第一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发表后不久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48年11月8～22日）
　　，是阿尔巴尼亚国家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阿尔巴尼亚从多年来侧重发展！
　　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转而直接与苏联亲近，不顾本国实际，机械照搬苏联模式的开始，也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左倾道路上迈出的决定性一步。这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后近40年的历史进程带来了致命的后果。
　　首先，恩。霍查在大会上作的工作报告中，以不切实际的方式高度评价了苏联的作用。他说：“在任何时刻，伟大的苏联、尊贵的和亲爱的斯大林同志、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拯救了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我国人民和我们党永远不会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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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这一切，并将至死忠于苏联。“他还说：”我国人民和我们党……把它们取得的所有胜利都归功于伟大的苏联、列宁—斯大林的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天才约。
　　维。斯大林“。他进而把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称作是”我国人民生活中的三大要素“。他在要求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强调”要首先学习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历史“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等著作。
　　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就按照斯大林的观点明确规定了两大方针。第一，在政治领域，它强调“我们党将领导阶级斗争，这种斗争不是越来越削弱，而是变得日益尖锐”。第二，在经济领域，它提出要“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电气化当作重要目标”。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其执行结果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解放初期的一系列经济改造措施为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自1941年起，阿尔巴尼亚开始执行五年计划。
　　劳动党“二大”
　　（1942年3月31日～4月7日）通过的“一五”计划把“以更快的速度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列为主要经济目标，要求在“一五”计划结束时，“使阿尔巴尼亚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农业工业国”。
　　开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虽然把发展重工业放在优先Ｒ位置，但在执行过程中还是注意到本国的实际情况，认为阿尔巴尼亚不需要也不可能发展重工业的所有部门，因为国家在经济上和技术上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并且可以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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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机器设备。当时，它把那些拥有自然资源的、能提供较多经济效益的重工业部门列为发展的重点，其中包括矿业、机械工业、电力工业和建设材料工业。应该说，这有它正确的一面。但在工农业关系中，“一五”计划过多地重视工业而忽视了农业的发展。计划规定，这4年中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277％，而农业为11％；对工业的投资比